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执行招募饥民和犷悍之徒为兵的养兵政策，以分化瓦解农民起义。但是，这些人在军中继续受到压迫奴役，也就重新掀起反抗斗争。司马光就说，收编农民起义军组成的龙猛军，溃为“盗贼”，慓悍善战，连入西川数州，俘掠而去，蜀人大恐。北宋中期兵变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贝州（河北清河境）兵变，就是以饥民应募从军的王则领导的。起义士兵也主要是应募的饥民。
北宋的乡兵，本来是不隶军籍的民兵。随着国内外矛盾尖锐，为了加强对内镇压和抗御契丹、西夏的入侵，不断增加军队的数量，招募不足就强迫乡兵当兵，从而使得当乡兵的人居常摇恐，心不自安，每闻一使出行，州县辄相煽动，谓来调发。这些不愿当兵的人被强迫当兵，离父母、别妻子，自然是想回家的。皇祐元年（1049）曾将庆历时期强行刺配陕西乡兵当禁军的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放归农。被放三万五千余人皆欢呼返其家，在籍五万余人皆悲涕恨己不得去。这些悲涕恨己不得去的人，必然要想方设法开小差溜之大吉或揭竿而起的。
北宋刺配罪犯从军，更引起这些人在军队内部开展激烈的反抗斗争。哪里有刺配军人，哪里就有他们的逃亡起义。陕西的刺配军人，因“工役辛苦”，率相逃亡，以致州县多“贼徒，惊扰一方”。东南等地刺配罪犯从军的人，“至配所则聚为寇掠，中道亡命者，复暴横乡闾为良民害”。广西地区更是“极恶难改，聚之远方，党扇（羽）非便”。其中“海岛诸州军，甚有逃背配军，走投黎界”，直接参加黎族人民击官军、杀官吏的斗争。由于刺配军人是军队内部反宋的积极力量，有的士兵起义就主动与之联络，共同起事。庆历三年（1043）邵兴在光化军（湖北光化境）起义，入商州（陕西商县）界就出告示号召铸钱监重役配兵二千人联合起义。庆历七年（1047）王则在贝州起义，也首先放囚卒。鉴于刺配罪犯从军引起的反抗，仁宗时张方平就极陈其弊，南宋人罗点也说：“欲戢盗贼，不可不销逃亡之卒，不可不减刺配之法。”由于刺配军人的反抗，仁宗时期就允许配军太多的地方权住配往。到北宋末年，配军逃亡起义加剧，各地更是纷纷提出权住配往的要求。
第三，北宋政权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也是士兵叛变起义的重要原因。
北宋王朝对契丹、西夏统治集团的入侵一贯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给国家人民带来了灾难和耻辱，引起了下层官兵的不满和反抗。仁宗、神宗时期兵变特别多的原因之一，就是北宋王朝同西夏的战争中指挥无能，战场溃败，屈辱求和造成的。仁宗与西夏议和后，庆历七年贝州王则兵变，起义士兵被朝廷派去镇压的官军围困城中，听说契丹使者要路经贝州去开封，就派出三百人出城邀击契丹使者。虽被官军获悉，派兵伏击而事败，但它反映了起义士兵坚决反抗契丹和北宋政权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熙宁四年（1071）驻守庆州（甘肃庆阳）的将领王文谅约赵余庆攻西夏，至期王文谅见敌而退，怕赵余庆揭发其临阵逃跑的罪行，反而恶人先告状，诬陷赵余庆失期。陕西宣抚使韩绛不分青红皂白，立即将赵余庆逮捕入狱。在这次战斗中，王文谅又侵夺广锐卒杀敌首级据为己功，并诬告其都虞侯吴逵不与敌战。韩绛又把吴逵逮捕，送庆州牢狱关押四十余日，后又下令杀吴逵，从而激起士兵揭竿而起要杀韩绛，韩绛被迫逃跑，而庆州广锐卒遂拥逵而反。“逵所以反，由文谅激之也”。这次兵变充分反映了下级官兵反对陷害抗敌将士，要求抵御西夏入侵的意志。
北宋政权对内的反动政策，激起了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为了扑灭农民革命的烈火，它又尽量扩充军队来镇压农民起义。但士兵来源于农民，在农民革命的浪潮推动下，必然会引起士兵的反抗和叛变。北宋兵变中，有不少就是专门镇压农民起义的巡检士兵起义。他们杀的是专门镇压农民起义的直接指挥者巡检使。还有不少镇压农民起义的士兵在前线倒戈，参加农民起义队伍。淳化年间，王小波、李顺起义被害，部将张余继续领导起义斗争。宋将王文寿率三千人到遂州（四川遂宁）镇压，部将张嶙就在前线起义，杀死王文寿，率领五百余人投奔农民起义队伍。庆历三年（1043）张海等人领导的士兵和农民起义队伍，进入光化军境内，光化军的军吏就率部响应，参加起义队伍。同年北宋在京东沂州（山东临沂）设虎翼卒镇压农民起义，王伦就率虎翼卒起义。这支起义队伍南下渡过淮水，得到群众的拥护支持，所向无敌，势力迅速发展，威胁到北宋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与陕西地区的张海、郭邈山领导的士兵和农民起义军成为当时反宋的两股革命风暴。
三
