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菲律宾是这个地区最自由的国家之一，但由于政治的动荡，又影响了稳定，近年的经济成长不怎么理想。有人说菲国原有的优越性每况愈下了。不知是否属实。
我作了一次文学讲座。在一位华人作家家中用餐，她邀请或者说是雇佣了一位原住民弹着吉他为我们唱歌。我们也乘船游了海。我建议他们要邀请舒婷去，舒诗人住在厦门，一个多小时的飞行就能到马尼拉。
菲律宾与印尼的作家都是纯粹的文学爱好者，在那里写作，无名无利，倒贴钱。那里的作协也是真正的清贫的群众团体。回想我们的作家与作协，我在感到幸运的同时又感到脸上发烧，无颜以对读者与世界上的同行。
越南毕竟是同志加兄弟。他们提坚持五项基本原则，有四项与我们讲要坚持的差不多，另加一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我想到我的正在编辑的新书《苏联祭》除本国外恐怕只能在越南找到读者，因为俄罗斯人更愿意抹掉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的那七十余年历史，而西方也少有人愿意祭奠苏联。我在越南作协的宴会上一说我的编书意图，立即引起了他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尤其欣赏我的说法：苏联是我的初恋，我必须出一本书纪念她。他们为我的话而动容。
我对伊朗?波斯文化的倾倒与对伊朗人民的友好之情，尽情写到我与彭朱二位先生合作的《伊朗印象》一书中了。
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我造访了契诃夫的故居。在立陶宛，我亲眼看到了类似列维坦的绘画的风景：湖泊与桦树林。二零零六年秋天的陪同出访，不但完成了任务，增长了知识，也大大冲淡了这一年的晦气。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回京后重读了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这篇小说的取材就是克里米亚海滨，至今仍是同样的售货亭，同样的防波堤，同样的黑海的雪白浪花。而我看到的只有带大狗的老妇。
二零零七年再访俄罗斯参加中国年、书展的活动。俄罗斯此次出的新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中，有三本与我有关，一个是《活动变人形》的全文，一个是托洛普采夫编的我与冯骥才的合集，一个是华克生编的小说选，内收我的五篇作品。此次访俄还使我得到了一个新的说法，即说我是俄罗斯的老朋友。中国有关领导是这样说的，俄罗斯人也是这样说的。
访问完了捷克与斯洛伐克了，我不停地听着斯美塔纳的交响诗《沃尔塔瓦河》，不断地回看我们零七年九月八日晚在此河泛舟的照片。沃尔塔瓦河一直在我的睡梦中流淌。我也重温了德沃夏克的乐曲，更加发现了他的温柔。
捷克从一九五九年就翻译介绍了我的作品《冬雨》，斯时我在北京门头沟区潭柘寺一担石沟为绿化山野而贡献青春。我与捷克同行的友谊也算源远流长的了。前后他们翻译了我的六篇作品，这次都找了出来复印装订后送我。在捷克与斯洛伐克也都举行了小型的我的中文、捷文、斯文、德文作品展示。这些作品的译介时代令人百感交集，令人一笑莞尔。
还有印尼巴厘岛的海浪，在沙滩上烟熏火燎地大吃烧烤。当然也不能回避这个旅游胜地上发生的恐怖袭击，出事地点有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所有无辜遇难者的姓名。我们离开此岛后一个多月，又发生了第二次袭击。这个地球上怎么偏偏有那么多麻烦！
还有在新加坡功德林主办的讲座上讲文学。我讲演的讲台背面是一尊大佛像。我讲了母亲是怎样在孩子入睡时给孩子讲故事的，我讲《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是怎样战胜暴虐与死亡的。我讲文学是一种对于死亡和暴力的抗争。评论者说，在新加坡，这样的给孩子讲故事的母亲已经不多，而带孩子入睡的差事，已经转移给菲律宾女佣了。声东击西，这样的评论实在引人入胜。
一九九五、一九九九、二零零一、二零零七我四次访问我们的近邻韩国，从北京飞到首尔，比飞到上海还要近些。韩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华文化的尊敬与兴趣都令人感动。最后一次访韩，我听一位中国留学生说，他过去对中华传统文化知之不多，是到了韩国之后，受了当地学校师生的影响才开始学习查找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料的。在首尔的高丽大学，零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举行了我的作品的研讨会，由高丽大学讲师高点福与大田市的培材大学教授张允?作了重点发言。高的讲题是“一生坎坷铸就历史”。张的题目是“中国文学的大师王蒙先生的足迹”。大师（master，英语中亦可作工匠、硕士解，而我的理解在英语中讲master，与北京人称呼谁谁“师傅”并没有太大区别）这个在外文里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词，在中国当代这些既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也没有变成鲁迅二号的文人中，是会引起打碎脑壳式的争论与公愤的。中国的思维定势是，大师应该具有弥赛亚的光环与苦情，十字架的高耸与“血染的风采”。现在确实有这样的抱怨，觉得国人流的血太少，作家的血流得太少了（！）。故而我要说明，我介绍了张教授的论题，并非笑纳“大师”的掉脑壳桂冠，而只是就此说明韩国学者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敬意。我们不敢妄自菲薄与消磨志气。我们也无须在非诺非鲁非弥赛亚三项原罪前再也抬不起头来。
（顺便牛一下，莫言老弟也曾以“大师”的打油说法相赠，这位被大江健三郎先生最为看好、据我所知，他的作品介绍到国外是当今最多的当代中国作家，题诗赞曰：“莫道中国无大师，转看矍烁王南皮，跳出政坛归大海，横扫千军如卷席”，有老莫夸着谁贬损得了？）
主持这个研讨会的是高丽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崔溶澈教授，发言的有各地各校的专家高?喜、金河林、李旭渊、金炅南等。
第四次访韩，使我更加感触：韩国与我过去到过的朝鲜，真正是满目苍翠，移步换景，高低错落，令人神魂萦绕。你觉得上苍创造了这个美丽的半岛，不仅是为了生存栖息，更是为了让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它适合生存，更值得欣赏珍惜热爱。它最最不应该的就是变成战场。
韩国的既迅猛地进行着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又致力于保护、展示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努力令人感动。韩国的古老文化中有很大的中华文化影响，许多古诗、古画、古文、古代书法以及名胜古迹的名称，都是用的汉语。韩国是用一种相当的高调与拔份的姿态来讲这些传统文化的遗产的。相反我们国家，文化遗产虽然丰富，却有些没落大户的败家子习气，他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古董太多了？所以不知道遗产的珍贵，任意挥霍着糟践着冷淡着乃至丢弃着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多罪过！当然近一二十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与改善。
韩国的朋友热情直爽，心直口快，起码我接触过的多人，友好亲近。
韩国的朋友与同行，也十分注意强调文化精神、人文价值。我讲话后与他们的互动中，他们十分强调这一点。
还有一件小事，在韩国旅行，我极少见到太胖的人。原因可能在于“韩定食”（即韩国套餐）的习惯，少油，多蔬菜，还可能由于韩国人的辛勤劳动的传统。
到韩国旅行，是一件舒适快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