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图书馆次日，叫我速到馆里看大字报，揭露我的问题的有10多张，内容：1.长期收听苏修电台2.长期收听美帝国主义“美国之音”广播，思想极端反动。3.爱向领导提意见，言辞尖锐，目无领导，攻击局领导讲话水平不高等等。大字报不许记录，不得秋后算账。对此，我一笑置之，不多在意。我想，学习外语不听不说，工作中又没有机会使用，不全都忘掉了吗。至于说听广播内容，不做具体揭发，怎能妄下“反动”之结论呢？此后抄家之风吹入馆内，张圣奘老先生首当其冲，他的古书、字画珍藏、贵重文房四宝以及其他值钱物品均被洗劫一空。我知张被抄家，却不加警惕，思想上从未想到会殃及自己。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66年11月底，暴风雨急速刮来，二中红卫兵抄我家三次，第一次高初中生七八个人，到家后东张西望一阵，四处巡视一周，也没有询问什么问题，匆匆而走。可能是初步摸清情况。一周后的星期天，半夜十二点，咚咚咚的敲大门，又是那些面孔。一进门，初中生就翻箱倒柜，另几个乱翻书籍，扔得满地都是。高中生问我：“你家几人？为啥住那么大间屋子？院内有五六个人甚至更多人挤一间屋，这太不公平啊。”我说“母亲原住此，‘四清’运动送回老家了。房子是我调来图书馆分配的，院内有‘文革’负责人可以问。然后他们又问:你和妻子从前哪里工作等等。约1个小时之后走了。又一个周六晚，第三次，仍是半夜十二点，急促的敲门声又响起，还是那群人，来势汹汹。进门狂叫：“今天抄你的狗窝！”妻愤怒道：“你才是狗窝！”这话惹恼大个子红卫兵，架起我俩手臂一直拉到二中大教室，不由分说，命令我二人脱去上衣，跪在地上，有两人各执钢丝鞭，抡起抽打我背部，一次、二次、三次……一边抽打一边辱骂肮脏话，一直抽打10多次。另一个打手狰狞笑着对妻说：“他妈的看你嘴巴硬。”扬着钢鞭咆哮着就要动手抽妻。我说：“她身体单薄瘦弱，有话说理，不要武斗嘛。”他狠狠瞪着眼转身抽打我妻。妻很坚强，她说：“当时想起江姐倔强不屈，毫不畏惧。”就这样我们被折腾到深夜，手表也被抢走了。两个打手互相使眼色，示意累了，这才停止打骂。另外几个已在桌上摆满酒肉包子，喊着打手：“来来来，一起吃，边吃边斗。哈哈哈……”“红卫兵”在欢庆胜利了。
次日早晨回家，屋内被洗劫一空，碗筷炊具都被抢光，只留下马列毛著作。这是一群集打、砸、抢、抄、抓于一身的强盗，其凶残野蛮暴行，令人怒不可遏。这是什么“红卫兵”！他们白天睡觉，夜间肆虐，横行霸道，四处打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这帮匪徒拉帮结派，为了各自利益，互相殴斗厮杀，武斗声迭起，致使社会一片恐怖，动荡不安，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毫无保障，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国无宁日，天下大乱。
叫人惨不忍睹，令人发指的是，我们的同事廖品卿一夜之间，在图书馆内被红卫兵打得死去活来，喊叫声惨绝人寰，馆内同事竟无一人搭救，终被一群暴徒活活打死。这是图书馆第一个死者。接着馆内造反派头目斗争李延茂，在宿舍区围成一团，喊骂声叫打声一片，造反派头头拳打脚踢，使这个1.8米高的东北汉子一头栽倒在石墩上，奄奄一息，送进医院后不到半月去世，这是第二个。图书馆造反派把北师大几个红卫兵引进馆内，到处煽风点火，鼓动馆员去北京串联取经。回馆后给当权派贴满大字报，吓得新上任的刘允祺悬梁自尽，这是第三个死者。“文化大革命”中三位殉难者的惨状，让图书馆活着的人永远铭记。他们死得多冤枉啊！
