我们同样可以无话不谈。他对我有许多教导，正确对待党内歧见，对待党内斗争，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沉得住气。首先要稳住自己。他热诚地关心我，保护我不受太偏激的过分的打击。他最大限度地运用了他的影响。
他住在小羊宜宾胡同。当年作协有许多人，包括给我以巨大的关心爱护的邵荃麟同志，也是住在这一带地区。他的院落里有一些菜地，他送过我一些生菜。可能由于他曾在外事部门工作，他的房间的艺术柜里摆着一些来自国外的小小工艺品，令人神往。
李一氓同志体重与块头都很大，他不像夏公那样伶俐，说话动作都非常持重。缓慢，慎重，喜怒不形于色，当然，这也是功夫。是我尤其缺少的。
我想起讨论精神污染时候一氓的一个发言，他说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要慎批人道主义，例如法共机关报的名称便是《人道报》。他讲这个话，当然很有权威性。
在革命队伍中有一批文化人，大文化人，他们更容易趋向于理想主义，趋向于现代化，趋向于自由民主平等与人道主义，没有这样的文化人革命不可能成功，而且将使革命变得过于简陋粗暴。但革命的主力确实是工农兵尤其是农民与穿上了军装的农民。而这些文化人如何能适应人民革命的种种特点与实际，如何能理解国情民情革（命之）情，也绝非易如反掌。同时革命队伍，革命的领导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人，这并不是没有经验教训可讲的。
一氓也是极不愿意辜负旁人的。与他常过往的有一个相对年轻一点的知名文人，这个人比较圆滑活泼，就是说有点见风使舵，随风摇摆。有另一（比一氓更）老（的）人给一氓带话，要一氓对他提高警惕。但一氓对我表示，他无法对一个对自己极友好殷勤的年轻人冷冰冰，更不要说板起面孔来了。
这说明了他对人的宽厚。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必求全责备。到了一氓这种见识，这种经历，这种境界，他几乎可以原谅一切。完全不懂得原谅的人，很可怕，比完全不懂得斗争还弱智。
境界的高尚，心胸的开阔，思想的深邃，见识的卓越，这些是分不开的。一根筋，两句话，三段论，然后一脑门子的官司，一脸的讨债表情，其实又能做成什么事情呢？
一氓的书法极佳，古朴劲道，苍凉重拙，自成一体，少有匹敌。他去世前送了我一幅字，抄自文心雕龙。他的去世使我闹不明白，他似乎并未患上什么致命病症，只是由于身体的沉重，运动的沉重，经历的沉重，语言与思想的沉重，终于无法承担下去了。临终前不久，他与张光年说过，他还有几件著述方面的事心愿未了。这些事做完，他就可以“睡了”。
于是，带着一些未了心愿，一氓老溘然长逝。
在台湾学者潘重规先生到大陆访问的时候，一氓老曾以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组长的身份，会同中华书局，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招待潘先生，张光年与我被邀出席作陪。张是《文心雕龙》的研究家，他用白话骈体韵文翻译了此书。而我被邀的理由是“红学”，潘先生在红学方面的造诣也是出色的。
在我国早期的革命人进步人士当中，确有许多大人文知识分子，胡乔木、李一氓、赵朴初、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巴金、夏衍等，他们的光辉是革命方面的文化优势的表现，所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断言反革命的文化围剿是彻底失败的。我们怀念他们，也不能不产生一种紧迫感：现在的大文化人在哪里？我们还有没有文化方面的优势？
光年仍然是我拜访最多的一位老前辈。心事浩茫连广宇，我对这些老人的所思所感所苦，都极其感动。他们犹有豪情在，光年家里的客厅墙上悬挂的字最感人的是“勤奋延年”四个字。他在完全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后，编辑自己的著作，继续翻译《文心雕龙》，整理历年日记，阅读年轻人的新作，接待来访者，仍然十分忙碌，每次见面，他总要先说说自己近日做了些什么事情，从中作一些回味与总结。
