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清史是个什么玩意儿:话说清朝十二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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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下嫁”之谜与“立后”:母子关系的纠葛

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子,按理说应当母慈子孝、关系融洽,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关于顺治皇帝和母后的关系,《清史稿?后妃传》仅有例行公事的四句话:“世祖即位,尊为皇太后。赠太后父寨桑和硕忠亲王,母贤妃。十三年二月太后万寿,上制诗三十首以献。上承太后训,撰《内则衍义》,并为序以进。”以上四句话总共60个字而已。而同一篇传记,记载康熙同他祖母关系的则有715个字。从中透露出顺治同他母亲的关系并不太协调。

1、立后之争

顺治小时候贪玩,母后管教过严,这是家庭中的常理。这一点不构成母子不和的原因。笔者认为导致顺治同母后关系不太协调的最关键因素是“情”:“立后”和“下嫁”。皇太后和顺治帝母子间在“立后”的问题上存在着矛盾和分歧。前者出于国家大统,后者重于个人感情。自太祖、太宗开国创业以来,就把与蒙古“姻盟”视为团结蒙古各部,增强国力的重要政治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来自蒙古科尔沁的皇太后深有体会,因此她为顺治帝两次“立后”皆出于此种政治目的。第一次立蒙古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克善之女为后,这是母后和叔父多尔衮给指定的。小皇后出身蒙古科尔沁贵族,从小娇生惯养,顺治不喜欢。虽然勉强成了亲,但婚后经常发生口角。不久顺治帝认为志意不协,传旨废后。虽然皇太后不同意,但是看到儿子执意要废,也就不强求了。于是将皇后废为静妃,改住在侧宫。就这样,顺治不顾母后和大臣的反对,强行废掉了皇后。直到顺治病危的时候,被废的小皇后想要见他一面都没给任何机会。第二次立蒙古科尔沁部贝勒绰尔济之女为后,顺治帝仍不满意,又要废后,却遭到母后的反对,未能废成。可见再立一个皇后,顺治还是不喜欢。

再者,顺治喜欢董鄂妃,爱得死去活来。后来皇太后得知,顺治帝已有意中人,是内大臣鄂硕之女董鄂氏,她很理解儿子的个人感情,便把董鄂氏召入宫内立为贤妃。但顺治帝要立董鄂氏为后,所以再次提出废后。这次不仅母后反对,而且知书达理的董鄂妃也不同意,于是顺治只好作罢。董鄂氏隶属满洲正白旗。父亲鄂硕任内大臣,母亲却是江南的一位才女。董鄂氏兼有满汉女子的优点,既有满洲人性格的豪放、开朗、洒脱,又有汉家才女的蕴藉、温柔、多情善感。她外柔内刚,含而不露,有心胸、有见识,可谓是姿容绝代。顺治董鄂妃相遇也有一段故事。

顺治年幼即位,大权最初由叔叔多尔衮掌管。他自小形成暴躁、猜忌的性格。再加上娶了一个刻薄的妻子,事事过得不顺心。清初有命妇轮番入侍后妃的制度,这便给顺治帝与董鄂妃相识热恋提供了机会。董鄂妃经常到后宫来拜见皇太后。她天生丽质,又很朴素,看起来宛若仙子,引起了顺治的注意。董鄂氏之夫博穆博果尔经常从军出征,董鄂氏出入宫苑侍候后妃,与福临相识并坠入情网。孝庄皇太后察觉后也曾采取措施,宣布停止命妇入侍的旧例,以“严上下之体,杜绝嫌疑”。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福临对董鄂氏的迷恋。为了获得更多接近董鄂氏的机会,顺治十二(1655年)年二月,福临封博穆博果尔为和硕襄亲王,以示优宠。后来博穆博果尔得悉其中内情,愤怒地训斥董鄂氏。这事被福临知道,他打了弟弟一耳光。博穆博果尔因此羞愤自杀。未及守孝一年,董鄂妃便被顺治皇帝接进宫里封为王妃。一个月后,晋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

