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姚睫到底还是没有落到无处容身的地步，我把她领到了b哥的四合院里。当时夜已深了，胡同里却不消停，邻居们打麻将的打麻将，看电视的看电视，房顶上不时传来猫叫春的嘶嚎。同是平房小巷，城里的胡同却与“城中村”的气氛大相径庭：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不思上进的颓靡。我跨上汉白玉石阶，气势汹汹地用大铜环砸门，片刻便把b哥吵了出来。
这厮原本就长得长手长脚，瘦得像个肯尼亚长跑运动员，前一阵子中了次毒，面目竟更显清癯，只是眉眼之间仍然带着病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真把那支“电影里才有”的烟枪派上了用场呢。
他说：“你他妈的还没死啊。”
我说：“看到你活蹦乱跳的我也很遗憾。”
他又说：“咦，你还带了个妞儿。”
我又说：“反正不是给你带的，但是要在你这儿寄存两天。”
说完之后，我拉着姚睫穿堂入室，一脚踹开客房的“梅兰竹菊雕花门”，指指满堂的实木家具对姚睫说：“环境还满意吧？地主老财家的牙床，村妞儿也要上去滚一滚。”
b哥坏笑道：“怎么听起来好像便宜了地主老财。”
姚睫则浏览着屋里“民国范儿”的摆设：“越看越像姨太太的房间。”
“本来就是。”我扭脸问b哥，“前一阵演话剧那个蜜呢，不是她住这儿吗？”
“又遣散了。”b哥说，“自从毒酒攻心，哥哥我受了内伤，近不得女色了。”
“别听他放烟雾弹。”我又叮嘱姚睫，“墙角那根杠子是门闩，会使吧？晚上一定锁好了门。你要需要，我再给你买瓶防狼喷剂去。”
因为换人睡觉，姚睫自然要从柜子里取出新床单，把b哥和“演话剧那蜜”的腌臜物件换下去。她在忙活的时候，我跟着b哥来在正厅，喊他们家保姆：“茶来水来啤酒来！”
偏房里，一个愣愣磕磕的女声吼道：“自己没长手吗？”
我吓了一跳：“你们家保姆革命了？”
b哥苦笑道：“她就是这么对我的。”
然后他又扯着脖子骂：“你妈了个巴子的，厨房钥匙在你那儿，让我怎么拿！”
半分钟之后，偏房的门“咣”的一声响，简直像是被人踹开的，一个矮敦敦、圆乎乎的身影冲向厨房，又是“咣”的一声。
b哥再骂：“你轻点行不行？我这儿都是仿古的东西，娇贵。”
那女声回道：“我们老家的真古迹都拆他娘的了，谁还在乎你这些假的。”
话音才落，她已拿着两瓶矿泉水，进门扔给我们。这是才发现保姆不是原来的保姆了，换成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小妹子。再看眉眼，竟格外眼熟，原来是那天在饭馆遇到的b哥的“老乡”。
“你他妈的禽兽啊，怎么连这样的都拐带回家了。”我目瞪口呆地对b哥说。
b哥满脸真挚的冤枉：“怎么是拐带，我被讹上了。”
原来b哥和马流氓等人一齐被假酒药翻那天，这小妹子也连干了几杯，闹哄哄被送到医院，她却跟b哥一个病房。妹子喝得少，而且急，嗷嗷连吐了几次，也就好了。她扭脸看到b哥正在翻白眼打摆子，大小便都失禁了，只好骂骂咧咧地伺候起来。一把屎一把尿地等到b哥省了人事，她对b哥说：
“老乡，我没地方去啦。”
