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时期是北宋最黑暗腐朽的时代。以徽宗、蔡京、童贯为首的统治集团竞为奢靡，聚敛财富，竭泽而渔，几年之间就弄得国库空虚，财政吃紧。加之用兵西夏，收复湟、廓，军费增加，于是就用发行交子来解决财政开支。从徽宗即位的1101年起，就视财政的需要而随意增加交子的发行数额。建中靖国元年（1101），发行第40界交子388万贯，两界行使，实际流通量达到775万贯。崇宁二年（1103）发行第41界交子1632万贯，两界行使，实际流通量达到3264万贯。大观元年（1107），发行第43界交子2694万贯，两界行使，实际流通量达到5388万余贯，比天圣时期交子的发行量超过20倍。由于两界行使，交子的实际投放量比天圣时期多40余倍。这种无限额的发行交子，不但使纸币空前急剧膨胀，而且使纸币的发行数额大大超过同期铁钱的发行数额。天圣时期四川每年铸造大铁钱21万贯，折小铁钱210万贯,两年的铁钱铸造额折小铁钱为420万贯，两年发行一界交子125万贯，只占同期铁钱发行量的29％。铁钱的发行量比交子的发行量大，政府有能力保证交子的兑现。徽宗时期四川铁钱铸造量史无记载，估计不会超过神宗末期每年铸造大钱13.9万贯，两年共铸 27万大钱，折小铁钱270万贯之数。而交子的两年发行量如按大观元年的2694万贯，已占同期铁钱铸造量的997％，由于两界行使，实际投放量超过同期铁钱铸造量的1995％，高达19倍以上。这种滥发交子增加财政收入的结果，一方面急剧地引起通货膨胀，而纸币又不具备贮藏保值的职能，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人们自然只能接受和使用具有保值职能的铁钱，而拒绝使用交子，使交子首先贬值。另一方面，由于交子发行量过多，政府已无法准备约百分之三十的铁钱本金，更无铁钱来实现交子的兑现，也无任何其他手段来回笼如此巨额的交子，阻止交子的彻底贬值。《宋史·食货志》说：“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一贯交子本应值一千文铁钱，贬值到只值几文至十文铁钱，连缴纳兑换交子时的百分之三的手续费都不够，交子自然再也无法继续流通。大观三年（1109），宋朝决定“钱引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勿收易”，宣布已发行的交子全都作废，“自后止如天圣额书放”，改交子为钱引，发行新的纸币。流通近85年的交子，至此寿终正寝。
南宋后期，统治集团的腐朽导致了纸币发行的彻底失败。南宋从宁宗（1195— 1224）在位开始，中央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先是韩侂胄擅权，对内制造“庆元党禁”，打击政敌，对外发动“开禧北伐”，失败被杀。后是史弥远长期专政，结党营私，统治阶级更加奢侈腐朽。官场中贿赂公行，很多通过行贿而得的州县官，都争相搜刮民脂民膏。在韩侂胄开禧用兵失败之后，因巨额的军费和赔款，南宋政权又出现了财政危机，并长期持续、年年加重。史弥远等人便乞灵于纸币。宁宗庆元元年（1195）改东南会子每界发行3000万贯，其后第11界发行3632万贯，第15界发行11698万贯。宋廷还规定不用金、银、铜钱兑换东南会子，在用第14界会子兑换旧会子，以旧会子两贯兑换新会子一贯、贬值一半的情况下，造成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宁宗以后的理宗时期（1225—1264），“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窃弄威福，相与始终”，而理宗“中年耆欲既多，怠于政事”，权移奸臣，政治更加腐败，又面临蒙古的进攻。理宗以后的度宗（1265—1274）时期，贾似道继续执掌国柄，度宗与贾似道过着极端糜烂的生活，不理政务，在蒙古军队进攻面前，疆土日蹙，民穷财匮，而军队却不断扩充。所以在理宗、度宗时期，更是靠滥发纸币来解决财政开支，造成纸币贬值愈演愈烈。理宗绍定五年（1232）发行第16界会子 13355万贯，端平元年（1234）第17界会子发行42000万贯，嘉熙四年（1240）发行第 18界会子23000万贯，嘉熙四年规定第17界会子五贯抵第18界会子一贯。按宋廷原定会子一贯值770文，用旧会子五贯换一贯新会子，第17界以前的会子只值150文。这还是官方规定的名义价值。如按端平元年前一年会子一贯值钱330文计算，第17界以前的会子,一贯只值66文铜钱。景定五年 （1264）贾似道发行金银现钱关子，一贯等于第18界会子三贯，并废第17界会子不用。“银关行，物价益踊，楮益贱”。会子、关子贬值崩溃之势，再无力挽回，东南纸币再也无法流通了，而南宋灭亡之期亦日益接近。
