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其湘
我于1958年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因照顾配偶关系先分配到省高教局，再分配到四川省图书馆工作，直到1989年2月退休，之后又返聘工作两年。回思既往，感慨不已。几十年的光阴弹指而过，其间经历过“大跃进”、“反右倾”、“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而今我已84岁，虽有许多往事，但毕竟耄耋之年，加之历时太久，在记忆中早已模糊。现搜罗至今记忆较深的二三事，略述于后。
一、印象深刻的几位馆长
1.身教重于言教的杨德华馆长
杨德华新中国成立之初曾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原桂滇黔边纵队政治部主任），当年他曾与第38军第114师参谋长高放等从百色直赴旧州，与国民党黔桂边区绥靖司令部中将司令官张光玮进行谈判，促成张光玮1949年12月27日率部1300余人在广西省隆县（现为隆桂壮族自治县）县城举行起义。此外，据说杨德华还曾经担任过周总理的秘书（待考证），后因病到四川疗养，1958年9月在浙江农学院党委书记任上调入四川省图书馆任馆长。
杨德华馆长作风朴素，他虽然身体有病，但却不顾病苦，上任后即深入馆内各部门了解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他以身示范，身教重于言教。其务实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全馆职工的一致赞誉。兹略举一二：
他先后深入到馆内购书、分编、阅览等部门，与职工一起工作，以此熟悉和了解各环节工作流程。当时省图书馆发放借书证达万张，外借室每天要接待很多借还书的读者，人手少，工作非常繁忙。他亲自到阅览室与值班的向继芳（当时还是临时工）一道为读者取书还书，向继芳对此非常感动，常对人说：杨馆长身体不好还与我一同繁忙地取书还书，我只有跑快点以减轻他的劳动强度。
1958年“大炼钢铁”时，上面要求各单位都必须土法炼钢。为此需购买相关器材，当时炼钢器材非常紧缺，馆内采购人员没能买到，他知道后什么都没说，第二天一大早，就亲自拉三轮车去排队，午后两三点钟终于将材料拉回。
当时浮夸风甚浓，报纸上曾刊登粮食亩产几千斤乃至上万斤的消息，他看到这类消息后，利用某个星期天休息时间，专门跑到郊区稻田中现场观察收割实际情况，发现真相其实是将多亩地的稻谷移植到一亩田中造假。为此他对人说要真实，不要盲目跟风。大年三十，他还亲自到农民家中揭锅盖，看农民吃的是什么东西。据说他还曾跑到中共四川省委，向当时的宣传部长反映真实情况并斥责盛行的浮夸虚假。
他还非常关心本馆职工的生活，例如当听说职工李绮生病后，他星期天专门上门慰问。记忆中当时全馆职工是56人，人少事多。图书馆除了日常业务工作外，还要到郊县和工厂、农村开展送书上门服务，以及干部下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等工作。因此人手非常紧张，再加上当时流行提倡大干苦干，每天早上8点上班，下午6点下班，晚上7-9点还要政治学习2小时，每个人都要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会上如不发言就被视为有思想问题、有不满情绪，一周内只有星期六晚上不学习。职工们多数都是有家室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平时忙，星期六都想能早点回家。当时的办公室主任要求大家晚饭后才能下班，杨馆长却说：要劳逸结合，愿留则留，给大家一点自由。这样一来星期六大家才能够早一点回家。
1958年9月份左右，当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到四川省图书馆工作后，很快就被安排到都江堰修水电站，年底又被安排进中共四川省委组织的宣传工作组到农村促生产。与杨馆长见面时间不多，记得几次回馆时，他见到我时都叫我到他办公室问我下面的工作情况，并关切地问我家中的生活情况，并说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解决的可直接跟他说，这令我非常感动，连连回答说没有什么困难。
原城守街老馆内，院坝荒芜长满野草，杨馆长于是安排在院内修建石桌花台，既美化环境又可供读者和职工工余休息。会计担心此项经费因没计划，不能报账。他说：你照办就是，如报不了账，从我工资中扣除。此事于是得以达成。
杨馆长对一般群众职工总是和颜悦色，从来不批评训斥。而对中层干部要求则较严。当时的辅导部主任李广誉是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大学毕业的老北大，曾任广西大学教授，还曾任遂宁专署的文教科长。他曾对我说：“我一生最敬佩的人有两个，一个是胡耀邦。记得一次在川北行署开会时，大礼堂中到开会时都未见到大会主持人，当宣布开会时，才见到胡耀邦从在座的农村干部人群中站起来，穿着非常俭朴，跟一般群众一样，看不出是领导。他的讲话却非常朴实感人，他说批评不能粗暴，狂风大雨留不住水分，只有和风细雨慢慢地浸润，草木禾苗才能得以滋养；另一个最敬佩的人就是杨德华馆长。杨馆长还曾经批评过我，有什么事应该像家人一样当面说，不要事故圆滑，要坦诚。他为人以身作则，凡事讲道理，即使批评也是善意的劝告，语重心长，我很感动，我心服口服。”
1959年底，杨德华馆长因病离职休养。后又转至云南疗养，又任云南省图书馆馆长并在任内建成新中国成立后云南省图书馆新馆舍。
以上是关于杨馆长的一些点滴记忆，虽然看似都是一些细小琐事，但这些小事却体现出他对工作、事业的忠诚和敬业，对职工的关爱和人品的高尚。他处处身体力行，不说空话大话，身教胜于言教，不能不令职工群众感佩，至今思之亦然。
2.主持修建蜀都大道总府路新馆的张旭馆长
张旭是云南剑川人，白族，1912年生。中学毕业后先后在腾冲县和昆明的中小学任教，1938年到延安参加青训班学习，以后到山西前线参加抗日战争。1943年回昆明，任《云南日报》编辑部主任。1949年任怒江特区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怒江州工作。1960年底离开云南到四川，在中共中央西南局政策研究室任研究员。1970年后，任四川省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1979年从成都回到大理，先任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长，后到州人大任副主任，直至离休。
