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张旭同志二三事
袁定基
活了大半辈子，大官小官都见过。有的朋友一旦当了官，虽不是百分之百地都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一阔脸就变”，但听他们说起话来，总觉得有些生分。久而久之，这些当了官的“过去时”的朋友，也就大多成了路人。和我有交往的人中，只有一位官员例外。究其原因，大概是这位官员太少官气，我压根儿不曾视他为官，而始终只认为他是一位古道热肠的长者、一位胸罗星宿的学人，一位道德可风的师长的缘故。这位长者、学人、师长，就是我一直敬重的张旭同志。
1973年，四川化工厂经国家特别准许从日本引进30万吨合成氨的先进成套设备，厂方选定一批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即将赴日研修，为便于这批人员赴日学习和生活，该厂决定在厂内为他们办一个短期日语学习班。在当时，懂日语的人很少，日语教材也很罕见。四川化工厂从泸州请来的一位叫范成有的老师为了编写日语教材找资料，来到了四川省图书馆。当时，我和王信东、任吉元同志在四川省图书馆外文组工作，因经常为范老师服务，都跟范成了熟人。那几年来馆查阅外文图书资料的人很少，工作很轻松，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甚至年复一年地如此下去，也觉得有些无聊，很想找点事情干干以消磨时光。有的老同志私下告诉我说，可以利用现在的时间学点外文，因为外文学习的现实功用一是可以占去大量时间而不至于觉得目前的日子过得太无聊，二是目前在管理外文图书的部门干活，尽管一个外文字不认识，凭读者填写的索书单也能找到书，但认得到几个外文字总比认不到好，至于外文的未来功用那就难说了。老同志这番话我是听进心里去了的。但是，学什么外文好呢?自己在学校里学过一点俄文，可说是有点基础，但当时苏联修正主义被认为是我国最最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的文字万万不可学。英文是头号帝国主义美国用的文字，虽然当时尼克松、基辛格已访过华，学点英文大概也犯不了多大的法，但当时馆里的英文书太少，教材只有影版的《ESSEN TIAL ENGLISH》，里面全是英文字，一个汉字都没有，不知从何学起。最后我看中了日文，一是当时中日邦交已正常化了，连伟大领袖都跟田中角荣、大平正芳握过手，还送了《楚辞》给他们读。学点日文，恐怕犯不了什么王法；教材么，馆里有北京大学外文系编的两种，其中的一种是供公共课学生用的，薄薄的一本，当时价格三角钱左右，而且最令我满意的是其中有大量我所认识的汉字，大致估计了一下，竟约占全书的五分之一以上！我大喜过望，就拿过一本教材自学起来。谁知一学起来，才晓得东西还是有点烫，光一个“五十音图”就背得我脑袋发晕，半个月后就收刀捡卦。范老师这一来，让我们知道了有这么一个学习机会，岂肯轻易放过。于是我私下跟王、任二位通了气，他们二位也兴致很高。我们趁范老师来馆借资料时向他提出了去四川化工厂日语班旁听附读的要求。范老师征得厂方的同意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向上级正式提出要去川化学日语。请求提出后，上级迟迟未给予答复。后来风闻，之所以如此，问题是出在我的身上——一位领导忧心忡忡地说：“他这个人学了外语，万一在街上碰见外国人就搭白，你说怎么办?”