这时才知道，出了假酒的案子，那家饭馆一发又被查出来许多事，比如用地沟油、工业色素做菜之类。号称风雅的私家菜，原来比街上卖油条的也干净不了多少。老板一害怕，索性卷铺盖卷逃到不知什么地方避难了，剩下的厨子、小工、服务员也作鸟兽散，昨天还高朋满座的饭馆，现在空荡荡地贴了个封条。对于这个情况，骂街骂得最凶的自然是b哥，他是常客，几年来一直处于假冒伪劣食品的戕害之中，而且为了吃“放心菜”，他花的可是比外面高几倍的价钱啊。真是亏死了。
小妹子则这么为他宽心：“亏什么亏？吃些不干净的东西，也就少活几年。”
b哥说：“那还不亏？”
小妹子说：“反正你少活几年，钱也花不完，多活几年，一样花不完。都是花不完，没什么亏的。”
这么算来，还真是不亏了。b哥惊奇：这个妹子虽然有点儿二百五，可是动不动就能说出真理来。偏巧这时，他家后院又起了火：原先那个保姆认为他快死了，便偷了抽屉里的一块劳力士表，到街上的典当行换了一叠钱，兴高采烈地跑掉了。b哥就问那个小妹子：“你会不会伺候人？”
小妹子气壮如牛地说：“看怎么伺侯，那种‘伺候’，我坚决不干。”
b哥笑着“呸”了一口：“那种‘伺候’，我还不干呢。”
再想想要不是b哥灌她，人家也进不了医院，于是就把她领回家里，接了保姆的班儿。可是进了门，才发现当初谈条件的时候有歧义，小妹子说的“那种伺候”不仅包括上床“伺候”，床下的许多“伺候”也在“不干”的范畴之中：端茶倒水擦皮鞋，梳头捏脚挤牙膏，统统都被批判为“剥削阶级的恶习”，她“誓死不从”。
b哥气得鼻子都歪了：“你他妈的怎么像个从文革时候过来的女民兵？”
小妹子说：“我舅姥姥还真是女民兵，现在还天天读毛选，我跟着她长大的。”
不仅不伺候人，还要限制主人的自由。b哥这人常年酒色过度，神经上也出了点儿毛病，除了患有相当严重的性瘾，还是一个酒精依赖，刚从医院抬出来，回家就要开洋酒。小妹子一把夺过酒瓶，转手到痰盂边上倒了：“医生说了，半年都甭想喝了。”
俩人就在寨子里玩儿起了猫鼠游戏，一个偷酒一个抓，被抓的嬉皮笑脸，抓人的破口大骂。到后来，小妹子干脆把厨房的钥匙抢在手里，别在裤腰带上，只要b哥不把她强奸了，那就一滴喝不着。
好在这妹子有个优点，就是除了不伺候b哥本人，干别的活儿决不惜力，一天到晚鸡飞狗跳的，把个大宅子收拾得一尘不染。还拿了个弹弓，到院子里打猫打麻雀，坚决捍卫院子里的一篷葡萄架。
“妈了个逼的。”b哥对我诉苦，“鬼知道她脑袋里装的是什么东西，是不是改革开放培养的新一代啊？就差天天扣个高帽子批斗我了。”
我说：“你爷爷就是地主，当年没准儿她舅姥姥批斗过你爷爷。缘分呐。”
而请了个冤家进屋，为什么不能把她再“请”出去呢？多给点儿遣散费就是。我知道b哥每次遣散他的“姨太太”，都是不惜放血的。对于这个疑问，b哥却又坏笑道：
“留着她，自有妙用。”
到了告辞的时候，才知道b哥所说的“妙用”是什么。我对姚睫叮嘱几句“有情况尽管喊，院儿后面就是派出所”，然后抬腿出门，却看见b哥也嬉皮笑脸地披了件“民国范儿”的“宝蓝底子五爪金龙织锦缎小夹袄”，要跟我一起出门。
“你干吗去？”
“我到你们家睡觉去。”
“不必如此撇清自己，我相信你中毒之后就痿了。”
“放屁，我是真要到你那儿借宿。”
他开了车库，捷豹出于柙，就用不着我这辆破“雪佛兰”了。在路上，b哥的脸色忽然一转，变得忧心忡忡：“这两天睡得特别不好。”
这才说出实情，却把我逗得够呛。原来他自从假酒中毒之后，就一天到晚作噩梦，梦的倒也没什么奇怪的，无非是些车祸、火灾、电锯杀人狂之类，而受害人总是自己。日复一日，就把b哥折磨得够呛，找神经科的医生去看，医生摊摊手，无可奈何地说：“我只能给你开药，帮你睡觉，至于做什么梦我可管不着。”
