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藏区来说，川茶输藏更是藏区一笔巨大的财政和经济收入。自古以来，藏区人民就把茶叶互市视为“金路”。它解决了藏区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为自己的牲畜等土特产品找到出路。“抢劫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川茶输藏既为穷苦藏民提供了运输茶叶为生的生计，也为富裕藏民提供了发财致富的门路。在藏区，大活佛、大寺院都有自己经营的商业，建有庞大的商业机构。寺院、活佛、地方政府、世俗贵族垄断了西藏的商业，并享有免税特权。他们经营的范围有羊毛、药材等土特产，有内地的茶叶、布匹以及其他生活用品。那里的商业利润极高。“商人与西康人民的交易利润是惊人的，“用茶1.6包换取羊毛百斤，边远地方一根针，一小捆绒线就换取1斤贝母，一方土布换取一头牦牛。在波密地方，要6斤粮才能换1斤盐，57元硬洋才能换3尺布，要160斤粮才能换1斤茶”。并利用度量衡不统一，进行大秤进小秤出，骗取高额利润。“又用赊销办法，附加利息5%至100%。因而一般的商业利润高至50%，甚至有高至500%的”。而随着川茶输藏，藏区人民普遍饮用茶叶，茶叶也就成为西藏地区的正式租税项目之一。乾隆五十七年 （1792）福康安在给乾隆皇帝的奏疏中就说：“臣等公同查核达赖喇嘛所属前、后藏地方，较为宽广，每年番民交纳，系各以粮石或氆氇、藏香、大棉、盐斤、酥油、乳渣、羊腔、茶叶等项作为租赋。其远处寨落，难以运送者，各以银钱折交。……所有达赖公用日用等项，悉皆取给于此。”
总之，川茶是内地与藏区经济联系的枢纽，川茶输藏促进了彼此的经济交流和经济发展，增进了双方的经济利益。
四、川茶输藏与川藏交通的开拓和市镇的兴起
川茶输藏的另一历史作用，是促进了川藏交通的开拓和市镇的兴起。
唐宋以来，青藏道是西藏地区与中原地区往来的主要交通道。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几乎都是经青海地区，然后南线争夺南诏，北线争夺河西、陇右，西线争夺安西四镇，东线争夺剑南。唐蕃之间的和亲、告哀、吊祭、修好、会盟、封赠、朝贡、朝佛取经、问聘等使臣往来，都是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大臣禄东赞为首的使团入唐再次请婚，唐太宗接受了吐蕃使团的求婚。贞观十五年（641）正月，文成公主由长安出发赴逻些，行途一月之后到达柏海（今青海扎陵湖），松赞干布率兵到柏海亲迎，并于当地成亲。然后文成公主行至玉树的措陇滩，渡通天河，经勘巴沟到贝沟（今玉树结古镇附近），休息一个月进藏。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唐蕃再次联姻，金城公主也是经青海入藏，并在贝沟见到文成公主派人雕刻的佛像。总之，唐代中原与西藏地区的交通大道是青藏道而不是川藏道。
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裂割据状况。藏区各部与中原交往仍然主要是经过甘青地区，只有四川境内的藏区部族首领贡使经过黎、雅而至中原。元朝把藏区置于中央王朝直接管辖之下，设置通往藏区的驿站，使汉藏之间的交通得到空前发展。据《汉藏史集》记载，从汉藏交界处起直至萨迦，共建大驿站27处，其中朵思麻驿站7处，朵甘思驿站9处，乌思藏驿站11处，青藏道仍然是汉藏交往的主要交通大道。所以《西藏志》的作者陈观浔说，唐宋以来，内地差旅主要由青藏道入藏。“往昔以此道为正驿，盖开之最早，唐以来皆由此道。”
从明朝开始，川藏道兴起，并逐渐成为汉藏交往主要的“官道”、“贡道”和“商道”。明朝永乐十二年（1414）遣中官杨三保持敕往谕乌思藏阐化王及甘、青、川藏区大小首领，恢复元代驿站“以通使命”。开通了川藏、陕藏两条贡道。按《明会典》的记载，明朝于四川、陕西两省分别接待朵甘思及乌思藏的入贡使团，而明朝使臣亦分别由四川、陕西入藏。由陕西入藏的道路即经陕甘至青海的入藏道路，这条道路又分为洮岷道和西宁道两支线，两线于今果洛州玛多县会合后，又分为河源道与玉树道。由四川入藏的道路即由黎雅经打箭炉（今康定），而至昌都的入藏道路。
