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王蒙自传—九命七羊
5003300000072

第72章 我才不忧“会”呢(1)

九十年代初期,刘绍棠曾经总结“苏东波”的经验,说是苏联东欧的“变天”是由于“作家煽动,学生闹事,政府让步,共产党垮台”。有人特别欣赏这样的总结。有人特别强调文联尤其是作协在意识形态领域乃至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即使你认为是不经之论,它也能起某些作用,甚至是大作用。

一九九零年前后,中国文联与其各协会作了全面的人事更迭。新“领导”上任,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副书记孟伟哉。作协这边,书记马烽,副书记玛拉沁夫。也有的省里的比较有志升迁的文联作协干部赶紧称他们或他们中的某人为“中国文坛领袖”。

巴金曾经收到主持作协工作的同仁的信,说是要开作代会了,要改选作协的主席团,他们希望巴老继续担任主席,但不知巴老本人意见如何。

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回答,您会不明白吗?

巴老未予回信,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巴老就提出过,他应该退下,请年轻一点的作家当主席。此时,他反而没有说什么也不准备说什么。

都知道,巴金是一个真诚的我要说是天真的人,但是,他也锻炼出了一身必要的功夫。活在中国的人都有功夫。我们整天讲国情,什么是国情?需要随时留意。

九十年代初期,巴金向我提出召开作协主席团会议学习贯彻小平南巡讲话与十四大文件事,我代为反映了,未果。

巴金还说过一些极富政治气度与经验老到的话,当然没有人认为他老想当政治家。他说到对某些事的看法不一时,他说,不要老等着给你平反,看准了,自己给自己平反嘛。他老的话使我为之一震。

巴老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也不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但是约在九三年,在上海他的寓所,他有一次说起:“张洁的小说《上火》……”带点轻度结巴地说着,他嘻嘻笑了。他还说拙作“稀粥”,成了“世界名著”了。他的四川口音把世界读成世盖,增加了幽默感。

至于张洁的小说,是发表在《钟山》上的,主编刘坪,为此受到善意的规劝,但刘说起此事只是呵呵地笑,觉得张洁的小说有趣,开开心,乐一乐,并无大碍。

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感觉巴老说起事来比较不那么认真和沉重,多少受了点张洁的调侃的影响。

此前我最放肆的一次是九零年,我看到巴老太沉郁,便胡说八道起来,我说我有救国良策。巴老重复了一下:“救国良策?”他的策的发音是上声的踩。我说,我建议一个是在广场举行现代舞大赛,优胜者可免费去西方发达国家旅游。二是,在文坛内部举行麻将大赛,谁赢了就让谁“领导”一年。

我还忘了一句妙语,四次作代会上,冯骥才早就说过,以后作协主席由作家们按大小个儿排队(天津话叫挨个儿)担任。这里,用挨个儿,更出彩。

大冯身高两米多,他想当主席,已经昭然若揭。

与巴老谈完话后,我很后悔,这套侯宝林式(现今则应说是郭德纲式)的语言(丁玲早就指出过我的“说相声”了),怎么可以用到巴老这里来?

我给巴老的女儿小林电话检讨。小林说,那天,是她爸爸近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这也是“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随她去罢”之一例。

有人为我的这方面的表现生气。对不起,我们总得活下去,我们必须活下去,我们有权利活下去,历史也需要我们活下去。此前我已在本书中说了,过于爱生气的中国人早已经被历史所淘汰,现在弘扬着的基因是铜豌豆的基因,如关汉卿所写的那样: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炖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尚兀自不肯休……

这其实就是鲁迅讲的韧的精神。偏偏我们的朋友只知鲁迅的急切与喷火,不懂得韧的战斗。尤其是韧的建设,而不是只知道斗。

九三年底或九四年初,改由时已任中宣部副部长的翟泰丰同志担任作协党组书记,并吸收了小说家陈建功、散文家高洪波、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等人参加作协书记处的工作。

翟泰丰调整了一个时期以来不与作协主席团打交道的做法,他来了以后就为召开新的主席团会议、全国理事会、代表大会而奔走,而努力。斯时作协主席团的组成人员,死的死,走的走,大致剩下了巴金、张光年、陆文夫、邵燕祥、朱子奇与我……了。

老翟原在北京总工会工作。曾任六一八厂团委书记。后到中宣部任秘书长、副部长等职。他的到任为作家团体创造了新的经验,即不由作家担任作协主要“领导”,与作家间恩恩怨怨无关,与文坛一切历史纠葛无关,与文艺业务诸说无甚瓜葛,他的工作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一切按正规的机关部门团体来办。

原来说作协是“副部级”,老翟来后考证出作协是正部级,这也是很令作协机关同志感到鼓舞的事情。从此作协干部正副部,正副局,正副处……堂堂正正,有声有色。作协的全国理事改称全国委员,工作机构改称厅、部(这最后一点是翟来前已经改过来了),领导同志办公桌前挂上五星红旗(与国务院各部一样),日益正规化机关化政务化了。联想到孟、玛时期,他们也都关心过文联作协的干部包括他们自身的级别待遇问题,但是没有取得成果,令人叹息。

包括林默涵同志这样的被认为“左”一些的领导,毕竟是知识分子,有一种清高,据说正是他本人扣下了向上写的报告,并对此事提出了批评。此报告要求把他提成正部级,把另一同志提成副部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