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就是这样。中央提出一个东西，大家都说拥护，但是你并没有弄清楚就里。而反对的人反而很明晰，他们是有的放矢地在那里反对着的，于是，随大流拥护的人从而得到了启示，知道为什么要拥护啦。
此前出现过多么危言耸听的说法：除了作家煽动……之外，还有更大发的说法，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证明，文联作协之类组织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某部某某局，某报某某部。其实真正靠得住的是三个代表。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曾任哈佛大学亚洲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的傅高义教授在香港讲，有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合法性质疑，目前，如果中共能够做到，一不断改善中国人的生活，二有条不紊地进行政治改革推动社会进步，三有效地维护中国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它的执政就是合法的。他用的语言当然与中共不同，然而其思路与三个代表思想一致。把作家说成主要危险的同行，显然不妥。
这是扩大开去，对于背景与有关话题的我的一些想法。下面回到九六年的五次作代会前后。一些告状者的穷斗不舍，使我积累了新的经验。无欲则刚，无私则平，无争则莫能与之争，无妒则莫能妒。我得到的已经太多太多，我不埋怨什么人。我的心情平和。
至于小贤弟们，自己慢慢消停了下来。人文精神失落了半天，现在也不像已经复归的样儿，也不见激愤的呼喊了。我早就说过，调子太高，一个是难以为继，一个是容易自我重复。祝他们有新的思考，新的作为，新的进展。
五次作代会后，察颜观色，感觉掂量，还是两便的好。我告诉作协同志，我已经年逾花甲，视力明显减退，（我后来还做过一次眼睛的小手术，太好了，我更有理由对某些活动请请假了。）写作未有穷期，我只参加作协的类似春节联欢之类的活动，外事则是参加有外宾提出要求要见王某的活动，只参加宴请，不参加会见。简单概括就是吃与玩的活动可以考虑，其他则请假，以求皆大欢喜，请他们谅解。
在老翟主持工作期间，在五次作代会结束后，我对所有主席团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都请了假。一次几位老作家在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暂住，老翟邀集座谈。我亦请假。
此次是谈艺术规律问题。李?说你们搞的什么什么评奖就不符合艺术规律嘛。陆文夫说，艺术规律是不能搞得太清的，搞不清的人还能写作的，一搞清楚了，再也写不出来了。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徐俊西说，艺术规律谈不清，倒不妨谈谈过去我们违反艺术规律的经验教训。
后来老翟抱怨我不出席该座谈会，我说，两便就好，如果加上我，也是那样谈意见，一定好吗？
其时我已经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同身份的人会说不同的话，最好的情况是做到和而不同。又和又同难以坚持，反而谁也念不好自己那份“经”。同而不和，如孔子说的“小人”们那样，是恶劣的，表面上亲如兄弟，实际上心怀鬼胎，一个个乌眼鸡似的。又不同又不和，则是危险的啦。
后来二零零零年，金炳华同志前来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领导同志对我家访，要我支持老金。我稍稍改变了不参加作协正式会议的做法，前后五年，我参加过少量会议。其中翟金交接时的一次会议有个插曲。
针对一时有人认为解放后缺少大作家的说法，前后已经有领导同志引用周总理的话，说明我们不能妄自菲薄。还有人列了一个名单，说明中国古代，几千年著名作家不过那么百十个，而解放后已经出现了著名作家某某某某某，一大批了。相信这是某个局处级单位为领导准备的名单，古代作家中提出了萨都剌，不像是领导同志自己列的。但这个比较法略显牵强，因为几千年淘洗后的留名著名，与现当下的留名著名没有可比性。不必妄自菲薄，我则是赞同的。至少，在文学问题上，是需要更长的时间考验与时间淘洗的，何必急着说东道西。责备一个当代诗人不是李白，一个当代小说家不是曹雪芹，或一个作家不是鲁迅，与责备一个英国作家不是莎士比亚，一个美国总统不是林肯，一个中国将军不是成吉思汗一样的不可思议。但同时，改善我们的人才生长环境，进一步学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可能也不完全是多余。
后来在作协全委会上再一次谈起这个话题，宣读了一回一直延伸到当前来的作家名单，这回可有了事，一些曾在或正在作协担任工作的确系作家的同志未上名单，议论起来了。包括老翟，都很不平，怎么能够没有某某某呢？他是非常仗义的。
需要做一些弥补工作，于是由作协自身的领导出来说明，本来另有一张“纸头”的。后来讲话时临时没有找到……
列名单的事是最麻烦的，各级领导务必充分注意，切切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