川藏道的兴起和汉藏交通的变化，相当程度上是由汉藏地区的茶道变化决定的。因政治、军事因素而开拓的青藏道，往往受政治、军事情况的变化而兴衰。唐末吐蕃王朝的瓦解，对外扩张的中止，以及元朝的灭亡，都曾使原来的青藏通道和驿站一度闭塞和废弛。唯有作为商业流通命脉的商道，则不因政治、军事因素的变化而兴衰，并随着商贸的发展而使交通得到不断地开拓。宋代四川大部分茶叶运往熙河地区易马，使陕甘青地区汉藏贸易特别发达，这不能不是在宋代仍然保持甘青道为汉藏交通大道的一个重要原因。明代川茶运往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川茶产量的十分之一，即100万斤，其余大部分川茶则由黎雅输入藏区，这又不能不是川藏道兴的决定性因素。
据文献记载，四川的茶叶在明太祖时期就主要由黎雅输入藏区。洪武三十年（1397）三月，明太祖遣驸马都尉谢达往谕蜀王椿说：“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接着，洪武三十一年（1398）五月，在四川设茶仓四所，“命四川布政使司移文天全六番招讨司，将岁输茶课仍输碉门茶课司，余地方就近悉送新仓收贮，听商交易，及与西番市马”。
由于明代四川茶叶主要由黎雅输往藏区，而西藏等地藏区僧俗首领向明廷朝贡的主要目的又是获得茶叶。因此，他们就纷纷从川藏道入贡。这就使川藏道逐渐变成汉藏之间主要的官道和贡道。从此，四川当局迎送藏区贡使，不堪重荷。正统十四年 （1449），四川布政使侯轨给明廷的奏疏中就说，朝廷原来规定，“番僧朝贡，其远方者，遣人送来，其近边者，每次不得超过三四人，余者量馆待之，以礼遣回。所进马与方物，上等者送京，粗恶之物贮彼官库。中、下、小马给彼边境官军，具数以闻，用给酬赏”。但是，番僧生长番地，语言不通，止凭通事传译。通事与番僧相互勾结，以近冒远，无从分辨。“况其所进皆不过舍利、佛像、氆氇、茜草等物，中下羸弱等马。其意盖假进贡之名，潜带金银，候回日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车船、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所司非惟疲于供亿，抑且罹其凌虐”。因此，他请求有称远方番僧进贡者，亦按近地番僧进贡一例对待。但朝廷以其“番僧远近不同，难以一概遣回。其方物例该御前奏进，不宜收贮外库”，未予准许。
明朝四川当局不堪迎送藏区贡使重荷的情况，景泰四年 （1453）四月，巡抚湖广右都御史李实亦有类似的奏疏。他说：“四川董卜韩胡宣慰司番僧国师、禅司（师）、喇嘛进贡毕日，许带食茶回还。因此货买私茶至万数千斤其（及）铜、锡、磁（瓷）、铁等器用。沿途多用人船载至成都，陆路起夫扛台（抬）。且如邛县十里，名山县二里，营（荥）经县四里，雅州十里，其间半系僰夷土民，不惯肩挑，多是背负。送运不全（前），又令妇女扛抬，甚至四五百里之程。及其至日，诬以偷取茶物，逼令赔补。况（山）岭险峻，人烟稀疏，日则野行，夜则荒宿，以彼蛮夷淫秽之俗，乱我华夏淳美之风。又经过驿站，重索酒食，稍有不从，辄用兵刃伤人。虽有伴送千、百户，难于钤束。边民见其进贡得利，故将子孙学其言语，投作番僧、通事混同进贡”。为此，他“请敕都察院禁约，今后私通番僧贸易茶货、铜、铁、磁、锡器物及将子孙投作番僧、通事者，俱发口外充军，四邻不首，坐以违制之罪。其番僧十名以下不必遣官，止令（旗）军伴送，务必钤束严切，不许似前生事扰人，违者治罪。”