张旭是一位关心群众疾苦的好干部。1958年“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剑川和其他地方一样饿死了很多人，张旭以真正共产党员的胆识17次上书中央和中共云南省委反映百姓的困境，后在中共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的关照下，暂时缓解了问题。剑川百姓因而将张旭称为“救命恩人”。张旭后离开云南到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继而又调到四川省图书馆任馆长，并在任内主持建起了位于成都市总府路的新馆。
1972年，位于成都市东风路二段（今总府路6号）的四川省图书馆新馆工程开始启动。从立项、申请经费、跑材料、拆迁、组建基建班子等等事务，张旭馆长都亲自参与其中。在忙于新馆工程的同时，他一点也没有放松业务建设，强调加强辅导部、中心馆的业务辅导工作，倡导举办学习班，发挥省图书馆的龙头作用，对省内基层图书馆干部进行业务培训，同时号召本馆职工结合工作实际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记得当时在乐山报国寺举办的基础图书馆业务学习班，是张馆长派韩最霖副馆长主持，由中心馆副主任张德芳、重庆市图书馆辅导班主任陈铎主讲。
张馆长作风谦和、平易近人，与馆内职工的关系融洽，经常帮助职工解决生活工作中的困难。他不仅胆量大气量也大，例如当时职工袁文革想到川化专办的学习班学日文，张馆长知道后批准其参加学习，后来袁报考南开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李世文调动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搞文学研究，他都没有阻拦并给予理解和支持。
张旭馆长的为人和作风赢得了职工们的普遍拥戴和尊敬。他调回到大理之后，馆内职工如出差到那里都会登门看望他们的老馆长、老书记。
据说，在张旭馆长大理寓所的客厅墙壁上，贴着他书写的横幅：“不作文明始，恐将野蛮终。”这反映出他一生致力于文化建设的理念。即使在晚年，张旭馆长仍将心血倾注在南诏史研究会的创立、生存和发展上。并且还培养和带动了一批潜心致力于大理民族文化研究的中青年，为大理州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3.关心和热爱图书馆事业的彭长登馆长
彭长登馆长是湖南绥宁人，历任十八集团军野战后方勤务政治部宣传教育科科长，晋冀鲁豫军区军政大学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宣传科科长、后方勤务政治部副主任，川北人民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文化处处长，四川省文化局副局长，省新华书店副经理，省博物馆副馆长，省图书馆馆长，省文化局顾问等职务。1985年2月离职休养。
彭长登馆长可以说是一位真正从内心热爱图书馆事业的馆长，兹举数例说明。
彭馆长非常重视藏书建设，强调对基础学科、综合性图书、工具书、世界名著、地方资料、方志、外文书刊、港台版图书和报刊都要加强收藏。但当时的购书经费非常有限，从20世纪50年代的20万元到他来当馆长期间一直都未增加。港台版的《四库全书》、《敦煌宝藏》、《中华医学全书》，四川缺藏的四种方志，新版的唐代几部珍稀图书，还有许多珍贵的大部头资料，都是他亲自跑到省财政局反映情况申请专款购买的。
记得当时负责中心馆工作的张德芳同志曾安排我到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反映四川订购情况，希望能增加份额，同时到负责管理图书馆的国家文物局，送交张德芳给在文物局工作的同学的信。在交谈中我向他提及我所了解到的许多省馆购书经费均比四川省馆多的情况，如天津市图书馆购书费就近百万，而四川近亿人，是三线工业重点地区，大专院校有40多所，还有很多科研单位。而现有的区区20万元购书经费简直是杯水车薪，完全不能满足科研生产的需要。文物局的同志了解情况后感慨地说：四川的经费确实太少了，回去后你们写个报告来，我们拨专款。我回到单位后找张德芳汇报，但他出差在外，彭馆长知道后大力支持，他吩咐我马上写经费申请报告，他还亲自进行了修改，然后上报到文物局，文物局随即增拨近二十万元购书款。自此以后，四川省图书馆购书经费开始逐渐增长。
说到彭长登馆长，还有一件事情必须得说说，就是他十分关心职工的生活，尤其是职工居住困难的问题。当时四川省图书馆的职工居住条件十分差，长期以来，桂王桥西街宿舍院内都是木结构的旧平房和少数两层的简易木楼，还有就是业务楼（新中国成立前修建）顶上的几间斜斜的阁楼，馆内绝大多数职工无房，居住困难。为此事，彭长登馆长多次向上级反映情况并终于申请到专款，修建了目前的和平街职工宿舍，一共修了三幢楼。1984年当分到新房的职工喜气洋洋地搬入后，当时已是文化局副局长的彭馆长还专程到新宿舍挨家看望并向职工祝贺乔迁之喜。
4.主动放弃自己分房的万世祥馆长
万世祥馆长是四川省峨眉山市人，曾在《西方日报》、《新康报》、《每日新闻》、《西康日报》、《四川日报》、《凉山日报》任编辑和记者。曾任《凉山日报》社副总编辑、党委书记。后从峨眉电影制片厂调入四川省图书馆任馆长。离休后任四川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老记协）副主席、《晚霞报》顾问。
1958年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成都工作会议期间，参观了成都的一些地方。当时有机会随同采访的本地记者仅有四川日报的两名文字记者和一名摄影记者。万世祥当年刚刚三十岁出头，任四川日报政治生活组组长，他有幸成为与毛主席近距离接触过的少数四川记者之一。这段经历让他一生都以此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