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日子，我过得的确身心舒畅。仿佛每一次呼吸，吸入的都是纯氧，让人莫名其妙地精神振奋。我感到有无数话想对姚睫说，又感到其实什么都不用说了。尽在不言中了，一切词藻都成废话了。
对于男女关系，我仿佛也有了全新的领悟。那种既非陌生人，又非情人或云姘头的状态让我惊喜。和姚睫相处的时候，我感到自己身在另一个维度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于“真实”与“臆想”之间，它令真实变得美好，也让臆想相对务实——非情感微妙之人不能体会，对于这一点，我很自负。
那么姚睫算是我的什么人呢？或许她理智地想一想，还是会说：朋友。但是她的眼神、呼吸、一颦一笑都告诉我：不完全是。我很不想用“红颜知己”之类的描述，因为在汉语的语境里，这个词儿已经脏得像块臭烘烘的兜裆布了——我听过很多比血汗工厂主品味略高一点的有钱人歌颂他们的“红颜知己”，但前提一律是可以在床上绽开的“红颜”，离了这个基础，“知己”的意思就和“狗屎”差不多了。英文有个词叫soul mate，听起来略微干净一点，但却有过于拔高之嫌。况且我不太相信今天的人还有严格意义上的“灵魂”。
不管怎么说，看到姚睫精力勃勃地生活、工作，我就感到由衷地快乐，非常单纯也非常无私。正所谓你好我也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我的境界不高，这样的情怀无法像雷锋或者佛祖那样均分给所有人，但仅为一个“他者”（不是你的亲人、恋人或其他利益攸关者）真诚地喜或者忧，相信这已经是很多人这辈子也无法了解的了。我依然有资格自负。
我甚至思索起了“全人类”的问题：假如有一天，我们这个世界消灭了剥削与压榨，消灭了所有毒蛇猛兽，也消灭了国家乃至家庭之类的“特定历史概念”，那么男女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什么形态？我认为就是眼下这样——一片天真烂漫的暧昧。暧昧怎么了？只要不夹杂私利，暧昧就是无比美好的东西。暧昧和天下大同、公有制一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恩格斯也说过，所谓婚姻，无非是阶级社会的财产契约嘛，他能了解我。
姚睫爱着董东风又怎么样？我依然可以为她好。我产生了一种以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冲动——起码是在男女关系上。
说到底得感谢姚睫，她让我又对生活充满了兴趣。也感谢b哥甚至那个二百五的小妹子，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个好环境好圈子。我简直成了一个胡子拉碴、腰围二尺七的怡红公子，畅游在温柔乡里，青山隐隐遮不住，绿水悠悠流不断。
这段日子几乎让我忘了时间，后来在回忆中，它显得那么悠长，长得没有尽头。但实际，它仅仅持续了一个春天。
夏天将至，两个故人先后从遥远的地方归来。
董东风是来了又走。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是周末，b哥自然又张罗着在小院儿里开宴。姚睫和小妹子备了一大桌子吃食，因为饭点尚早，我们四个就在屋里打起麻将来。
我正在看着眼前的一对“幺鸡”犯犹豫，电话响了。我看到董东风的号码，下意识地瞥了眼姚睫。她正托着腮，同样一脸踌躇。
想了想，我放弃了起身到门外去接电话的念头，装出一幅大大咧咧的姿态问：“董老师啊？您在哪儿？”
董东风的声音依然低沉：“在北京呢，刚下飞机。”
我心头凛了一下，再看姚睫。她仍然鼓着嘴看牌，那样子简直像故意做鬼脸。
“回来了？”我惊喜地对电话说，“用我接您么？”