既然领导不同意，当然只好打消了去川化学日语的念头。不料才过了几天，又有人告诉我：馆里同意我们去川化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第二天上级找我谈话，正式通知同意我脱产去川化学习时，才向我亮底：是新从原中共中央西南局调来四川省图书馆工作的张书记拍了板，才同意我去的。希望我好自为之，不要辜负了张书记的一番好意，当时我只有诺诺。
后来在川化学习日语期间，我经常想：怪！这位张书记怎么跟别的领导不一样?当时的许多领导都看重除了上级机关指定的文件外什么书报都不看的人，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思想上的纯正。像我这样持有“开卷有益”论观点，又经常有拿到一本书也不管它姓社姓资姓封姓奴就翻的犯规行为的人，历来是被许多自命为“正确路线上”的人视为“路数不正”的。我这样的人怎么能学外语呢?学了外语，在街上碰到外国人怎么办?他们的这个问题确实也提得有些道理。我想，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会怎样行动呢?说实在的，这首先还得看我碰见了外国人时的心境如何，倘若本人那时有兴戏耍，顶了天，也不过用洋话冒叫一声“招呼了”而已，不至于弄得天下大乱的。不过，既然上峰有令，要我好自为之，本人只好乐于谨遵台命。此令一遵，就遵了二十来年。迄今为止，凡是在街上(不论大小)碰到外国人，我一律装瓜，不管他是找不到路问路的，还是屎胀了找不到茅房的，我一律作听不懂话状，即使他们怪声怪气地学了我国的普通话来问，我也只是做微笑状摇头而已，这是后话。我当时又想，这位张书记端的不同凡响，学完日语回馆以后，一定要找机会请教请教。
这位与众不同的张书记，就是当时四川省图书馆的第一把手张旭同志。
我虽然有心要向张旭同志请教，但从川化学完日语回馆后不久，就被四川省文化局借调去搞全省故事调讲会，一搞就是一年左右。故事会搞完后，又在省文化局社文处行走了一段时间。回到馆里，工作还没有怎样摸，又被抽到中共四川省委工作团赴璧山县大路公社帮助当地建设“大寨县”，直到周恩来总理逝世后才返回成都。回成都不久，全国又风风火火地闹起了地震，大家住在棚子里一天到晚煮东西吃，好像在为奔赴黄泉之路做准备工作，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都大有世界末日即临的预感。就这样东晃西晃，几年时间就这样晃过去了。所以我有机会向张旭同志请教，那已经是“四人帮”粉碎以后的事情了。
1977年，坚冰已破，春水欢流，四川省图书馆也迎来了明媚的春天。一天，张旭同志有事到桂王桥西街省图宿舍找缪木天同志商量事情，顺便到我家看了看，临别时说，晚上没事，可到他家去摆龙门阵。当时他的这句话也许是一句客套话，但我却把它当作是一种正式的邀请，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晚饭以后，我就到童子街原西南局宿舍张旭同志的寓所去登门拜访了。这次拜访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可能张旭同志知道我对中国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文革”以前还曾经在吴晗的指导下出版过《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两本，所以就跟我大谈其中国历史。他告诉我一个他的研究发现：研究中国历史，光看二十四史之类的文献材料是很不够的，因为文献材料的局限性很大。过去的文献材料，从内容上看是偏重于政治、军事方面，经济、社会生活、民风民俗等方面的材料较少。加之凡所谓“正史”，都是胜利者写的或胜利者叫人写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说法。因此，其真实性是有问题的。要了解没有被胜利者篡改过的历史的真相，就要重视考古发现。但是，光注意考古发现还不够，因为考古出土的主要对象是墓葬，而古人埋到墓里去的东西只能是他们当时社会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除了考古以外，民族学也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当中，至今还保留了许多已经消逝了的古代风貌。他说，他20世纪50年代在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工作，那里可说是一座历史博物馆，在那里可以亲眼看到白族的古代史。张旭同志的这番话使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获益匪浅，的确是“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从此以后，我就经常到张旭同志家中去听他“讲古”，从而增长了不少关于历史学和民族学的知识，同时也逐渐知道了张旭同志的主要经历：
张旭同志是云南白族人，1912年生于云南省剑川县农村，与武侯祠名联的作者赵藩是同乡，中学毕业后，在云南省会昆明的中小学里任教。1938年到延安，入安吴青训班学习，后转山西前线投入抗日战争。1943年回昆明，任《云南日报》社编辑部主任。1949年任中共怒江特区工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怒江地区工作了十年。在此期间，曾对当地的傈僳族、白族、怒族、独龙族和景颇族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过深入的调查，对白族古代的历史文化进行了研究，1960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1973年，他和已经解散了的原中共中央西南局的一部分同志一起分配来四川省图书馆工作。