为了减轻四川当局沿途为藏区贡使运送货物之苦，明廷同意了李实的奏请，并且在天顺二年（1458）五月，听从四川按察司佥事刘福的奏请，“命礼部移文四川布政司，今后乌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仍行湖广布按二司，如有番僧经过，不许官员、军民人等将茶私自卖与。沿途官司把隘去处，务要搜检，若有夹带私茶，通追入官，就近将各犯依律问罪”。这个规定禁止了藏区贡使由湖广等地沿途采购茶叶经四川运至藏区，四川官府护送贡使货物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它明确规定“乌思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支给”，又促使乌思藏的贡使只得由川藏道入贡，不再由青藏道的洮州路入贡。到成化二年（1466），明廷更明确规定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和附近乌思藏地方的藏区贡使均由四川路入贡。从此，川藏道成为主要的贡道，贡使数目日益增多。成化十八年（1482），乌思藏赞善王连续二次已差僧413人，“今又以请封，请袭差一千五百五十七人”。成化二十一年（1485），“四川起送乌思藏如来大宝法王，国师并牛耳寨寨官进贡，招抚袭替各项共一千四百七十名”，“其余在边一千八名”。到弘治十二年（1499）“乌思藏并长河西宣慰司各遣人来贡，一时至者几二（三）千八百余人”。为此明廷敕令“四川镇巡等官，以后不准滥送”。
从川藏道的兴起和汉藏官道的变化，可以看出青藏道主要是政治军事原因开拓的官道，而同时成为商道的。川藏道则主要是由茶叶贸易开拓的商道而同时成为官道的。
四川在汉代就有牦牛道，唐代有和川路和灵关路通往甘孜藏区。但这些道路山峦纵横，河流湍急，翻山越岭，荆棘丛生，崎岖难行。随着政治军事联系的削弱就时常荒芜闭塞。在宋代，这一带属于黎州、雅州的羁縻州统治区。除当地部族进贡使臣出入之外，几乎没有宋朝官员进入这一地区。宋代在黎雅开设茶马互市，碉门发展成为番汉贸易集市。商业贸易使原有道路不致全部闭塞。元代把茶马互市推至碉门，使四川内地通往康区的交通更有所发展。明朝在雅州、碉门设置茶马司，每年数百万斤茶叶输往康区并转至乌思藏，从而使茶道从康区延伸至西藏。而乌思藏贡使的往来，又促进了茶道的畅通。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放宽茶叶输藏，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之地，更使川藏茶道进一步繁荣。这样，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天全越马鞍山、泸定到康定的“小路茶道”和由雅安、荥经越大相岭、飞越岭、泸定至康定的“大路茶道”，再由康定经雅江、里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康定经乾宁、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至昌都与南路会合至拉萨的北路茶道。这条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既是明清时期的川藏道，也是今天的川藏道。
川藏道崎岖难行，开拓十分艰巨。由雅安至康定运输茶叶，少部分靠骡马驮运，大部分靠人力搬运，称为“背背子”。行程按轻重而定，轻者日行40里，重者日行20－30里。途中暂息，背子不卸肩，用丁字形杵拐支撑背子歇气。杵头为铁制，每杵必放在硬石块上，天长日久，石上留下窝痕，至今犹清晰可见。从康定到拉萨，除跋山涉水之外，还要经过许多人烟稀少的草原，茂密的森林，要攀登陡峭的岩壁，两马相逢，进退无路，只得双方协商作价，将瘦弱马匹丢入悬崖之下，而让对方马匹通过。要涉过汹涌咆哮的河流，巍峨的雪峰。长途运输，风雨侵袭，骡马驮牛，以草为饲，驮队均需自备武装自卫，携带幕帐随行。宿则架帐餐饮，每日行程仅20－30里。加上青藏高原天寒地冷，空气稀薄，气候变化莫测，民谚说：“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难的景况。川茶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运至藏区各地的，川藏茶道就是汉藏人民在这样艰苦条件下开拓的。
川藏茶道的开拓，也促进了川藏道沿线市镇的兴起。
