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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章 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4)

对藏区来说,川茶输藏更是藏区一笔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收入。自古以来,藏区人民就把茶叶互市视为“金路”。它解决了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为自己的牲畜等土特产品找到出路。“抢劫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川茶输藏既为穷苦藏民提供了运输茶叶为生的生计,也为富裕藏民提供了发财致富的门路。在藏区,大活佛、大寺院都有自己经营的商业,建有庞大的商业机构。寺院、活佛、地方政府、世俗贵族垄断了西藏的商业,并享有免税特权。他们经营的范围有羊毛、药材等土特产,有内地的茶叶、布匹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那里的商业利润极高。“商人与西康人民的交易利润是惊人的,“用茶1.6包换取羊毛百斤,边远地方一根针,一小捆绒线就换取1斤贝母,一方土布换取一头牦牛。在波密地方,要6斤粮才能换1斤盐,57元硬洋才能换3尺布,要160斤粮才能换1斤茶”。并利用度量衡不统一,进行大秤进小秤出,骗取高额利润。“又用赊销办法,附加利息5%至100%。因而一般的商业利润高至50%,甚至有高至500%的”。而随着川茶输藏,藏区人民普遍饮用茶叶,茶叶也就成为西藏地区的正式租税项目之一。乾隆五十七年 (1792)福康安在给乾隆皇帝的奏疏中就说:“臣等公同查核达赖喇嘛所属前、后藏地方,较为宽广,每年番民交纳,系各以粮石或氆氇、藏香、大棉、盐斤、酥油、乳渣、羊腔、茶叶等项作为租赋。其远处寨落,难以运送者,各以银钱折交。……所有达赖公用日用等项,悉皆取给于此。”

总之,川茶是内地与藏区经济联系的枢纽,川茶输藏促进了彼此的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增进了双方的经济利益。

四、川茶输藏与川藏交通的开拓和市镇的兴起

川茶输藏的另一历史作用,是促进了川藏交通的开拓和市镇的兴起。

唐宋以来,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然后南线争夺南诏,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告哀、吊祭、修好、会盟、封赠、朝贡、朝佛取经、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为首的使团入唐再次请婚,唐太宗接受了吐蕃使团的求婚。贞观十五年(641)正月,文成公主由长安出发赴逻些,行途一月之后到达柏海(今青海扎陵湖),松赞干布率兵到柏海亲迎,并于当地成亲。然后文成公主行至玉树的措陇滩,渡通天河,经勘巴沟到贝沟(今玉树结古镇附近),休息一个月进藏。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唐蕃再次联姻,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并在贝沟见到文成公主派人雕刻的佛像。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

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裂割据状况。藏区各部与中原交往仍然主要是经过甘青地区,只有四川境内的藏区部族首领贡使经过黎、雅而至中原。元朝把藏区置于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之下,设置通往藏区的驿站,使汉藏之间的交通得到空前发展。据《汉藏史集》记载,从汉藏交界处起直至萨迦,共建大驿站27处,其中朵思麻驿站7处,朵甘思驿站9处,乌思藏驿站11处,青藏道仍然是汉藏交往的主要交通大道。所以《西藏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道兴起,并逐渐成为汉藏交往主要的“官道”、“贡道”和“商道”。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遣中官杨三保持敕往谕乌思藏阐化王及甘、青、川藏区大小首领,恢复元代驿站“以通使命”。开通了川藏、陕藏两条贡道。按《明会典》的记载,明朝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朵甘思及乌思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陕西入藏的道路即经陕甘至青海的入藏道路,这条道路又分为洮岷道和西宁道两支线,两线于今果洛州玛多县会合后,又分为河源道与玉树道。由四川入藏的道路即由黎雅经打箭炉(今康定),而至昌都的入藏道路。

川藏道的兴起和汉藏交通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汉藏地区的茶道变化决定的。因政治、军事因素而开拓的青藏道,往往受政治、军事情况的变化而兴衰。唐末吐蕃王朝的瓦解,对外扩张的中止,以及元朝的灭亡,都曾使原来的青藏通道和驿站一度闭塞和废弛。唯有作为商业流通命脉的商道,则不因政治、军事因素的变化而兴衰,并随着商贸的发展而使交通得到不断地开拓。宋代四川大部分茶叶运往熙河地区易马,使陕甘青地区汉藏贸易特别发达,这不能不是在宋代仍然保持甘青道为汉藏交通大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川茶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川茶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其余大部分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这又不能不是川藏道兴的决定性因素。

据文献记载,四川的茶叶在明太祖时期就主要由黎雅输入藏区。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明太祖遣驸马都尉谢达往谕蜀王椿说:“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接着,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仍输碉门茶课司,余地方就近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番市马”。

由于明代四川茶叶主要由黎雅输往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得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这就使川藏道逐渐变成汉藏之间主要的官道和贡道。从此,四川当局迎送藏区贡使,不堪重荷。正统十四年 (1449),四川布政使侯轨给明廷的奏疏中就说,朝廷原来规定,“番僧朝贡,其远方者,遣人送来,其近边者,每次不得超过三四人,余者量馆待之,以礼遣回。所进马与方物,上等者送京,粗恶之物贮彼官库。中、下、小马给彼边境官军,具数以闻,用给酬赏”。但是,番僧生长番地,语言不通,止凭通事传译。通事与番僧相互勾结,以近冒远,无从分辨。“况其所进皆不过舍利、佛像、氆氇、茜草等物,中下羸弱等马。其意盖假进贡之名,潜带金银,候回日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车船、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所司非惟疲于供亿,抑且罹其凌虐”。因此,他请求有称远方番僧进贡者,亦按近地番僧进贡一例对待。但朝廷以其“番僧远近不同,难以一概遣回。其方物例该御前奏进,不宜收贮外库”,未予准许。