可是b哥现在就怕睡觉啊。要知道白天酒池肉林的人，晚上却堕进了活地狱，这个苦楚可万万受不了。到底是农民的儿子，情急之下，他干脆搞起了封建迷信，到雍和宫附近专营“起名、解梦、预测”的一条街，请回一位大师来。
那位大师胖胖的，一眼大一眼小，长得颇像粘了胡子的北大教授孔庆东，他拿个罗盘，背了桃木宝剑，在b哥的宅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啊”一声，呆若木鸡。
b哥以为他要神仙附体，忙把桌椅板凳挪开，腾出地方来等他抽风。但大师转眼就醒了过来，深沉地说：
“都坏在宅子上。”
“宅子好好的，买时请香港的大师看过的。”b哥说，“是个福地啊。”
大师继续深沉地说：“也不光是宅子，还坏在你身上。”
b哥说：“我他妈的缺小德，可没做过大孽。”
大师卖完关子，这才娓娓道来：“宅子没坏，你没坏，你住在这个宅子里就坏了。我问你：你祖上没做过官吧？你也不是官吧？”
b哥说：“我爸当过村长。”
大师道：“那是一个股级干部，不算干部。可这宅子呢，明明是过去贝勒才可以住的，你看门口那台阶，五级！还有石狮子，官居三品才能摆！这都是僭越啊，放在过去老百姓家弄成这个样子，那是要杀头的。现在没人杀你，梦里就有人杀你了。”
原来是b哥的根基浅，压不住这个官气四溢的宅子。这种说法倒是有些靠谱了，起码b哥很信服。妈的，官的力量怎么这么大？做生意不傍上两个官儿，就狗屁都做不成，这个道理他懂，因此这些年也没少给各个衙门上供，但眼下，居然睡觉也归官儿管了，b哥不禁骂道：“还让不让人活了。”
他又无助地问大师：“可是北京毕竟不是我们老家，我想买个官儿，也没地儿买去啊。而且听您这么一说，起码得弄个局长，就算有人卖，价钱也太大了。”
大师微微一笑，转眼说话就不靠谱了：“还有一法。”
“什么办法？”b哥将红包塞上去。
“找处女。”
“你是说嫖小学生……”b哥哭丧着脸，“这不是造孽嘛。”
“不要一提处女就想起嫖来。”大师解释，“我是让你找个处女住在这个房子里，以纯阴之气化之，或许能够扭转过来。”
本来在这个年头，找个两条腿的处女，难度甚至比找个三条腿的蛤蟆还大，不过恰好b哥眼前就摆着一个呢。那小妹子苦大仇深的样子，一定是处女了。“别说处女了，说是石女我都信。”b哥欣慰地点点头，然后又议论起姚睫来，“你带来的那个白白嫩嫩的，就很不好说了。”
我气鼓鼓地替姚睫回击：“那也比你搞的那些个破鞋强。”
“破鞋怎么了？”b哥恢复了一贯的恬不知耻的嘴脸，“鞋子旧了不硌脚。处女这玩艺儿，只能避邪用。”
于是他把小妹子留下镇宅，我把姚睫留下寄宿，我们两个臭流氓则回到部队大院的一居室里去“素着睡觉”。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而其原因，则是因为b哥睡得很不好。他平躺在客厅的沙发上，两条麻秆腿长长地耷拉到地上，宣布：“我要入那黑甜乡去了。”我说：“死去吧你。”结果回到卧室刚睡着，就听到外面哭爹喊娘起来。
b哥在黑暗中大喊：“不要剁我的手指，不要剁我的手指！”
我想，他一定梦到了几个日本黑社会，“山口组”什么的。而过了一会儿，他又喊：“求求你们了，给我留一个蛋！”这么说，情节已经转换到了李莲英进宫前的那一天啦。按照规矩，这个蛋自然是不能留的，否则爱新觉罗家的血统谁来保证呢？