面临诸多劫难，家被抄得一贫如洗，心里自然沉重。“文化大革命”怎么这样搞法。但是当时思想上一点不惧怕，心底平静坦然，只有忍辱负重，勇敢面对人生。我对过去走过的路很自信，因为第一，自新中国成立参加革大思想改造后，已写过详细历史自传，没有隐瞒什么；第二，由北京调到四川，属于正常调动，没有犯过什么错误遭调离；第三，参加中共四川省委“四清”工作团，是由图书馆领导挑选，是信得过的，近两年的农村工作努力是做出一定成效的。因此，顺着这场“文化大革命”风暴，我没有把自己当成是革命对象，和着革命群众脚步，融合进群众当中。我也参加了革命组织的战斗队，同他们一起上街游行，及至1968年，我还曾到北京编译局去过，旧时同事问我宜宾造反派刘张两口子怎么样，说他俩到编译局是传送造反经验的。后来“文化大革命”间隙，社会一度平静，朋友同情失学青年叫我执教。省一门诊部王肇芸医生再三央求我，遂答应教她儿子王刚学英语。由于基础好，爱学习又刻苦，“文化大革命”后他首批考取川师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川大附中，又曾到美国交换留学一年，做了成都市王荣轩市长的翻译。另一个吴萍，由疗养院熟人介绍给我，她原是七中学生，好学用功进步很快，以后听说去了巴西。第三个是博物馆付洁豫的女儿，新华印刷厂女工，从英文字母学起，“文化大革命”后成为一中英语教师。我很同情这些因“文化大革命”失学的青年人，长期荒废学业，他们为前途担忧，渴望学知识求进步。回想“文化大革命”十年，千千万万学生辍学，我国教育战线损失多大啊！时间是无法找回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胡耀邦代表国家为全国千百万受冤屈的人平反改正。联想到我的问题也该收场了吧！不想，图书馆又把我审查禁闭两年多，算是施与我的“仁政”，活下来就是胜利！
20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深得民心，城乡经济活跃起来。我学的外文专业得以派上用场了。首先，整理在图书馆翻译的英俄文资料，总共约50万字。计有日本《日野牌汽车构造及使用法手册》详细说明书；匈牙利《机械用具及磨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炼钢法》；《气体还原炼钢法》；馆藏《农业期刊篇目索引》；以及英国狄更斯《我的童年时代》；英俄对照《英国俗语谚语500则》等等。从80年代起，图书馆起用我教英语：第一期省馆办的为成都大专院校图书馆馆员评职称考英语的英语班，共教两批，约1年。接着，北京大学图书馆系在四川省图书馆招生，委托省馆培训，聘我教授大学一年级英语。继之，由张可淑介绍我到四川省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教授该公司8位经理学英语口语，以便与外商谈判生意，公司要求以封闭式方式到都江堰去关门学3月，最后仅3人合格。后来我又被四川省省级机关进修学院聘用，教授英语和语法，以及介绍《英美国家概况》。一年后，由新加坡办的一所外语学校，设在新都桂湖，经由川大外语系主任面试口语合格后，每天接送我去新都上课，大约1年。以后设在华阳的一所成都公共关系学院后更名为成都华商学院公开招聘，我被聘为专职老师，先教大学普通英语，后来教精读、泛读课，英语语法、口语课以及写作课统揽，总共教3年。教的学生中，比较出类拔萃的有王勉，考进同济大学，到美国学法律专业3年取得法学硕士后回成都；另一个是华西医科大学图书馆的袁琳，现在德国读博士学位即将毕业。四川省图书馆的唐岚和于燕也同样优秀，都成为省馆的骨干分子，对图书馆贡献很多。我对他们取得的成就由衷高兴，感到欣慰。
1989年受美国同学邀请，去美国考察半年，大开眼界，增长了见识。见到少年时代空幼同学，感慨万千。他们按美国移民法挽留我在美居留，待机教授汉语。我毅然按期回归。金窝银窝还是自己的老窝好啊。
欣逢省图书馆百年大庆，我作为老职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不由得说几句心里话，或曰直言敢谏。目前，世界处在大变革大改组过程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各国都想与中国做生意，因而中国人办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国兴旺起来。图书馆何不趁新馆初建时，就作出规划，培养一批社会青少年学英法德俄语，准备输送到欧美和世界各地“孔子学院”去任教，这是个好时机；其二，发挥馆藏善本书的作用，引导和激励社会青年学古汉语，读善本书籍，组织青年继承发扬我国传统文化；其三，开辟一间大的儿童阅览室，组织少年儿童学习诗词歌赋以及书画棋艺；从退休老年读者中物色一批有声望的长者任教，付给一定报酬。
四川省图书馆退休职工 翻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