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就有过一个噩梦，这个噩梦来自五十年代后期。斯大林的故事令我沉重。那几年东欧的事情，波兰和匈牙利的青年的抗议活动尤其叫人喘不过气来。我从来以为革命的正义性是革命胜利的保证，而革命的正义性应该决定了它的群众性。群众=革命=真理=胜利，少年的我知道的是这样的全等式。我的青少年时代，人民、大众、群众、青年这些概念对于我来说不但有政治学与社会学的含义，而且有伦理学与信仰主义的权威性与至上性的含义。我以为革命永远与工人大罢工、市民大游行、抬棺示威、人山人海、山呼海啸的大合唱、团结起来到明天联系在一起。人海战术，当年国民党给共产党戴的这个帽子真好，人海，就是革命，就是无敌，就是国际悲歌，就是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而东欧的事情却告诉我，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人海的运动可能走上了相反的方向。多么沉重，多么苦恼，多么焦心，多么为难！
居然在一九七六年的清明，重新提出了当年匈牙利的事件，并且把“纳吉”的帽子扣到邓小平头上！居然表现出了撕裂的可能，撕裂的痛苦：革命与人海，理想与现实，头脑与热血，周恩来与同样担任着高级职务的几个人，还有人民与毛泽东！
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激动、急躁、排他、热血沸腾、刻不容缓……动辄要刺刀见红，舍得一身剐，把冠冕堂皇的崇高目标与“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舍命心态乃至是玉石俱焚的仇恨心态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的煽情与大言，还没有给我们足够的教训吗？我们的国家与人民，还不够激烈，还需要无尽的生猛搏斗吗？
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天，我已经在一些主流媒体上看到近代史专家的文章，说是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与日本的发展情况与改革决心差不多，欧洲普遍更看好中国，但是中国的变革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激进主义，最后在实现现代化上反而不如日本。
其实我并不认为是理论、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的选择与命运，多半倒是中国的国情、遭遇、处境、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选择。
我部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赵士林博士，一九八九年春提出：当时对于中国文化与改革的讨论，存在着“重情轻理，重破轻立，重用轻体”等缺陷。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这些观点，并不能发挥多大作用。
而另一方面，各种的威评猛论，各种高分贝的与气势决绝的论说主张像潮水一样、海啸一样、野火一样涌来。例如批评龙的图腾，说是龙太张牙舞爪。还真有一个北欧学者向我建议将中国的象征符号改成熊猫。几十年后又有人在极正式的场合大讲我们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这乃是全世界华人的共识，或建议正式开展对于龙文化的研究。批龙与颂龙其实都属于过度解释，吃饱了撑的。请看《辞源》，对于龙的讲法，一是传说中的一种动物，一是古生物中的一种巨大爬虫，一是皇帝象征，一是堪舆家对于山势的说法，一是姓氏，内中绝无中华民族象征民族祖先民族起源于龙之说。而且最早见之于汉书的“龙庭”一词，恰恰是指匈奴各部落集合祭天的地点。至于传人一词，来自台湾，据台湾学人告，此词参考了英语transfer一词的发音。读过一点中国书的人都知道，侯德健先生的《龙的传人》在中国大陆上唱开以前，压根就没有一个什么“龙的传人”之说。明确地说，龙的传人云云，是侯先生的杜撰，是侯先生通俗爱国歌曲传播的结果。大众传媒时代人们的知识与伪知识多半来自传媒，这是一个既方便又靠不住的进展。当然这杜撰事出有因，谁让中国人例如叶公压根就好龙嘛。龙的子孙说就更荒唐，我国古代有女娲捏泥人说，有炎黄祖先说，有盘古开天地说，绝无龙为华夏祖先之说。龙应是卵生，古往今来，没有谁认定自己的祖宗是破龙蛋之壳而生的。对“龙的传人”一语的解读，如果超出了唱歌的范围，如果太认真，即属荒谬，反过来批判龙图腾云云，也属无事生非，自找别扭。