北宋兵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规模小、次数多。往往是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壮大之时也只有几万人。这个特点的形成，主要是军权集中和北宋政权特别优待高级将领的政策，使得高级将领不愿也不可能发动兵变，反而要镇压和反对兵变；而由下级官兵领导和发动的兵变，又不可能组织和调动大规模的军队从事反宋斗争。这种小规模的兵变，决定了北宋兵变不能像唐末五代那样，很容易造成地方割据和夺取中央政权。而是在官府强大的军事围剿下被镇压被扑灭。
北宋兵变很多都是属于士兵起义，是北宋人民反抗北宋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响应农民起义，参加农民起义军，或吸收农民参加起义队伍，把士兵起义和农民起义结合起来。他们攻州县，杀官吏，释囚犯，矛头直指北宋反动政权。其中有的士兵起义还建立了革命政权，具有推翻北宋政权的明确目标。例如全师雄领导的蜀兵起义，称兴蜀大王，置节度使二十余人；王均领导的益州士兵起义，建大蜀国，置官设署；陈进领导的宜州士兵起义，称南平王；王伦领导的沂州士兵起义，立年号，设官职；王则领导的贝州士兵起义，称东平郡王，设置枢密使和宰相等官职。这些政权的建立，表示了要推翻北宋政权的坚决意志，因而得到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许多农民参加了士兵的起义队伍，给了北宋政权和整个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北宋兵变也存在自身固有的局限性和弱点。某些较为成熟的士兵起义，虽然能够置官设署，建立政权，吸收农民参加起义队伍。但也不能反映时代的要求，提出符合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和纲领，不能在革命过程中逐步实现群众的政治经济要求。如前所说，北宋士兵起义所建立的“兴蜀大王”、“大蜀国”、“南平王”、 “东平郡王”之类的口号，比起宋初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的纲领，如果不是倒退，也是降低了革命的目标。所以，北宋士兵起义的革命成熟程度不如同时代的农民起义。关于这一点，欧阳修在分析张海等人领导的士兵、农民起义的情况时作了较为深刻的阐述：
窃闻京西盗贼，日近较多，在处纵横，不知火数。所患者素无备御，不易枝梧，然独幸虽猖狂，未有谋画。若使其得一晓事之人，教以计策，不掠妇女，不杀人民，开官库之物，以振贫穷，招愁怨之人，而为党羽。……若凶徒渐多，而不暴虐，则难以常贼待之，可为国家忧矣。以此思之，贼众虽多，尚可力破。
在这里，欧阳修站在北宋统治集团的立场，指出了北宋士兵起义的三个弱点：一是“未有谋画”，不能提出反映广大人民群众愿望的革命纲领和正确的政策、策略；二是在起义斗争中不能“开官库之物，以振贫穷”，满足和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三是起义士兵保留了反动军队压迫掠夺人民的恶习，不能做到“不掠妇女，不杀人民”，“不暴虐”。这三个弱点，决定了士兵起义不能很好地动员人民、团结人民、组织人民，结成坚强的革命队伍去推翻北宋的反动统治。其结果必然是“贼众虽多，尚可力破”，很容易被北宋政权镇压和扑灭。
由于北宋军权的高度集中，造成北宋兵变总是次数多、规模小；由于北宋实行招募饥民为兵的养兵政策，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和士兵起义的结合；由于北宋实行守内虚外的国策，把“夷狄”视为皮肤之患，“盗贼”视为腹心之疾，无论农民起义或士兵起义都用倾国之力加以镇压。由于北宋政权不抑兼并，优待文武官僚和整个地主阶级，统治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统治集团尚未分崩离析，众叛亲离。由于北宋士兵叛变和起义自身的局限性和弱点，北宋一代无数次反抗北宋王朝的兵变都很快失败了。但是，北宋士兵的反叛和起义却给了北宋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和教训。北宋统治集团依靠庞大的军队来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又压迫士兵群众，“结果就使全体人民学会使用武器；这就使人民有可能在一定时机反对军事长官而实现自己的意志”。当人民具有自己意志的时候，“君主的军队将转变为人民的军队，机器将拒绝效劳”。无论是从北宋兵变的原因和性质来看，它大都是北宋人民反抗北宋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研究北宋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时候，是不应忽视北宋士兵的反抗斗争的。
《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