也有一个不长的过程。一开始我建议他继续进行与做完六十年代开始了的用白话文翻译《文心雕龙》的工作的时候，他曾略有难色，说是扔下已经太久了，后来，他还是完成了。而且，他的儿子说，他最可能留下来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一个是《文心雕龙》的翻译。
有一次，我拜访光年，若有所感，回来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济南》，我写到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写到老人的感慨与梦。宗璞看了，电话中告诉我她觉得我写得苍凉。还有我的散文《搬家》，她也说了类似苍凉的话。何光阴之荏苒也，曾几何时“青年作家”王蒙也变得苍凉起来。记得“文革”后首次短篇小说发奖，周扬同志过来与我握手，他指着我说：“你现在是老作家啦……”从青年作家，一个大巴掌或者说一脚就把我踢成了老作家了，亦可笑也。
我想起在美国常看到的一个电视广告：把一条鱼放在冰箱里冷冻，过若干时日，拿出来化开，大叫一声：“fresh新鲜着呢！”
《济南》是以一个老年女性干部的口气第一人称写的，写她与一个老男人、一个老干部的交往。他们闲谈中忆起了解放战争中的济南战役，那是打得非常惨烈的一仗。最后活捉了守军司令王耀武。我当时从北平的报纸上详细研究了这一战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又从菡子的小说《前方》里感受到了革命战争的腥风血雨，重大牺牲。
……你说你一天都在家，我相信你不止这一天而是差不多天天都在家……竟然是过了一会儿才明白过来你是邀我到你家……客人老友的敲门声是令人喜悦的。
你问：“今天你能到我这儿来一下吗？”我说当然。我原来的计划？什么计划？买鸭子和豆芽菜、看报和发信、去新落成的百货商场物色一件生日礼物的计划吗？好的，我下午去看你。
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是“我”和“你”，都没有姓名。都是干部，都是人。我写到“你”与“我”的已故的丈夫老侯，永远关切着“上边”的动作与格局。
……他为上面，我为他，倾注了一切。照顾他的偏瘫，这一切的麻烦帮助我度过了退休后的日子。使不工作的日子不至于像羽毛一样轻飘。
这里有一点“生活”，我认识这样一位女性，她照顾自己的身为老干部的丈夫的病，一口气几十年，然后丈夫去了，她也退休了。然后她无法生活下去了。
要不就是找我谈谈国际形势吧，就像你或者是我即将担任外交部长或者中联部长似的。不论黎巴嫩的还是尼加拉瓜的事情，我们管得了吗？
你坐在躺椅上。给我倒茶的时候，你的手抖得厉害。你的脸上有一块特殊的黑。我问你到哪里晒了太阳。你说……有一次去附近的菜市场买粉丝，来去十六分钟，就感冒了，躺了十六天。然而你不苍老，我说。是吗？你扬了扬眉毛，我发现你的一向显得严厉的眼睛竟是那样有神。你的眉毛长得那样长，好像一生的沧桑都隐藏在花白的长毛中。
此前从没有这样写过老人，淡淡的，然而有情。我似乎已经提前进入了这样的老人的行列。问题不仅在于生理年龄。
谈话中，出现了调整经济、信贷投放、小儿肥胖、健儿粉与新加坡商人合营的一个食品公司的出品、出国、越洋长途电话、养猫、巴西木、电视剧主角大岛茂（到我写自传三部的时候，已经想不起大岛茂是怎么回事了）、看病、气功、特异功能……等话题。当说到有那种人：本人为新中国奋斗了一辈子，最后却把孩子全部送到国外的时候：
我恍惚看到你的眼角是湿润的。你一见到我就显出微笑来了。
……我忽然听见你好像在远远的地方问：“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哪里见面的吗？”
“一九四九年‘七一’党的生日纪念会上。那天我们冒着雨开大会，听郭沫若朗诵颂诗，回家都夜三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