其实龙的形象无碍也差不多无助改革开放。别说，龙的形象商业化一下也许有利于民众旅游，可能给“老外”们弄出一头雾水与新鲜感。
有的批龙批到了长城和四合院上去了。说是长城像龙，说是长城与四合院都是文化封闭的象征。
甚至一直批到黄河长江，一位诗人说长江像一条裹尸布。
此外像内河文化与海洋文化、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之说，莫非廉价的随心即兴之论。
却又十分激进，十分动情，一副自我作古，历史从我开始的自恋感。
一心为改革开放唱颂歌，一心把改革开放悲情化、深沉化、诗朗诵化与一厢情愿化，一心搞一套由独出心裁的新鲜思想组成的豪华套餐，典型的情大于理、破大于立、用大于体的作品出现了，在高层中引起了不同意见我在中央全会上目睹了有关争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
我知道《河殇》的立论的基础的不牢固与简单片面。《河殇》中也弥漫着某种弥赛*结。它的对于改革开放的高歌猛叹，它的书生论政的豪情，它的实际上的爱国主义、速成主义、根本扭转主义、从此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主义也曾令我感动。感动但是不放心，觉着它玄、悬、炫，带几分野路子。对于它的争论，使我难受。
当然激进主义我也并非笼统反对，没有激进主义就没有革命，而革命的成功与惯性大大张扬了激进主义，过分张扬的激进主义反过来又会危害与歪曲革命事业。例如“文革”。
此后已经有过数量不少的对于那个时期的西方影响例如全盘西化论，例如引进总理说，例如请来殖民以救中华说与自由主义的批评。还有各种防范与猛烈反弹。然而，如果说彼时仅仅是自由化，不可能那么激烈与风起云涌，成不了那么大气候。这里同样有的是几个方面的激进主义包括极左与极右。请想想最初一些孩子们的口号：谁谁的干部两袖清风，谁谁的干部无影无踪，谁谁的干部百万富翁。其中当然包含着反对腐败提醒注意贫富差距与干群关系中问题的合理内容，但也流露了单向地绝对化地怀念井冈山与延安的含意，宣扬空想或农业社会主义、军事共产主义的含意，是极左的含意而不单单是自由化的含意。是我们新中国自己的战斗豪情战斗胸怀战斗方法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切街头抗议的方法完全没有超出我国出版发行传播的党史、革命史、革命小说、革命影片戏剧图画木刻的范围。
建国以来，我们进行了多少砸烂旧世界的教育，如何颠覆反动政权斗争的教育：罢工罢课，绝食静坐，游行示威，建立根据地，打游击，乡村包围城市，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监狱里的绝唱，刑场上的婚礼，偌大华北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长项，是我们自己教出来的。年青人学了这些会到台湾去斗争吗？会到日本还是美国？他们就地消化，就地实验，就地与衮衮诸公干上了。
我们又有几部电影、几部小说是说青年人要钻研学问，要发明创造，要进行建设，要一点一滴，要发展经济，要追求和谐的？我们有没有一部影片可以与美国人拍的《居里夫人》相比？而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居里夫人还是街头抗议的斗士呢？
甚至后来放映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时候我也杞人忧天：看看那些影片吧，都是教导青年人斗争斗争斗争、兴风掀浪……的。
记住还是忘却？这似乎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又似乎完全不是问题。我们伟大的艰难行进的祖国，多灾多难，曲折迂回，奋斗牺牲，屡败屡进，千锤百炼，经人之所未经，历人之所未历，忍人之所不能忍，克人之所不能克，行人之所不能行，终于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分裂混乱的老面貌。当然要团结起来向前看，要忘却一切个人的恩怨，要大处着眼，要绝不纠缠，要知道时不我待，我们只能够与时俱进，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战术上，该忘就得忘，不能纠缠，不能较死理，不能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一些权宜的措施，在必要的时候是要实行的，没有什么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