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我同样是事后很久才知道。
这样，就失去了我们这边一个改善与加强跟瑞典科学院与他们的诺奖评选机构的沟通的机会。此后我国有关方面与马教授的关系日益恶化，我方曾有一段时间不同意他入境。近年这个政策又有了大的调整和改善。我得知，他目前对中国作家的兴趣，集中在山西作家李锐与曹乃谦身上，零七年书市上，马教授曾为曹作家站台助兴。据说曹是李推荐给马教授的。马已先后表示这二位够条件得到诺奖。祝这二位同行好运。
高行健得奖时有一位有关部门领导曾想找我问问情况，因为多数人根本不知高是何许人也。我时在远郊区农村，没有联系上。从另一位具有领导干部身份的作家兄身上，得到了严厉批判的强硬反馈，认为必须予以反击。此后对诺奖的看法日益两极分化。
一些无知小儿认为中国作家得不上诺奖是由于作家胆量与生存环境造成，从而责备作家没出息没本事或干脆埋怨环境。
有纯洁年轻的朋友认真研究每次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情况，并以幸运的得主们为文学尤其是道德标杆，要求中国作家对照反省，照此攀登，对中国作家的这第二项原罪提高认识，幡然醒悟，走向世界，为国为民为作家同行争光。第一项原罪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没有再出鲁迅，当今作家的模样都不像鲁迅。其实中国作家早已获得了诺奖，高行健先生就是，只是不好从中做太多的文章就是了。还有一位欧洲得主，大讲他从嫖妓上得到快乐和灵感，这样的经验也难于在敝国推广。
亲爱的朋友，你是多么天真！
另一类相当正式的意见，是认为这方面的诺奖乃是为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服务的。
后面一种说法恐亦嫌简单，诺奖确实喜奖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政见者、流亡者，如索尔仁尼琴、布罗斯基等。但也奖过苏联当红的萧洛霍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诺奖常常奖给西方国家的左翼批评者，如葡萄牙共产党员萨拉马戈，意大利剧作家达里奥福，德国的海因里希伯尔。看看历史，诺奖还是比较严肃的，有别的奖无法比拟的影响包括奖金数额。诺奖很喜欢特立独行，力排众见，不在乎舆论，常常爆一些冷门，例如奖法国的西蒙，奖意大利的达里奥福，也包括奖德国的伯尔。更不在乎某个国家的政府的反应，毋宁说此奖是以向一些政府叫板为得意之光环所在。诺奖本身也是活的北欧人评出来的，不可能满足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它没有这方面的义务。同时它具有一定的可塑性，与之对抗毫无必要，也不起作用，视若天神文学弥赛亚则同样是无知幼稚的小儿起哄。我们与诺奖评审机构应该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加强沟通。另外与其批评诺奖，不如改善我们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艺评奖，增加它的权威性、公信力与影响力，也增加它的奖金数额。王朔有一次面对提问“为什么中国作家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时，他的回答妙极，他说，是由于中国作家忙于争取茅盾奖。可惜的是茅盾奖只有人民币数万元，而诺奖是欧元百万。
至少，我建议，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真正文学性艺术性权威性的被公认的世界华语文学大奖。我们现在不是很喜欢谈软实力吗？这样的软实力，我们应不应该具有呢？我们应不应该尝试构建呢？
再有就是，九四年春，有一本叫做《第三只眼睛看中国》的书受到注意，作者署名为洛伊宁格尔，说是德国汉学家，书中讲了一些相当吓人的“左”的意见。如说，中国历朝历代都怕游民，游民作乱是许多朝代灭亡的原因，而毛泽东的一大功绩就是把农民死死固定在自己那块土地上。书里甚至提出，不压农民，就无法使中国的现代化伟业起步。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取向基本上是背道而驰的。但由于一些原因，据说此书曾经颇受青睐。我到北京医院看望夏衍，顺便看望赵朴初同志，赵老曾为我的天津百花出版社版《王蒙选集》题写书名。我去时赵老恰不在室内，但是他的床上摆着这个“第三只眼睛”。
我读了此书，甚觉狐疑。这种观点出自德国人？德国汉学家我是知道一些的，怎么从没有听说过他老？德国人的论辩是最讲究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与程序性的，怎么从此书看不出来？有些观点与词语运用，怎么更像是假扮洋人的中国人写的？还有，出一本翻译著作，怎么可以不写作者姓名原文与原出版社原版本？版权页上连一个外国字都没有。
这时驻北京的歌德学院院长是阿克曼先生，一次我向阿先生发问，在场的还有一位好友作家，阿先生拿了书翻阅良久，他说德国没有这样一位汉学家。我乃断定了这是一本伪书。
为此我写了一篇提示此书真相的文章给《读书》，沈主编大喜，决定以头题位置发在九月号上。但是八月，沈先生叫起苦来，因为号称笨人某老大的那位先生（见《大块文章》一书），在港报上率先指出了此书的伪造性质。我只好改了文章名称，并改发三题或四题。这使《读书》与沈昌文先生与我都感到了扫兴。
按：我始终认为，这是在场听到我与阿克曼先生的有关谈话的那位作家好友告诉某老大的。这是一个小小经验，谈什么新题目的时候，不能当着“第三者”。我的那位作家友人不久即赴美探亲去了，他与那位先生的私交尚存。杂志比时效是比不上报纸的，此事也算一段伪国际风波吧。
《读书》与我，就这样吃了一下哑巴亏。
还有一件事不妨请读者协助分析。一九九五年我访问加拿大时接受了华裔专栏作家丁果先生的采访，在这次采访中，我进一步发挥了我的关于文化整合的观点。我觉得近代以降，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与价值观念，汇聚于多灾多难的中国，互相斗争得很厉害，例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与苏式社会主义文化，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胡志明、格瓦拉式的左翼革命文化，胡适式的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文化，后现代后殖民后工业以及其他各种“后”的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通俗大众波普文化，市场化的次文化，还有什么新左派、新自由派、新古典乃至带有原教旨色调的不同文化。这些文化形态与价值取向，互相斗了一个不亦乐乎，互相骂了一个狗血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