大渡河畔被称为西炉门户的泸定，明末清初不过是区区“西番村落”，境属沈村、烹坝，为南路边茶入打箭炉的重要关卡。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铁索桥，“置戍守，税茶市桥因建”，桥成之后，“凡使命之往来，邮传之络绎，军民商贾之车徒负载，咸得安驱疾驰”。外地商人云集泸定经商。到宣统三年（1911）设为县治，1930年已有商贾30余家，其中陕商8家，经营货栈，成为内地与康定货物转输之地。
康定在元时尚是一片荒凉原野，关外各地及西藏等处商人运土产至此交换茶叶布匹，只得搭帐篷竖锅庄，权作住宿之处，明代才形成一个村落。随着藏汉贸易南移，逐渐发展成为边茶贸易中心。雍正七年（1729）置打箭炉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从此“汉不入番，番不入汉”的壁垒打破，大批藏商越静宁山进入康区，大批的陕商和川商亦涌入康区。道光时姚莹所著《康纪行》说：“炉城乃汉番互市之所，番民数百家，大寺喇嘛数千，西藏派堪布主之，汉人贸易者数百，余惟夷设营兵而已，内外汉番，俱集市茶，同知征其税焉。”这里是“口外各种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也。人烟辐辏，市井繁华，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清朝林俊在《西藏归程记》中说，他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至打箭炉行馆，“颇为华美，铺陈亦极鲜明，即锦官城之官署人家，亦不能有此丰盛也”。这个因茶叶集市而兴起的城市，藏汉贸易通过“锅庄”为媒介，雍正至乾隆时期，锅庄由13家发展到48家，商业相当繁荣。嘉庆二十年（1815）打箭炉关税达21868两。清宣统三年改打箭炉厅置康定府，1913年改为康定县，1939年为西康省省会，“城里老陕街与蜂窝街之间，商业最盛，共有1860户，1.57万人，其中商业人口占6／10，工业人口占2／10，农业人口占1／10……汉人占85%左右，藏族约占11%。为西陲一大都市”。
其他因茶道而兴起市镇，在清代还有里塘，“有商民千余户，”巴塘集“蛮民数百户，有街市，皆陕西客民贸易于此”。道孚“汉商颇多饶裕，皆陕人”，藏商则“贩牛、羊、毛、革与买换茶叶之商贾为钜”。炉霍“汉人市场此为最早，故有百物可购”。察木多（昌都）为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也是云南、青海入藏要冲，有“番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番杂处”，这里亦“口外一大都会也”。
西路边茶集散地松潘，在清代乾隆年间也发展成为川西北、青海、甘肃以至蒙古的重要茶叶散集中心。该地茶号有数百年历史，有草地帮、西客（藏）帮、河南帮、陕帮、渝帮等数十家之多。每年由灌县、彰明、安县、绵竹运来茶包，然后经松潘转运草地、青海、甘肃广大藏区，交换藏区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乾隆年间，扩建城池，“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
总之，川茶输藏是促进川藏交通开拓和川藏高原市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川藏线既是一条经济线，也是一条政治线、国防线。它把我国内地同西藏地区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使近代的外国帝国主义势力再也无法把西藏从我国分离出去。
正如藏族著名史诗《格萨尔》所说：“由汉族运来了很多货物……把汉藏两地人民的心连接在一起。”川茶输藏凝聚了汉藏人民的深厚感情，它促进了汉藏民族的团结，中原与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它在历史上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载《四川藏族研究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