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又和b哥、董东风等人聚了几次，名为策划话剧，实际上却总是闲扯淡。后来还是那个“文化公司”的人坐不住了，又到青年话剧院骗来了一个正经八百的编剧、两个演员，号称要“赶紧走上正轨”。我名义上挂着个策划，却已经了无兴趣，每每敷衍几句就走，而b哥却乐在其中，和一个演过“翠花上酸菜”的女演员搭得火热。
因为聚会的人越来越多，我和董东风也就丧失了混得熟一些的机会。他应该还有很多正事要干，比如为杂志写文章、给学生上课什么的，而且家里似乎也有一大堆事。我一直有个感觉：他之所以再忙也要到这边露一下脸，只是因为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有些人天生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后来，他磕磕巴巴地对b哥说，校方把他派到新疆的“石河子大学”支援半年，我反而替他长舒了一口气。
那天还是我送他上的路。他背着巨大的帆布书包从四合院出来，直接要去西站，我便也借故要走，邀请他坐我的车。走在三环路上，我们也没说太多的话，只是聊了聊石河子市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丰硕成果——那个平地建起的军事据点，现在变成了台湾人往西亚贩运方便面的重要中转站。更多的时间，我们都在看着前车的车尾发呆。
因为英国首相来我国出访，交管局采取了管控措施，路上拥堵无比。到了航天桥，就挪都挪不动了。董东风在车上小声打了个电话，好像是在嘱咐他们家保姆什么事情，然后抱歉地转过头来对我说：“快晚点了，我还是走着过去好了。”
然后他就打开车门下了车。在一片尾气形成的迷雾中，我看见他的背影沿着立交桥越走越高，越走越远，仿佛即将徒步走向茫茫的荒漠。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这个人生错了时代——假如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他的心情一定会愉快许多。
回来以后，我又向b哥打听：“那天你们非说董东风是个圣人，什么意思？”
“好一出感伤主义大戏，可以上《知音》杂志了。据说他老婆是导师的女儿，早年间得过忧郁症，跳楼了，摔成了瘫痪。董东风坚持把她给娶了，伺候了她十多年。”b哥用不屑的口吻说，“不过你不觉得董东风是个心计颇深的家伙么？他这么做，很可能是为了在学术界出人头地。非常巧，他结婚之后立刻就留了校，职称也评得非常顺——他那有名无实的岳父是个文化史方面的泰斗，跟钱钟书一块睡过牛棚。”
“咱们没必要诋毁一切有可能崇高的事物吧。”
“反正好多人都这么说。”
我没想到，刚过两天，董东风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一耳朵听出是他的声音之后，我心里有些恍惚，回忆着自己什么时候给对方留过号码。
他的语调也是迟疑的：“这两天怎么样？”
“仍然混并快乐着。”我同样迟疑着回答，然后说，“您有什么事儿？是不是策划费……这个你放心，b哥那人猥琐归猥琐，还不至于克扣这俩小钱——我可以替你催催他。”
“不是不是。”他赶紧否认，“其实是我有点儿家里的事儿……得找你帮忙。”
这个要求让我大感意外。按理说我和他远没熟到那个份儿上。但我赶紧做关切状，问：“有事儿您说？”
他迅速说，家里的水管漏了，把楼下的邻居给泡了，他太太处理不了，而保姆偏又在这个节骨眼精神崩溃了，突然打电话说要辞职。这种情况，自然需要有个男人过去帮忙。然后，他的声音又慢了下来：“我知道有点儿唐突，不过你知道，我这人没什么朋友……”
言下之意，他已经把我当成朋友了。再言下之意，他相信我能够不负重托。而我却想起了一句名言：男人越是没事儿干，人缘就越好。我装出一幅仗义的样子，说：“都这时候了您还客气。”然后问了他家的地址。
董东风的家坐落在在我们共同的母校里，是一个叫“朗润园”的地方。那是几栋陈旧但却素净的小板楼，依湖而建，夏天的夜晚可听取蛙声一片，也免不了会招蚊子。按理说，作为一名中青年教师，董东风本应该住在西三旗那边的公寓的，这边的房子一定是他的岳父留下来的。我把车歪在水泥板路的一侧，跑上狭窄阴暗的楼梯。楼道里已经淌着不少积水了，循迹而上，很快就找到了他在二楼的家。门上还贴着“五好文明家庭”的小牌坊呢。
敲门之后，一个四十多岁、眉骨高得像只猴子的保姆把门打开，冷冷地通告我：“漏水的事儿别找我说，我不干了。男主人已经找朋友来帮忙了，人来了我就走。”
我说：“我就是来帮忙的朋友。”
她登时长舒一口气，把我领进屋里去。那里面自然一片狼藉，水是从厨房漏出来的，把地板统统泡了，几只塑料拖鞋像渔船一样停靠在饭桌腿旁。桌上则放着两只巨大的包裹，保姆呼地一下地把它们拎起来，甩在肩上。看来她是真的要走了。