四川钱引急剧贬值亦是从宁宗开始。嘉定初（1208），钱引每贯只值铁钱400文以下，个别地方一引之值仅售百钱，造成“商贾不行，民皆嗟怨”。后来官府用金银收兑部分钱引，引值有所提高，能值铁钱500文。其后当局“皆自印自用，有出无收”。淳祐末 （1252），钱引一贯值铁钱150文，到以后，引价更是大跌，米价每石2000引，后来涨至 5000引，钱引币值彻底崩溃。
上述北宋徽宗滥发交子，造成交子不能继续流通，南宋的后期滥发会子、钱引，纸币贬值崩溃，都是执行错误的货币政策，把发行纸币作为财政来源而造成的。当然，任何一个政府的货币政策都会体现政治意志和财政利益。但货币运行的最佳环境是使政治意志和财政利益与货币运行的经济规律协调，而不是掣肘、分离。正确的货币政策体现政治意志和财政利益，是保持货币的稳定，以此来达到经济的增长，政治的稳定，财政收入的增长。错误的货币政策，体现政治意志和财政利益，是滥用政治权力，靠发行货币来增加财政收入。这必然造成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经济的倒退，财政收入的减少，甚至政府的垮台。而正确的货币政策或错误的货币政策，又是同一个国家政权的政治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北宋统治集团从建国到哲宗时期，对内为巩固其统治，对外为防御契丹、西夏的进攻，尚以治国安邦为务，故能实行稳定货币的政策。至徽宗，“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君臣逸豫，相为诞说，怠弃国政，日行无稽”，“溺信虚无，崇饰游观，困竭民力”，滥发货币，以“济其骄奢淫逸之志”，而至“国破身辱”之祸。南宋偏安江左，面对金朝南侵灭宋的威胁，统治集团的不少人尚知励精图治，恢复中原，特别是宋孝宗不甘心屈服金朝，整军理财，为南宋诸帝之可称者，故能执行稳定货币的政策。迄至宁宗、理宗、度宗，个个昏庸，统治集团日趋黑暗腐朽，在蒙古军队进攻面前，疆土日蹙，民穷财匮，尚不知整肃吏治，节省冗费，反而饮鸩止渴，以币立国，岂不亡乎？所以，从货币政策的正确和货币的稳定与否，可以窥见国运的兴衰，政治的安与危，经济的强与弱。治国者不能不深思之。
宋代的纸币理论
随着纸币在宋代的产生，宋代也产生了我国最早的纸币理论。
宋代的纸币理论是从继承古人对金属铸币的认识和宋代纸币流通的实践中产生的。
我国金属铸币流通1000多年，到宋代人们尚不懂得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也没有从劳动价值的观点来考察金属铸币的价值。人们只是从货币的某些职能中来认识货币，解释货币。例如，他们不懂得贵金属铸币是由于它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高于贱金属铸币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才决定了它的价值大于贱金属铸币的价值，而是从物以稀为贵的角度来认识贵金属铸币与贱金属铸币的价值差别。把这种观点运用于货币与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上，就是少则重，多则轻。钱多则轻，轻则物重；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直接用货币的数量来说明货币价值的决定和波动，这就是古代的货币数量观。又如他们不懂得金属铸币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而认为金属铸币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本为无用之物，“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货币的价值是帝王或国家所决定的，这就是古代的货币名目观或国定观。尽管这些认识、研究方法是错误的，结论也是错误的，但他们毕竟揭示了流通中的某些客观现象，而成为历代制定货币政策的理论指导。
宋代人对纸币的认识，同样沿袭了古代的货币数量观、名目观。用历史上对金属铸币的认识观点来解释纸币，虽然抹杀了铸币与纸币的区别，但毕竟为纸币的发行和制定纸币政策提供了思想指导。但是纸币与铸币的性质毕竟不同，钱楮并用，纸币、铸币同时流通与单一的铸币流通的货币流通环境毕竟不同，宋代在继承传统货币思想的基础上也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兑换纸币的思想内容。