再往后，b哥就喊叫得更热闹了：“啊，我的耳朵，我的耳朵！”
最后，他居然在梦里哭了起来：“别推我下去！”
我很想劝他：您手指也没有了，蛋也割了，耳朵都被削掉了，大概已成了一个人彘，活得了无生趣，应该只求速死才对；“推下去”就“推下去”好喽。我也对他梦里那些凶残的家伙很有意见：你们为什么不先把他的舌头割掉呢？留着它，吵得我也不能睡觉。
夜里三点钟，我终于受不了了，接了杯凉水，“哗啦”，把b哥泼醒了。
b哥居然呼哧带喘地说：“谢谢你。”
“你不是已经被‘推下去’了吗？”
“半空中又被731接住了，他们要活体解剖我。”
这么说，还是我救了他。而醒了的b哥又犯起酒瘾来，跑到厨房去翻箱倒柜，一会儿涨红着眼睛，拎着瓶“伏特加”进来。
我想起那酒还是“应姚睫之邀”带回来的呢，立刻蹦起来，一把抢下：“不给你喝。这是留给别人的。”
“上次吃两根红肠你也叫唤，这次喝酒也不让喝，你他妈的脑袋里真是有毛病……”
“对啦。”我说，“这个年头，谁的脑袋里或多或少都有毛病。你毛病更大，要不你做什么恶梦啊？”
而b哥虽然在梦里死过无数回，但对现实世界却仍然抱有着猥琐的好奇心。他马上就像动画片里的老狼一样奸笑了起来：“给那妞儿留着的？”
“哪妞儿啊？”
“你说哪妞儿。咱们多少年了，你那点儿小九九儿还逃得出我的法眼。”
“反正不给你喝。”
“那我喝什么？”
“厨房里还有点儿料酒。”
他居然真的倒了一杯料酒，“滋儿”一口，又“滋儿”一口地独酌了起来，边喝边感叹：“对于我这种惯喝茅台的人，此刻的一杯料酒居然也是香的，可见人生况味，是多么奇妙……”
扭脸又说我：“你太幼稚。”
“我愿意，你管得着么？”
“我是说方法幼稚——要是想趁灌晕了下手，伏特加还不如‘西班牙苍蝇’呢。”
“我去你——”
“那妞儿不错。”
在我即将翻脸的时候，b哥居然一脸诚恳，推心置腹地来了这么一句。
我叹了口气，仿佛听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咵啦”一声，垮了：“是不错。”
“我劝你只顾一头儿，别犹犹豫豫的，那样会把两边儿都耽误了……”b哥点了颗烟，像“人生哲学”的大师一样继续沉吟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磨叽，不管行善还是做恶，都犹豫不决，最后既成不了伟人也成不了枭雄……对女人也如此。”
“等会儿等会儿。”我忽然纳闷，“你这话里有话的什么意思？什么‘两边儿顾一头儿’啊？听着跟我脚踩着两条船似的——你不知道我呀？我一条船都没踩上呢，裸泳呢。”
“茉莉没给你打电话？”
茉莉，也就是我前老婆。她的真名叫做莫莉，而我们都管她叫茉莉。
“当然没有，我们不是早断了么……”我骤然警觉，“你有茉莉的消息？”
“她给我打了个电话，问你怎么样。我说你自己问他去啊，又不是仇人……她说她给你打过，你没接。”
“什么时候给我打的？”
“春节的时候吧。她还跟我说，最近可能会回国……”
我陡然沉默，什么话也不想说了。我们吧嗒吧嗒地各自抽了一颗烟，然后再分头躺下，艰难入睡。b哥又恢复了一个爆发户的下流嘴脸，说祝我“做个尽享齐人之福的好梦，一妻一妾伺候你一人——多大福份。”我则祝他在梦里变成一只全聚德的北京填鸭，先受炮烙之刑，再受凌迟之苦，临死前还裸体挂在橱窗里屁眼儿插钢钎供各国友人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