正因为张旭同志本身就是一位文化人，担任领导工作以后也没有放弃在学术领域内的探索，所以他才与那些没有文化而奉命来管文化，或者奉命来整有文化的人的官员截然不同。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制度。看到报纸上刊登的研究生招生简章，我一是非常兴奋，二是十分犹豫。兴奋的原因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摆到了自己的面前。犹豫的理由则有三条：一是自己的基础差，底子薄，虽然书看了不少，却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怕考不上；二是自己一个月只有36元工资，如果到外地赴考，路费还成问题；三是当时规定在职人员考上研究生的，工资福利由原单位照发，不知单位同不同意。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我去找张旭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张旭同志说，最后一点用不着考虑，既然国家有规定，谁也不能不照国家的规定办。我个人是支持你去考学的。过去不让学，自己都要想方设法去学，现在国家让大家来学了，就应该站出来让国家挑选。不要怕考不上，今年考不上，可以明年再考。不要怕水平低，你还没有考，怎么知道自己的水平低不低?至于经济上的问题，现在还不存在，初试通过了，才说得上去外地参加复试，这事现在不考虑，到时候再说。他问“决定报考哪里?”我回答说：天津南开大学。他说，好！要考就考个名牌，川大以下的学校不要考虑。要把目标给自己定高点。我又说，复习时间，招生简章上说，要跟单位商量。张旭同志说，如果你下了决心去考，复习时间的安排我去跟你们的部主任讲。就这样，在张旭同志的支持下，我终于下定决心，麻起胆子走上研究生的考场，去进行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搏。
初试的结果基本上令人满意，无论如何总是取得了去天津南开大学参加复试的通知书。考试各科成绩中，最令人鼓舞的是，本人托张旭同志的福学得的日语在外语考试中大派了用场，获得了相当高的考分；这一高分还使我日后获得了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免修外语的资格。可是，赴天津参加复试的经费问题如何解决呢?我去找张旭同志请示。张旭同志说，这个问题我已经给你考虑好了。现在新馆上马，有许多工作都需要有人出差，让部室给你一个去北京出差的机会，从北京到天津很近，问题就不大了。至于外出开支较大的问题，可以向工会申请给点补助。我的后顾之忧顿时全消。在张旭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满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巨大的希望走进了全国著名学府天津南开大学的复试考场，并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有幸成为周恩来总理的后继校友。
1991年春天，已经在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十年的我赴云南考察，路过大理，特地去拜访张旭同志。因计划中在大理逗留的时间不多，白天一直忙于工作，晚上八时左右才赶到张旭同志的住所。张旭同志当天因偶感风寒，身体欠安，已上床休息，听家人通报，得知原四川省图书馆的故人来访，当即准备起身。因我竭力劝阻，才与我达成在寝室和我相见的口头协议。
在交谈过程中，张旭同志对四川省图书馆的发展和变化非常关心。他说，离开省馆十二个年头了，其间少通音问，除赵熙和吴皇斌二同志因公出差到大理去看望过他外，其余的老同事一位也不曾见过，因此希望我多给他讲一些省图的情况，虽然我也离开省馆多年，情况可以说是基本上不了解，但是为了满足一位八十高龄的老人的强烈愿望，我还是尽我所闻向他作了介绍。当我说到四川省图书馆自东风路新馆建成开放后的巨大发展时，张旭同志的脸上不断露出笑容。说到年青一代茁壮成长，有些同志还走出国门赴日、澳等国进行研修时，他一边点头一边赞赏，口中不断地发出啧啧之声。当说到因为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许多老同志已经从原来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安享晚年，其中的一些人因为自然的召唤回归自然时，张旭同志不禁黯然神伤。张旭同志还特别问及了部分老同志子女的情况。这方面的事虽然我了解太少，但也尽我所知作了回答。当我说到许多老同志的子女，包括当年经张旭同志关心从被下放到的广阔天地回到父母身边的前“知识青年”们，都大有作为时，张旭同志感到欣喜，当我讲到彭长登同志的两位公子不幸英年早逝时，张旭同志又不胜慨叹。
张旭同志也大概讲了他离开四川省图书馆以后的主要经历：1979年，他回到老家云南大理州以后，先后担任大理白族自治州副州长和州人大副主任。他利用工余时间，仍然坚持对学术的探究，主攻方向是白族史。在他的努力下，大理州成立了南诏史研究学会，他出任会长。离休以后，仍继续从事大理白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近年来发表了《论“昆明夷”》、《南诏西洱河蛮大姓及其子孙》、《论南诏王室父子连名制》、《佛教在南诏、大理的盛行与白族文化的兴起》、《羊苴咩、点苍山考释及其他》、《剑川石钟寺石窟“阿妜白”试释》等一系列论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与此同时，他在成都四川省图书馆工作期间利用工余时间所写的《〈云南丽江府剑川州西厢西中户籍册〉后记》、《白族的古历法》等论文，经整理修订，也都面世。1990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旭同志的学术论文集《大理白族史探索》，在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目前，他还计划把白族历史上有名的典籍进行整理。
搞学术的人一说起学术来，时间和空间就似乎不存在了。张旭同志越说越来劲，刚见面时的身体欠安的神色早已荡然无存。不知不觉地，三个多小时就过去了。我一边表示歉意，一边告辞。张旭同志意犹未尽，约我从边境瑞丽返回时一定再来相谈。遗憾的是，后来行程有变，我从瑞丽返回时从保山乘飞机直飞了昆明，未能在大理再度停留。
当波音飞机飞越大理上空的时候，我闭上了眼睛，虔心诚意地为尊敬的长者张旭同志祝福，敬祝他健康长寿，在学术上赢得更高的荣誉和更大的辉煌。
（原文载《四川省图书馆建馆八十周年纪念文集》）西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