顺治对董鄂氏的感情,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认为董鄂氏有德有才,正是理想的皇后人选,准备二次废后。顺治的皇后是蒙古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亲王的女儿,蒙古科尔沁自满清入关以前就始终支持皇太极平定满洲,夺取天下的战争,是蒙古四十九旗中最强大而举足轻重的一支。假如顺治再度废后,改立董鄂氏,蒙古女人失去中宫主子之位,势必影响满蒙关系,动摇大清帝国的立国之基。所有这些,顺治不是不知道。可是当一个人感情狂热的时候,理智难免就要丧失。董鄂氏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她的母亲还是一个汉族女子。顺治册封董鄂氏为皇贵妃已经引起很多人因祖宗有“满汉不通婚”的制度而不满。孝庄太后毫不犹豫地对儿子的举动进行了抑制。结果,母子间出现隔阂,顺治皇帝甚至公然下令除去太庙匾额上的蒙古文字。同时,那位生活在感情荒漠中的蒙古皇后,对于安排自己命运的同族婆婆并无丝毫感激,相反把不幸和怨恨,统统归集到太后身上,连太后病倒也不去问候一声。这种微妙紧张的母子婆媳关系维持了五六年。

入宫不久,董鄂妃生皇四子荣亲王。不久爱子病逝,董鄂妃十分伤心悲痛,身体每况愈下。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董鄂妃病逝。顺治帝似乎失去了一切,他“寻死觅活”,不能自拔。年轻的顺治帝,本来就尚佛事,喜好参禅,取法名“行痴”。面对繁忙的国事,他却经常与僧人交往,把国家社稷置于脑后。董鄂妃死后他便企图净发为僧,步人空门。皇太后对此十分失望,坚决反对,出面阻止。顺治对董鄂氏去世非常哀伤,为此五天没有上朝。不久,顺治下旨礼部,称“奉圣母皇太后懿旨,皇贵妃佐理宫中事务多年,以其贤淑之德行教化宫闱,成绩斐然。如今突然去世,朕内心深为痛悼。现追封皇贵妃为皇后,以示褒奖推崇。朕仰承太后懿旨,特此追封,并加以下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顺治为董鄂氏亲撰行状,说她对皇太后“奉养甚至,左右趋走,皇太后安之”;“事朕,候兴居,视饮食服御,曲体,无不悉”;“至节俭,不用金玉,诵四书及易,已卒业;习书未久,即精”,等等。并命学士王熙、胡北龙编纂《董鄂皇后语录》,大学士金之俊撰《董鄂皇后传》。当时听说的人都感到惊讶和不解:仅仅是一个贵妃,死后三天就被追封为皇后,皇帝何必如此滥加谥号?

贵妃辞世,留给少年天子无尽的哀思。四个多月之后,福临就溘然离世,追随爱妃而去。有人说,顺治皇帝并没有死,而是出家了。这不符合事实。从现有材料来看,顺治还是死了。顺治帝患天花有历史记载,清廷还曾禁止民间炒豆。还有更加直接的证据:顺治病危时,翰林院清孝陵掌院学士王熙起草《遗诏》。《王熙自定年谱》记载了这件事情:正月初二日,顺治帝突然病倒,病情严重。第二天,召王熙到养心殿。初六日子夜,又召王熙到养心殿,说:“朕患痘,势将不起。汝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王熙退到乾清门下西围屏内,根据顺治的意思撰写《遗诏》,写完一条,立即呈送。一天一夜,三次进览,三蒙钦定。到初七日傍晚《遗诏》撰写与修改完毕。当夜,顺治就去世了。顺治临终前说:“祖制火浴,朕今留心禅理,须得秉炬法语……”顺治帝死后被火化,由溪森和尚主持。四月十七日,溪森和尚在景山寿王殿为顺治遗体秉炬火化。溪森死后,他的门人编辑他的语录《敕赐圆照溪森禅师语录》记载了这件事。所以,顺治帝确是死了,而不是出家了。

2、董鄂妃是谁?

董鄂妃是何许人?她有什么样的魅力令这位至高无上的年轻君主甘心为之生,为之死?