“那不必那不必，老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了。”董东风说，“我只是觉得回来一趟，得跟你打个招呼。”
也许他只我这么一个需要“打招呼”的朋友吧。我有点儿感慨，却又不想显得自作多情，便继续用热诚、公事公办的口吻问：“回来办事儿还是留下了？上次听您说，到新疆支教好像是半年……”
“办点儿事儿。”董东风迟疑了一下，说，“我可能要在那边多呆些日子，一年两年都说不准，所以干脆就把我太太……”
“接到新疆去？”
“对。”
“那边——她能适应么？”我想到董太太那张苍白而执拗的脸。
董东风的音调开朗了一点：“刚开始我也有这个担心，但是去了才知道，那边的环境比北京好。空气新鲜很多，到处的视野都开阔，我想应该对人的精神有好处。”
“那您就更不该跟我客气。”我说，“运个——大活人——到那边去，您一个人肯定忙不过来。我多少还能搭把手，再说您太太跟我也熟了。”
“真不用……”
“您见外。”
董东风仿佛有一点小感动，随后说：“那我就不谢你了。”
我们说好次日在母校见面，然后挂了电话。姚睫脸上的神色，仍像没听到这档子事，但我却不知为何慌了起来，晕头转向地把手里的一对牌拆了打出去：
“鸡——”
“胡。”姚睫简洁地宣布一声，然后笑眯眯地等着我给钱，“就差这张。”
b哥明显也“憋”了一手大牌，却被我“点”给了姚睫，面色自然怏怏的。他眯眼叼着烟，不阴不阳地讽刺我：
“你对董东风够仁义的。”
我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一男的没必要争风吃醋吧？”
小妹子闷闷来一句：“俩屁精。”
此后的一整天，我们保持了常态，谁也没再提董东风的事儿，吃完饭接着玩儿牌，晚上又团团坐在b哥的五十六寸大液晶前面看了一部猪头猪脑的国产喜剧片。直到我和b哥离开的时候，姚睫才从屋里追出来：
“你等会儿。”
她已换了件晴纶棉的小熊图案睡衣，站在廊灯之下，像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我看了看她亮晶晶的桃儿脸，转头先对b哥说：“你也等会儿……”
b哥耸耸肩，到车库去发动捷豹车。我走回姚睫的近前，站在台阶下面仰视着她：“有什么见教？”
“你明天去……他那儿呀？”姚睫垂着眼睛问我。
“是啊。”我看了看别处，“都说好了。”
“我也去。”
“行呀。”我的眼睛仍没挪回来，“不过你可别再闹出什么妖蛾子来。”
姚睫“扑哧”一声笑了：“谁还能老那么傻呀？”
“那我就放心了。”
“不过……”我感到她的眼睛在我脸上停了几秒，“我之所以非要去，还是因为想干一件挺重要的事。”
“什么事？”
“我想跟他说开了。”
我陡然把脸扭回来，仰望着她的脸颊皎洁如月光。喘了两口气，我才问：“说开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把什么事儿都说了呀。开么，就是把过去憋着的东西也说出来。”
“你完全不必事先对我进行节目预告……”我说，“那是你们的私事儿。只要别再把校卫队招来就行。”
“那你同意了？”
“我说过，那是你和他的事儿。”
姚睫受了委屈似的点点头，我沉默了会儿，说：“那我走了？”
“好。”
我出门拐到车库，钻进捷豹车，恶狠狠地关上车门，随后坐卧不宁，又摇下窗户抽烟。
b哥带着轻蔑的神情开着车，驶到了长安街上，突然轻飘飘对我说了一句：“别抽疯啊你。”
“你怎么知道我抽疯了？”
“我还不知道你。”
那天晚上自不必说，我睡得非常不好。倒也没想姚睫的事儿，只是觉得烦躁、气闷。偏是b哥当晚睡得很香，在沙发上舒服得直哼哼，还打呼噜，还咂吧嘴。恍惚中，我觉得他把噩梦转嫁给了我，更可怕的是，那股戾气钻不到我的梦里去，竟盘绕在我的现实中了。看着窗外影影绰绰晃动的白杨树，我突然觉得害怕，像个自己吓自己的孩子，缩成一团。
