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睫说要到疗养院伺候董东风的太太，这种知错就改的态度固然很值得称道，不过谁也不能指望她真帮上什么忙。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没钱没关系，有点儿姿色偏还特别要脸，这样的人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自己能照顾好自己就不错了。
但是精神还是可嘉的。每次我开车去给董太太送衣服、日用品和“作读书笔记”用的活页纸，她都跟着，到了地方就像个勤勉的小丫头，低声问董太太还有什么需要、住得可有不顺心的地方。董太太呢，情绪不好的时候就不理她——不光是她，连我也不理；情绪好了也淡淡地与人聊几句，还对姚睫说：“又来了。你老来。”可见她去探望的次数比我多。
我知道，和董太太之间是不会有什么共同语言的。她的心思全在那几本翻译名著上，因了这个爱好，便把大多数人视为俗人。这倒也对：过得越是不好的人，就越应该保持对这个世界的优越感——哪怕是强迫症一般的优越感呢。同理，侥幸混出人样的人，则一定要抱有羞愧之心。这是生活中隐性的“平衡法则”。
我从来没有试图与董太太探讨与那几本名著相关的话题，因为我知道，不说实话是不尊重人，说实话则会得罪她。姚睫却不自量力地提过“普鲁斯特到底想说点儿什么呀”之类的问题，董太太面无表情地截断她：“你还没到对这个感兴趣的时候。”
作为“病人”，董太太自然也是要发作的。发作的时候，她满身大汗，手抓着轮椅的扶手，像坐在电椅一样颤抖。她的身体不疼，灵魂却疼得无法忍耐。她仿佛眼看就要窒息，像极了一个无法靠氧气呼吸、暴露在可怕的地球环境中的外星人。她大喊董东风的名字，说他要抛弃她了。赶上这种时候，医生会及时赶到，职业化地让我们出去，然后赶打针打针，该喂药喂药。
有一次，我一直等到她“好了”，又走进去，对这个虚脱的女人说：“董老师怎么会抛弃你呢？他让我们看着您呢。”
“怕我跑了？”“好了”的董太太便有心思开玩笑了，“我又没腿。”
我无法说出“轮子一转跑得更快”这样的话来，便沉默的看着她。她和我对视了几秒钟，说：“你这人倒不错，怪不得他挺喜欢你。”
她又诚恳地说：“你来就是打搅我，以后没事儿就少来。”
打那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和姚睫果然去得少了。探望变成了“谨遵医嘱”，只有医生打电话让送东西的时候，才过去一趟。倒不是真的听了董太太的劝，而是姚睫那边又出了麻烦。
这次的事儿就不是姚睫惹的了，而是我们这个城市里常见的“意外情况”。那天晚上姚睫在宜家商场上完白班儿，傍晚回到“前八家”，却看见院儿门口围了小小一群人。都是这里的租户，有学生有打工仔也有收废品的，大家谁也不进去。她再一细看，原来房门已经换了锁，墙上写了个巨大的“拆”字。还有一个带了红袖箍的京郊农民，正在给众人“宣讲政策”。
那人告诉大家：这片城中村为了修建一个“创新产业总部大厦”，马上就要拆迁了。而他们的房东已经率先签了合同，不日就要从这里拆起。
颠三倒四听了半天，大家才明白：无家可归了。本来拆迁这种事儿，按理说是谁坚持到最后，谁拿到的补偿也就越多，要不那么多人要当“钉子户”呢——不过这么做也有这么做的风险，钉子户多拿的那些钱，可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挣来的呀。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人越来越多，就让政府很难做：毕竟是首善之区，又不能真把谁弄死。北京农民的命，好歹比别处农民的命要金贵一些。总结经验，政府这次就试行了新的策略：先挑一两家好说话的去做工作，直接许诺给他们脑袋拴在裤腰带的价钱，让他们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样一来，真成了“早拆迁，早腾退，早日奔中产”，先签字的反而比后签字的拿得多，姚睫他们的房东何乐而不为呢？
说起来，政策倒是好政策，充分体现了在首都当一个寄生虫的优越性，只不过他们的房东格外鸡贼，他一手拿了政府“不日拆迁”的赔偿款，一手又收了租户们半年的房租，然后颠儿了。局面就变成了外地租户们和拆迁公司的一屁股烂账，可是租户们自然就是无足轻重的了。
红袖箍那厮解释完政策，又加了一句“钦此”，然后也颠儿了。剩下一群人大眼瞪小眼。有人给房东打电话，但是哪里打得通？还有人说去“找村长”，可是这地方的村长可不比别处村长，人家正在欧洲排队买“路易威登”呢。就这么被一把锈锁堵到了天黑，大人饿孩子哭。
最后还是姚睫的近邻，那个因为常年考研失利、脑袋不大正常的女孩有魄力。她说：“好歹也得先睡觉，难道明天早上就被埋了不成？”古往今来，落第的秀才都是起义军的骨干力量，大家发一声喊，赞同这个女版洪秀全的号召，两个在装修公司干活儿的汉子抡起扳手，砰砰两声就把锁给砸了。进去之后，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做爱做爱，壮着胆子一切如常。
这么住了两天，竟然平安无事。本来我们这个国家，拆房子盖楼这种事儿就是朝令夕改，想起一出是一出，远不如在地里种菜有准谱，大家就想：万一“规划”被拖了下来呢？最好一直拖下去，而且房东没影儿了更是好事，往后的房租也省了。
但是租户们刚刚放松心态，就出事了。那天大家都去上班了，院子里静悄悄的没一个人，拆迁人员就来动手了。他们雇来一辆带铲子的车、一辆带叉子的车、一辆带钻头的车，好像吃了一顿热热闹闹的西餐，三下五除二就把院墙推倒了一半，几间房子也塌了。还有一只大喇叭在放主旋律歌曲，歌颂改革开放首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以来本来也不必如此大张旗鼓，但他们的用意，应是在震慑胡同里的其他人家。