董鄂妃的来历有三说:

一说是《清史稿?后妃传》的记载:“孝献皇后栋鄂氏,内大臣鄂硕女,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二说是董鄂妃为秦淮名妓董小宛。董小宛原为江南名士冒辟疆之妾。传说,清军南下,董小宛被掳到北京,先留在王府,后被太后要了去。顺治看了喜欢,就从孝庄太后那里要到自己身边,用满洲姓董鄂氏。其实,只要用一些史料排比对照着看一看,就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民国初期,我国不少地方上演了《董小宛与冒辟疆》一剧,而根据冒辟疆《影梅庵忆语》记载,冒辟疆初识董小宛在崇德四年(1639年)。那一年董小宛已经有十六岁了,顺治帝才两岁。顺治娶董鄂妃时是十九岁,董鄂妃才十八岁。如果董鄂妃就是董小宛,那么此时她应当是三十三岁了,这样的年岁显然不合。同时,《影梅庵忆语》对董、冒二人从相识、完婚、蒙难到董小宛病死,都有比较详尽的记录。大致的情形是:

崇德四年(1639年),董小宛十六岁。冒辟疆初遇董小宛。

崇德六年(1641年),冒辟疆又巧遇陈圆圆,于是疏远了董小宛。

崇德七年(1642年),陈圆圆被周奎购到京师,冒辟疆重逢董小宛。

崇德八年(1643年),董小宛二十岁,入冒辟疆家为妾。

顺治二年(1645年),董小宛二十二岁。清豫亲王多铎领军渡江,破南京。冒辟疆在逃难中患病,“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摸,或欠身起伏,为之左右翼”。

顺治四年(1647年),董小宛二十四岁。冒辟疆再病,“勺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董小宛侍疾。

顺治八年(1651年),董小宛二十八岁,病死。当时不少文人墨客的悼念诗词均可证明董小宛确实是死在冒府。

董小宛比顺治大十四岁,同冒辟疆结婚九年未生育,并于顺治八年病死。冒辟疆写的《影梅底忆语》明白地写着董于顺治八年(1651年)去世。这时世祖才十四岁,不可能纳董小宛为贵妃。所以董小宛即董鄂氏之说实属望风捕影,不能成立。

三说是董鄂妃原为顺治的弟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这种说法主要来自于《汤若望传》的记述:“顺治皇帝对于一位满籍军人之夫人,起了一种火热爱恋。当这一位军人因此申斥他的夫人时,他竟被对于他这申斥有所闻知的天子,亲手打了一个极怪异的耳刮。这位军人于是乃因怨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皇帝遂即将这位军人底未亡人收入宫中,封为贵妃。”根据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考证,她似乎就是顺治夺十一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本书采用此说)3、太后下嫁之谜

太后同多尔衮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后下嫁。这也导致母子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太好。

太后下嫁多尔衮的疑云之起,是由于张煌言收录在《奇云草》中的两首七绝,题为《建夷宫词》: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

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

掖庭犹说册阏氏,妙选孀闺作母仪;

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

建夷是指建州之夷,是明朝遗民对清王朝的蔑称。觞是盛酒的杯子。合卺指成婚。慈宁宫是孝庄住的地方。阏氏是汉代匈奴君主的正妻之称呼。诗的前七句没有什么好解释的,无非是诋毁丑化敌国君主。最后一句颇费解。细推之,原来指的是多尔衮无子,以弟多铎之子为嗣。满文称侍卫为“虾”。多铎当时的职位有“领侍卫内大臣”一职。看来虾子指的是多尔衮的义子多尔博。也就是说,顺治子随母嫁,自为“龙儿”,不必以多铎的“虾子”为子。以前我们常将这首诗作为无稽之谈,但从多方面的证据来分析,“太后下嫁”的确是事实。

论据一:保全皇位的政治婚姻

皇太极死时,庄妃才三十二岁,年仅六岁的儿子福临继位。一个是三十出头的寡妇,一个是只知玩耍的顽童。在当时,执掌朝中军政大权的实际上是睿亲王多尔衮。他手握重兵,成为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理天下。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人们认为,孝庄为了保住儿皇帝顺治的天子宝座,而委身于小叔子多尔衮。

论据二:弟娶其嫂的满族旧俗

从当时满族婚俗来看,嫂嫁小叔、兄纳弟妇之事常常发生,此事不足为怪,甚至还有不管辈份的婚俗(汉族礼教称之为“乱伦”)。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量,盛年寡居的孝庄与壮年英武的小叔子多尔衮的结合,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理解的了。如顺治皇帝的大哥、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在清贵族政治斗争中死去后,他的两个妻子就分别被叔父辈的多尔衮、阿济格娶去。庄妃是蒙古人,十三岁时就与其姑母一道嫁给皇太极,因其美貌聪慧能干,受宠多年,生有三女一子,其子后来就被立为顺治皇帝。崇德八年(1643年)皇太极死时,庄妃只有三十二岁,虽被尊为太后,仍风华正茂,美丽异常。多尔衮大权在握,岂能放过这天赐良机。这时清王朝刚入关,满洲贵族从东北刚入主北京,受到汉族文化与纲常礼教的影响与束缚很小,还大量保留原在东北时的旧婚姻风俗,如清皇室与贵族中寡妇改嫁的事频频发生。因此孝庄太后与小叔多尔衮结婚的事就是比较正常的事了。我们切不可用汉族的传统纲常礼教去要求和看待清初的满洲皇族。