明朝四川当局不堪迎送藏区贡使重荷的情况,景泰四年 (1453)四月,巡抚湖广右都御史李实亦有类似的奏疏。他说:“四川董卜韩胡宣慰司番僧国师、禅司(师)、喇嘛进贡毕日,许带食茶回还。因此货买私茶至万数千斤其(及)铜、锡、磁(瓷)、铁等器用。沿途多用人船载至成都,陆路起夫扛台(抬)。且如邛县十里,名山县二里,营(荥)经县四里,雅州十里,其间半系僰夷土民,不惯肩挑,多是背负。送运不全(前),又令妇女扛抬,甚至四五百里之程。及其至日,诬以偷取茶物,逼令赔补。况(山)岭险峻,人烟稀疏,日则野行,夜则荒宿,以彼蛮夷淫秽之俗,乱我华夏淳美之风。又经过驿站,重索酒食,稍有不从,辄用兵刃伤人。虽有伴送千、百户,难于钤束。边民见其进贡得利,故将子孙学其言语,投作番僧、通事混同进贡”。为此,他“请敕都察院禁约,今后私通番僧贸易茶货、铜、铁、磁、锡器物及将子孙投作番僧、通事者,俱发口外充军,四邻不首,坐以违制之罪。其番僧十名以下不必遣官,止令(旗)军伴送,务必钤束严切,不许似前生事扰人,违者治罪。”

为了减轻四川当局沿途为藏区贡使运送货物之苦,明廷同意了李实的奏请,并且在天顺二年(1458)五月,听从四川按察司佥事刘福的奏请,“命礼部移文四川布政司,今后乌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仍行湖广布按二司,如有番僧经过,不许官员、军民人等将茶私自卖与。沿途官司把隘去处,务要搜检,若有夹带私茶,通追入官,就近将各犯依律问罪”。这个规定禁止了藏区贡使由湖广等地沿途采购茶叶经四川运至藏区,四川官府护送贡使货物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它明确规定“乌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又促使乌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道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66),明廷更明确规定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乌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从此,川藏道成为主要的贡道,贡使数目日益增多。成化十八年(1482),乌思藏赞善王连续二次已差僧413人,“今又以请封,请袭差一千五百五十七人”。成化二十一年(1485),“四川起送乌思藏如来大宝法王,国师并牛耳寨寨官进贡,招抚袭替各项共一千四百七十名”,“其余在边一千八名”。到弘治十二年(1499)“乌思藏并长河西宣慰司各遣人来贡,一时至者几二(三)千八百余人”。为此明廷敕令“四川镇巡等官,以后不准滥送”。

从川藏道的兴起和汉藏官道的变化,可以看出青藏道主要是政治军事原因开拓的官道,而同时成为商道的。川藏道则主要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商道而同时成为官道的。

四川在汉代就有牦牛道,唐代有和川路和灵关路通往甘孜藏区。但这些道路山峦纵横,河流湍急,翻山越岭,荆棘丛生,崎岖难行。随着政治军事联系的削弱就时常荒芜闭塞。在宋代,这一带属于黎州、雅州的羁縻州统治区。除当地部族进贡使臣出入之外,几乎没有宋朝官员进入这一地区。宋代在黎雅开设茶马互市,碉门发展成为番汉贸易集市。商业贸易使原有道路不致全部闭塞。元代把茶马互市推至碉门,使四川内地通往康区的交通更有所发展。明朝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并转至乌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乌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0-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要攀登陡峭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崖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咆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

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置戍守,税茶市桥因建”,桥成之后,“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其中陕商8家,经营货栈,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搭帐篷竖锅庄,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道光时姚莹所著《康纪行》说:“炉城乃汉番互市之所,番民数百家,大寺喇嘛数千,西藏派堪布主之,汉人贸易者数百,余惟夷设营兵而已,内外汉番,俱集市茶,同知征其税焉。”这里是“口外各种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也。人烟辐辏,市井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清朝林俊在《西藏归程记》中说,他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打箭炉行馆,“颇为华美,铺陈亦极鲜明,即锦官城之官署人家,亦不能有此丰盛也”。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到48家,商业相当繁荣。嘉庆二十年(1815)打箭炉关税达21868两。清宣统三年改打箭炉厅置康定府,1913年改为康定县,1939年为西康省省会,“城里老陕街与蜂窝街之间,商业最盛,共有1860户,1.57万人,其中商业人口占6/10,工业人口占2/10,农业人口占1/10……汉人占85%左右,藏族约占11%。为西陲一大都市”。

其他因茶道而兴起市镇,在清代还有里塘,“有商民千余户,”巴塘集“蛮民数百户,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道孚“汉商颇多饶裕,皆陕人”,藏商则“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贾为钜”。炉霍“汉人市场此为最早,故有百物可购”。察木多(昌都)为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也是云南、青海入藏要冲,有“番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番杂处”,这里亦“口外一大都会也”。

西路边茶集散地松潘,在清代乾隆年间也发展成为川西北、青海、甘肃以至蒙古的重要茶叶散集中心。该地茶号有数百年历史,有草地帮、西客(藏)帮、河南帮、陕帮、渝帮等数十家之多。每年由灌县、彰明、安县、绵竹运来茶包,然后经松潘转运草地、青海、甘肃广大藏区,交换藏区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乾隆年间,扩建城池,“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

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法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正如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所说:“由汉族运来了很多货物……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川茶输藏凝聚了汉藏人民的深厚感情,它促进了汉藏民族的团结,中原与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它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载《四川藏族研究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