次日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很高了。我赶紧擦洗一把，然后开着b哥的捷豹车出了大院儿。按照约定，我先开回城里，去找姚睫，然后再和她一起去董东风那儿。因为上白班的原因，姚睫习惯了早起，此刻正开了大门，把脚抵在一只石狮子的脑袋上，像个舞蹈演员一样抻腰压腿呢。看到她容光焕发的样子，我很为自己的情绪低落而惭愧。
她跑跑颠颠地回屋收拾两分钟，然后碰了个棕色的牛皮纸袋子出来，钻进车里。我顺着阳光的方向再往西开的时候，她从袋子里拿出两个烧饼夹肉来，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右手的自己啃，左手的递到我嘴边，让我吃。
“你肯定没吃早饭吧？”她含混不清地说，“小点儿口吃，别再咬着我手。”
我们吃得捷豹车里一地的碎牛肉、芝麻粒，没怎么说话，就把这一路打发了过去。开到母校的湖边，已经过了十点钟了。我给董东风打电话，他一转眼就下来了。
“别出卖我啊。”姚睫看着董东风晃晃悠悠走过来的身影，又指着他家窗户说。
“黑锅都替你扛了，”我说，“这时候把你供出去算什么事儿。”
虽然在换玻璃的时候，工人给他家的窗户新贴了一条建材胶布，但董东风多半没留意到这个细节。比起当初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壮实了不少，宽大的水洗布衬衫不再显得是被骨头撑起来的。头发剪短了，脸却黑了一点。一眼而知，他刚从一个日照充足、生产牛羊肉的地方回来。我下车迎上去，他笑呵呵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又打量了一眼“霸气十足”的捷豹车：
“嚯，可以呀。”
“管朋友借的。”我指指车说。话音刚落，心头突然紧了一下：车上还有一个人呢，她也是“借的”吗？
因为b哥这烧包在捷豹车的前挡风上都贴了厚厚的膜，董东风上了车才看见姚睫。他愣了一下，随后欣喜地说：“姚睫也来啦。”
姚睫用标准的、学生对老师的腔调说：“董老师好。”
董东风又问我：“你们俩怎么认识的？”
我想了想，说：“有天下雨，她怕您家窗子没关牢，就过去看一眼，正好和我碰上了。”
董东风诚恳地对我们两个人说：“真是麻烦你们了。”
我开着车，往北郊的疗养院驶去。虽然离上一次走这一条路隔得不远，但景色却大变了。路边的树木和草丰茂了许多，遮天蔽日的绿，像油画的手法涂上去的。京密引水渠的水完全活了过来，水流奔涌出了小小的浪花，尽管关着车窗，仿佛也能听见哗哗的水声。年初的时候，气象部门还担心华北地区要闹旱灾呢，转眼就变成了雨水充沛的好年景。据说密云水库的水位比往年高了许多。
董东风研究了一会儿捷豹车的电动窗按钮，摇下窗户，眯着眼睛吹了会儿风，然后又和姚睫聊起她“这段时间的生活”来。姚睫把在宜家打工、放弃考研究生、开始自学展览设计的情况告诉了他，董东风总结说：
“很好，很好嘛。”
他又问到我，我说：“还混着。”
“也挺好。”他说，“没再写点评论？”
“彻底沦为一个无耻的吹捧手了。”
董东风居然开了句玩笑：“是评论界的正道儿。”
很快，车开进了疗养院。董东风却没有先去看他太太，而是去找那个总爱背着老婆抽烟的医生去了解情况、办手续。我顺着阴凉的走廊走向那间病房，被穿堂风吹得两肋一阵发紧。病房门上的玻璃窗没有拉上帘子，透过窗子，我看见董太太静静地坐在日光充足的房间里，手头拿着本书，却没看，而是闭目养着神。
她忽然像有超能力一样察觉了我就在门外，说了一句：“进来吧。”倒惊得我吞了口唾沫。
“你又来啦？”董太太的嗓音却含着笑意。常来常往，我们已经相当熟了。
我看看身后的姚睫，把她留在外面，自己推门进去：“您精神挺好？”
“过两天就要走喽。”董太太说，“董东风要把我接到新疆去，不过还不知道订了哪天的票。”
“董老师已经来了，和我一起……”我说。
她抬眼盯了我两秒钟，嗓音仍然是平静的：“我这一走，他可能短时间不会再回来了。老跟你在一块儿的那个姑娘，她会难过吧？”
我更惊愕，不知该怎么接上她的话。停顿了一会儿，我才说：“只要您好董老师好，我们这些做学生的就高兴。”
“那是一回事，我说的是另一回事。”董太太不急不缓地说，“她可能会伤心呢。”