论据三:多尔衮的“皇父”称谓

持下嫁说的人特别强调,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称号就叫“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人们认为,多尔衮称谓变化的过程,恰恰反映了太后与多尔衮的婚姻由隐秘到公开的过程。《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皇父”称号非但举国轰动,甚至已经“声闻海外”。《朝鲜仁祖李倧实录》载:二十七年己丑(即清世祖顺治六年),二月壬寅,上曰:“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金曰:“臣问于来使,则答曰:今则去叔字,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云。”上曰:“然则二帝矣。”朝鲜邦外属国,国王都发现此举与“二帝”无异。大清朝难道就真的荒唐到这种程度不成?当然不是。其时清廷正推崇儒教,广纳天下饱学之士,断不会做这种令世界当做笑柄的糊涂事,但“皇父”一词确已明诏天下,一朝二帝,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论据四:皇帝谕旨露出破绽

顺治十七年(1660)十二月二十四日,因乳母李氏病故,顺治降谕礼部,其中有这样几句话:“睿王摄政时,皇太后与朕分宫而居,每经累月方得一见,以致皇太后萦怀弥切。乳母竭尽心力,多方保护诱掖,皇太后眷念慈衷赖以宽慰。”这无意间透露,幼年皇帝顺治与母亲孝庄分宫而居,而且皇太后不是居于皇宫之中,否则母子之间为何“每经累月方得一见?”皇太后萦怀弥切,为何却不去看望皇上?皇上又为何不去探望生母,以解“皇太后眷念慈衷”?度之事理,其间必有一个超越两者之上的力量破坏了母子之情。这个力量,除了多尔衮之外,还能有谁?另外,徐柯《清稗类钞》中对“太后下嫁摄政王”有较为详细公允的记载。

论据五:风水墙的诉说

按清朝早期丧葬制度,皇后、妃嫔最终都要与皇帝合葬。可是,孝庄竟葬在了遵化的清东陵风水墙外,而未与清太宗皇太极合葬于沈阳的昭陵。这种悖乎常礼的葬法多年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种种议论,其中可能有难言之隐。有人认为,这是孝庄因改嫁而无脸到阴间见皇太极的刻意安排。史料中也确有这样的记载。太后在遗嘱中说,“卑不动尊”,不忍再惊扰皇太极,这实在是托词。对祖母孝庄的心思,康熙自然心知肚明。但康熙又感到,将祖母单独安葬实在没有这样的先例,是件很棘手的事。于是他把这一难题留给了儿子雍正,将孝庄的棺材在东陵的地面上一直停放了三十八年之久,直到雍正三年(1725年)才为孝庄建陵安葬。还需说明的是,长眠在清东陵的五个皇帝、十四个皇后、一百三十六个妃嫔,都葬在了风水墙之内,而只有孝庄葬在风水墙外。这又是为什么?孝庄皇太后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论据六:有人见过“太后下嫁诏”

关于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虽由于后来清皇室受汉族影响日深、纲常礼教观念加强,因而不让将此事记载到正史中,甚至原有的记载也被删改,使我们今天很难查到有关此事的正式记载,但我们仍可以从众多史料中看到有关此事的明显痕迹。如清故宫藏顺治朝的“批红”题本及《东华录》上,就记载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由“皇叔父摄政王”改称“皇父摄政王”,并“亲到皇宫内院”,“自称皇父”。若无太后下嫁之事发生,此事是顺治皇帝所万万不能接受的。太后下嫁之事传播甚广,前面已经提到当时人的记事诗,虽极尽嘲讽挖苦,但也是这件史事的一个有力旁证。1946年10月,近代学者刘文兴撰文《清初皇父摄政王多尔衮起居注跋》,其中写道,宣统元年(1909年),他的父亲刘启瑞任内阁侍读学士,奉命收拾内阁大库档案,“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诏”。世上若果真有这一诏书,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