“你让我一个人怎么弄？”我问她。
她说：“爱怎么弄怎么弄。”
临出门，她扬眉吐气地吼了一声：“我算是受够了。”
大团的日光从楼道的窗子倾泻进来，将一滩一滩的脏水照得亮晶晶的。这保姆便如同雪夜的林冲，踩了一地的乱琼碎玉，踉跄跄出门去了。可以理解，她在这家一定受了不少委屈，而且多半是精神方面的摧残。一个瘫痪在床的抑郁症患者，连自杀的自由都没有，与这样的人相处一室，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但现在，挑子就扔到了我肩上。而我和董东风只见过几面而已。这说是缘分也行，说是生活太荒诞了也可以。我小心地寻找着可以下脚的地方，走到两居室卧房的门口。棕黄色的木板门紧闭着，我轻轻敲了几下门：
“……董师母，您还好吧？”
过去了两分钟，也没有回声。我拧了拧球形锁，又说：“您要是不方便开门，那我就……”
这时候，屋里传出一个虚弱的女人的声音：“我还没死呢。”
“那我就放心了。”
“我才不去死呢，不能遂了你们的心。”她倔强地说。
“就是，气死我们——丫的。”我一边琢磨着所谓的“你们”是谁，一边从桌上拿起一包“红塔山”香烟，点上一颗，就地把烟灰点在水里。刚才打电话时，董东风让我“务必”把他太太送到医院去，务必的意思，也就是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吧。这样想着，我站起来，到厨房去找家伙。
正在一堆金属器具之间挑挑拣拣，我忽然听见外面有人“啊”了一声，抬起头来，却陷入了短暂的恍惚感：分明有一张桃儿似的脸愣在厨房门口，半张着嘴，嘴唇红得像花瓣。这不是姚睫嘛。
“你怎么会……”
“我还得问你呢——而且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她语速极快地说。我低低头，看见自己正攥着一把菜刀。
“放心，我没那么傻，杀人越货的行当，决不会大敞着门干。”我费力地把固定菜刀柄用的铁丝绕下来，缠在手指上，然后穿过她，到外面把这套房子的大门关上。那保姆走得如此潇洒，连门都不关。而她长时间地背靠着墙，看着我，经过的时候，我第一次与她离得那么近，都能看见她耳垂上一颗浅浅的痣了。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常常弄丢宿舍钥匙，我对溜门撬锁的技术还颇有一点心得。我“撅”在卧室门口，凝神屏气，用铁丝捅着锁眼，姚睫也凑了过来，压低了声音跟我说话。
“你认识董老师啊？”
“算认识吧——你也看见了，现在都快成托妻献子的朋友了。”
“我是董老师的学生……没毕业的时候就选过他的课，前一阵还总回去听他讲电影。”她自我说明道，“听说他们家出事儿，我就赶紧过来了。”
“猜也猜得出来，你聊电影的时候，那一嘴学院派的黑话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吧？”
“讨厌。”她娇嗔一句，捅了一下我的腰。这就证明她不和我“生气”了吧，我心里欢乐了一小下，锁也“咔”地应声而开了。
我站起身来，抹抹头上的汗，却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紧张了起来。姚睫也屏住了呼吸，直勾勾地看着球形锁的锁柄。我们像恐怖电影里的两个逃生者——正站在神秘的洞穴入口，跨过去，就是无比凄惨迷离、震动人心的场景。
开门的那一瞬间，我设想过整套画面：漆黑阴暗的屋子，墙上的裂缝，在风声中晃动的窗帘，地上甚至还有老鼠……我也想像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坐在雕花椅子上，脖子上青筋毕露，指甲长得如同动物；脸惨白，唇血红。
但当卧室窗口的阳光扑面而来时，我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幼稚。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热衷于自己吓自己的游戏。和我的想象截然相反，屋子里素雅、整洁，假如不是地上的积水，几乎可以称得上一尘不染。像许多知识分子家庭一样，一堂高大的书柜占满了整面墙，书籍整整齐齐地并肩而立。
一个女人靠着轮椅的椅背，沉静地面对我们。她的面容纤细、干净，鼻梁小巧而挺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的腿上铺了条灰色的薄毛毯，手上摊开着一本书。啊，这幅景象，简直是从文学杂志的“封二”上剪下来的。
我轻轻喉咙，斟酌了一下措辞，才说：“您好，我是董老师的朋友，他让我把您送到……”
“医院去。”那画儿里的女人接口道。
“对。”
“我不去。”
“董老师会不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