等到下班儿的人回来，登时傻了眼，几个房屋尚在的住户忙冲进去抢救家具和衣物，而姚睫和另外两个学生比较倒霉，他们的房间已经变成了一堆破砖烂瓦。红袖箍那厮又过来宣讲政策：“早让你们搬嘛，为什么不搬？我们可是依法施工——不过放心，对于你们的损失，还是会给予一定补偿的……”
反正租这种房子住的人，屋里能有什么贵重东西？拆迁的人对这一点，也是早有盘算的。不过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姚睫环顾了一圈，眨眨眼，忽然惊慌失措地叫了起来：“哎呀，她不会被埋了吧？”
红袖箍赶紧说：“谁被埋了？怎么可能埋人？你不要造谣。”
姚睫几乎哭起来：“真有可能——就是我旁边住的那个女孩，来北京考研究生的那个……”
红袖箍说：“拆房之前，我明明进到院里喊了十分钟，确定没人才让工程车开工的……”
姚睫说：“她最近天天都在北大的自习室熬夜，白天才回来补觉，很可能没听到——真是猪。”
也不知在说有可能被埋的人睡得像猪，还是说红袖箍笨得像猪。然后她赶紧拿出手机来，打那个连续三年考研不中的女孩的电话，怎么打都是“暂时无法接通”。这就更证实了姚睫的猜测。
拆迁的人一下傻了眼，就连被拆的人也没心情骂娘了，一起凝重地看着那堆破砖乱瓦。这地方不出两年，就会变成一栋塞满知识精英的“总部基地”了，而在此之前，却要用一个拼了命也没挤进精英行列的女孩的灵魂来祭奠它。这里有着怎样一种诡异的象征意味啊。
姚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先在手机里听到了一曲宏大、壮丽的《北京颂歌》。李双江老师是这么唱的：
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
庄严的乐曲，报导着祖国的黎明
啊，北京啊，北京
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
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
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
因为这位歌唱家的嗓门儿过大，我好长时间都没听清姚睫说什么。随后我问她：“你是在东四环那个怀旧主题餐厅吃饭吗？“
姚睫回头冲什么人喊：“人都快死了，还他妈的歌颂什么？”
然后她跑到安静点的角落，把事情跟我说了：“现在也只有找你帮忙了……虽然我知道你也帮不上什么忙，不过我心慌死了。想想她昨天还冷着脸和邻居吵架，抗议人家晚上说话声太大呢，今天就，今天就……”
我说：“你先别急，我就来。”
我开车赶到“前八家”的时候，大喇叭犹在回环往复地播送《北京颂歌》。在乐声中，小院儿残址上那些挖来挖去的人，动作倒显得喜气洋洋的，仿佛不是在救命，而是真的在干四化。好在场面虽然荒唐，干活儿的人倒都是在工地上干熟了的，他们知道越往下挖，就越要小心谨慎，否则弄倒了某截大梁或者断壁，下面的人就算活着，也有可能会被彻底砸死。简易房顶的毡布和横梁已经拿掉，眼下的情况，就得一块砖一块砖地往外抠了。
姚睫煞白着一张脸，直愣愣地望着倒塌的房屋。我过去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说：“不会有事儿。这房子质量多差啊，晚上肯定不隔音吧？可见都是轻飘飘的石膏板，砸不死人。”
她不说话。借着夕阳的余晖，我发现她的肩膀正在不住地发抖，如同被风吹得晃动了起来。到底还是个小孩儿啊，没经过事儿。又看看因为墙倒房塌而更显残破的城中村，我蓦然辛酸了一下，手搭上她的肩膀，用力搂了搂她。
这革命同志式的拥抱大概让她踏实了一点儿，眼睛里也有了活色。她仍不说话，转过身来靠近我怀里，却不偎上来，只是揪住我的衣领放在鼻子上，用力嗅了两口。那个样子倒像是在揩鼻涕。而我只好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支楞着胳膊，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再抱她一下。
春天天黑晚了一些，快晚上七点钟了，太阳仍悬在尚未倒塌的房顶之上。这个时候，忽然有人不知惊喜还是恐惧地叫了一声：“有只脚，有只脚！”
轮班休息的人也一拥而上，有的顶住周围的大部件，有的手递手地把覆盖在上面的砖瓦清开。又忙活了十几分钟，居然扒出一个小小的奇迹来：那姑娘完好无损。
原来她的床头恰好有一只实木的大衣柜，是房东懒得带走，留下来的。墙倒下来的时候，这个衣柜自然也歪了，顶在一米开外的桌子上，正好给下面的人留出了一个空间。更奇迹的，是直到现在，那姑娘还在酣然大睡呢。
大家拖的拖，拽的拽，好歹把她从废墟里拉出来，然后有人跨在她脸上抽嘴巴、掐人中。好一会儿，她才在《北京颂歌》的宏壮音乐中醒了过来，扭脸看了看一地砖瓦，第一句话是：
“地震了吗？地震了吗？”
旁人还没回答，这姑娘又说出一句精神错乱的话来：“毛主席，毛主席来救我们啦！”
看来是音乐声让她穿越到了1976年。我忍着笑冲她说：“毛主席还在纪念堂睡着呢，一时半会儿恐怕起不来。”
然后，这姑娘的神智终于清醒了过来，幽幽地谈了口气：“怎么没砸死我。”
我说：“何必这么说。”
“砸死了就一劳永逸了——也不用再考一年研究生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