我不知道董太太是什么时候看出姚睫爱上了董东风的，更感叹于一个精神已然错乱的女人还有这样纤细、敏锐的洞察力。我不禁回头看了眼姚睫，她正在走廊里的几米开外之处，背靠着墙，仰着桃儿脸看窗外的树梢。不知道她听见了没有。我很希望她没有听见董太太的话。
我正尴尬着想转开话题，幸亏董东风从医生的办公室出来了。他仍不急着进屋，而是相当轻松地对我说：“医生给新疆那边的医院打了电话，说有事可以找他们。他也说换个宽敞点的环境，对她会有好处的。”
我催他道：“您进去看看呀。”
董东风在门口低头站了几秒钟，终于默默地走了进去。我知道，这时候扒着门框往里看是挺下作的，但目光却仍然不由自主地溜了进去。董东风高大的背影遮住了半扇窗子的光，让室内陡然暗了几分，而董太太则抬着头，像看着高远的东西一样找他的脸。
然后，董太太抓起董东风的胳膊，用他的衬衫袖子去擦眼泪，说：“你总算没把我扔下。”
董东风说：“怎么会。”
董太太说：“那就好。”
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董东风和他的妻子独处在一起呢，也是第一次看见董太太如此平静、欣喜。他们像是一对兄妹，更像是一对老朋友。董太太像个小女孩一样抹了会儿眼泪，然后对董东风说：“不急着上车吧？”
“不着急。时间多得是呢。”董东风说。
“那我们到外面走走？”董太太说，“这段时间，我每天上午都被推出去，都成习惯了。”
“这个习惯很好。”
董东风便推了轮椅，慢慢地从我们面前经过，往外面的阳光里走去。我看了姚睫一眼，拉了拉她，和她并肩跟在后面，保持着几米的距离。因为这家疗养院的年头长，病房区正门口并没有无障碍通道，每次带董太太散步的时候，都要两三个医生护士搭手才能把她的轮椅抬下五级台阶，而董东风一个人就把她连人带椅抱了下去。董太太曾说“董东风力气比我大得多”，这话诚不我欺。
我把手插在外套兜里，一边走一边用余光扫着身边的姚睫。她的桃儿脸白亮亮的，看着真是朝气蓬勃。但我想，她真实的感想是什么呢？她昨天宣布，要对董东风“说开了”，我究竟愿不愿意她这样做呢？
董东风推着轮椅，在疗养院正当中的一片荷花池旁边驻足。荷叶还未绽开，只有几株“尖尖角”立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之上。水光映得董太太的脸也是金镂玉丝的晃动了。这一对中年夫妇的静态，着实令人叹息。
姚睫加快脚步，撇下我走上前去。我没有拦住她。
她走到董东风身边，站定，清脆地说：“能跟您谈谈吗？”董东风楞了下神，点点头。董太太则仍静静地看着水面，脸上一片鲜活的光。
我跟上去，从董东风手里接过轮椅，看着他们一高一矮地向小树林的方向走去。那小树林的北面，就是疗养院的外墙了，几只飞鸟从树林的顶端掠过。
“我们到池塘的对岸去走走。”我正看着董东风和姚睫的背影发呆，董太太忽然说。她的声音却是愉快的。
我便推动轮椅，沿着相反的方向走过去。细石子路颠得轮椅咯噔咯噔的，董太太倒也浑然不觉。她还张开手，仿佛想要接住从南面吹来的风。
“比起北京，新疆的气候要更干燥吧？”董太太问。
我说：“也未见得。那边的空气肯定比这边好，而且西瓜大又圆。”
董太太咯咯笑了起来：“董东风也这么说。”
“就是买书可能不方便。”我说，“您想带哪些书过去？趁着没走，我给您买去。到了那边打个电话我给您寄去也行。”
“不用。也许到那边，真像你们说的，心情一敞亮，也就不爱钻牛角尖儿非看那些个书了……前两天管医生借了几本文学杂志，也挺能打发时间的。”
“恭喜您的趣味接近人民群众了，不过仍显曲高和寡。什么时候您爱看湖南卫视了，保准变成一个快乐的人。”
“那不成俗人了么？”
“反正我是一俗人。”
“也不是。不过肯定不是雅人——不俗不雅的也挺好。”董太太沉吟了一下，说，“你肯定是一好人吧？”
“不少人这么说。”我想起b哥和姚睫对我的评价，“也许是群众瞎了狗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