一是北宋周行已关于发行兑换钱币不需十足本金的思想。发行兑换纸币需要准备发行本金，是薛田发行官交子时就制定的政策。当时确定发行125万贯，准备金为36万贯，占发行额的百分之二十八。但为什么不准备十足的发行本金，薛田则未作具体解释。周行已的功绩在于他在北宋徽宗时期根据官交子发行几十年的成功经验和大观中的失败教训，第一次对发行纸币不需十足本金的道理作了说明。他说，发行纸币“国家常有三一之利。盖必有水火之失，盗贼之虞，往来之积，常居其一。是以岁出交子公据，常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即发行出去的纸币，有一部分因水火灾害损失，交子持有者不能再兑换，一部分纸币在人们手中流通“往来”，不会要求兑换，只要准备三分之二的发行本金，国家就能获三分之一的发行利益。在西方，最早发行的兑换纸币，一般都是十足的现金准备。这种办法虽然可以保证不致滥发纸币，但耗费的金银过多，没有起到节省昂贵的金银用于社会的再生产，增加社会财富的作用。我国从开始发行兑换纸币就认识到不需十足的现金准备，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在纸币发展史上是开天辟地的见解。特别是流通中的“往来之积”的纸币不会要求兑换的思想，对纸币由兑换纸币发展到不兑换纸币，到和与金属铸币完全脱钩的现代纸币的历史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是力行回笼，稳定币值的“称提”思想。“称提”是南宋纸币膨胀后，讨论纸币的回笼、兑现，稳定币值的术语。即纸币“折阅”（贬值），用“称提”的办法稳定币值。其主要内容是回笼纸币，以减少纸币的流通量。其具体办法是储备铜、铁钱，纸币减价时，用官钱收买纸币，用金、银、官田收兑纸币，用度牒、茶引、盐引等有价证券，甚至出卖官爵收兑纸币等等。其回笼纸币的指导思想是货币数量论。即“物贵源于楮轻，楮轻源于楮多”。“楮之为物，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收愈多，则数愈少；数愈少，则价愈昂”。这种简单地用纸币的数量的多寡决定纸币的贵贱，直接用货币量说明货币价值的波动，不懂得纸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所需要的数量和其他因素以及物价对货币价值的影响，显然不符合纸币的流通规律。但是，在南宋各种纸币的发行量都很快就超过纸币的必要流通量的情况下，宋人用货币量的方法观察纸币升值、贬值的货币流通现象，本身又是无可指责的，倒是能比较正确地认识到货币量短期流动的状况。他们据此而用“称提”回笼纸币，调节纸币的流量，在事实上又是正确的。任何时代都很难做到货币供需的绝对平衡，回笼货币，一直是调节、稳定币值的一种办法。直到今天，货币数量论仍然是世界各国制定货币政策的理论之一，通货膨胀，回笼货币，也是稳定币值的措施之一。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作为货币思想，“称提”是世界经济史上最早出现的纸币发行理论。
三是钱楮并用的“子母相权”说和“钱实楮虚”说。宋代产生纸币后，在我国开始了钱楮并用，铸币与纸币同时流通的时代。这是宋代以前所未曾有过的货币流通的新事物。如何认识和处理铸币与纸币的关系，保证纸币的流通，自然成为人们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南宋杨万里根据春秋时期单旗子母相权理论来说明铸币和纸币的关系，认为铸币是母，纸币是子，因此，子不能离母。“会子所以流通者，与钱相为兑换也”，“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他坚决主张兑换纸币必须做到纸币能与钱币相互兑换，首先是政府要负责兑换，官府收纳赋税，必须收纳纸币。反对无钱可兑的纸币流通，“有会子而无钱可兑是无母之子也，是交子独行而无见钱并行也”。杨冠卿则认为人们贵铜币而贱纸币的原因是“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而无弊也”。从币材的自然属性来解释纸币与铸币的虚实关系，主张纸币与铸币“相权而行”，虚不离实。“凡远近之输公者，钱楮各半，否则不纳。”像北宋发行官交子那样，交子“贱必官出钱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而示其称提，使之势常平，而无此重彼轻之弊”，就能稳定纸币的币值。在钱楮并用的时代，无论是用“子母相权论”或“钱实楮虚论”来解释铸币与纸币的关系，无疑为纸币理论增添了新的内容。其目的都是为保持兑换纸币能实现兑现，稳定纸币币值。它们在货币发展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宋代还有一些分析纸币与铸币优劣的议论，以及在纸币贬值面前稳定币值的议论和反对纸币流通、主张铸币流通的议论。这些都是当时士大夫关心国家命运、民生疾苦的表现。所以，宋人的纸币思想无论正确与否，都是我们宝贵的历史遗产。
《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