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尔万万没有想到，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代表会提出延期付款。在可怜的船主看来，这是他时来运转的信号，它向他表明，命运已经把他折磨够了，终于感到厌倦了。当天，他向他的妻子和埃马纽埃尔叙述了所发生的事情。全家人即使不能说已恢复安宁，但至少又有了一线希望。不过不幸的是，莫雷尔不仅仅跟汤姆生-弗伦奇银行打交道。正如他说的，在生意上，只有客户，没有朋友。当他进一步深思时，他甚至不能理解汤姆生-弗伦奇银行为什么对他如此慷慨大度；他只能解释为这家银行可能出于自私而周密的考虑，即宁愿支持一个欠债将近三十万法郎的人，这样三个月后还可收回这笔钱，而不愿加速他的破产，仅仅拿到本金的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
不幸的是，莫雷尔的关系户，或出于仇恨，或出于盲目，不都是这样想。甚至有相反的想法在其中几家出现。所以莫雷尔所签出去的期票仍毫不客气地如期拿到他的办公室来兑现，而多亏英国人的延期之举，那些期票才得以由科克莱斯照付。所以科克莱斯依旧像他往日一样的泰然自若。只有莫雷尔惶恐地想到，假如十五日该付典狱长德·博维尔先生的十万法郎和三十日到期的那几张三万二千五百法郎的期票不曾延期的话，他早已破产了。一般商界的人士，都以为莫雷尔在厄运不断的打击之下，是无法坚持下去了。所以当他们看到月底来临，而他却照常能如期兑现他所有的期票时，不禁大为惊奇。
可是，人们依然不肯完全信任他。一般人都说，到下个月月底，那可怜的船主就会崩溃。在那个月里，他努力来回收他所有的资金，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以前他开出去的期票，不论日期长短，人家总是很相信地接受，甚至还有自动来请求存款的。现在莫雷尔只想贴现三个月的期票，但却发现他通往银行的门已经关闭了。幸亏莫雷尔还有几笔钱可收回，那几笔钱收到以后，他才能把七月底的债务应付过去。在马赛，汤姆生-弗伦奇银行的代表再也没露过面。在拜访过莫雷尔先生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里，他就失踪了，在马赛，他只见过三个人：市长、典狱长、莫雷尔先生。因此，他这次露面，除了这三个人对他各自留下了一个不同的印象以外，再没有别的踪迹可寻。至于法老号的水手们，他们似乎无疑地已找到了另外的工作，因为他们也不见了。
从帕尔马岛回来的戈玛尔船长，在病愈后不敢去见莫雷尔，但船主听说他回来后，就亲自去看望他。关于老船长在暴风中的英勇表现，船主已从佩尼隆的那里了解了很多，所以想去安慰安慰他。他还把他该得的薪水也带了去，那原是戈玛尔船长不敢开口要的，当莫雷尔从楼梯上下来的时候，他碰见佩尼隆正要上去。佩尼隆似乎把钱花得很正当，因为他从上到下穿着新衣服。当他看到莫雷尔先生时，他似乎十分尴尬，他缩到了楼梯的拐角，把他嘴巴里的烟草块顶来顶去，大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只感到在握手的时候莫雷尔照常轻轻地回捏他一下。莫雷尔以为，佩尼隆的窘态是由于他穿了漂亮的新衣服的关系，这个诚实的人显然从来不曾在自己身上花过那么多钱。他无疑的已在别的船上找到工作了，所以他的羞怯，说不定就是为了他已不再为法老号致哀的缘故。他或许是来把他的好运告诉戈玛尔船长，并代表他的新主人来请船长去工作的。
“都是好人啊！”莫雷尔一边走一边说，“愿你们的新主人也像我一样的爱你们，并愿他比我幸运！”
日子过得很快，在莫雷尔不断地努力，到处奔走借债中，很快到了八月二十日，马赛盛传他搭乘了一辆邮车走了。据说他的公司月底就要宣告破产了。莫雷尔之所以要离开，就是为了避免目睹这个残酷的场面，而只留下他的助手埃马纽埃尔和会计科克莱斯去应付。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是，八月三十一日那天，公司仍照常开门，科克莱斯坐在账台栅栏后面，照样仔仔细细地察看所有拿来兑现的期票，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照样如数付清，其中有两张还是莫雷尔拿去贴现的保付支票，这科克莱斯也照样兑付，就像是船主直接发出去的期票一样，这一切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可是，预言祸事的人总是不甘心罢休的，所以倒闭的日期又被定在了九月底。
莫雷尔在九月一日回来了。
全家人都焦急地在等着他，因为这次巴黎之行，是他最后的希望。莫雷尔想起了唐格拉尔，他现在非常有钱了，而以前他曾受过莫雷尔许多恩惠，因为他那庞大的财富是在进西班牙银行服务以后开始积累起来的，而当时是莫雷尔介绍他去那儿工作的。据说唐格拉尔目前的财产已达六百万到八百万法郎，而且还有无限的信用。所以唐格拉尔如果肯救莫雷尔，他根本用不着从口袋掏一个铜板，而只在借款时说一句话，莫雷尔就得救了。莫雷尔早就想到了唐格拉尔，但他对他有一种不可自制的本能的反感，因此，他一拖再拖，不到山穷水尽绝不会去求他的。莫雷尔当时的想法是对的，因为他果然遭到拒绝，蒙受屈辱，身心疲惫地回到家中。回家以后，莫雷尔既没有一声怨言，也没说一句刻薄的话。他同他那哀哀哭泣的妻女拥抱了一下，又带着友情的温暖同埃马纽埃尔握了一下手，然后去他三楼的书房里了，同时派人去叫科克莱斯来。
“这样看来，”两个女人对埃马纽埃尔说，“我们是真的破产了。”
他们匆匆商谈之下，作出了一个决定：由尤莉写信给她在尼姆驻防的哥哥，叫他赶快回家，这两个可怜的女人本能地感觉到她们必须以全部力量来承受这日益迫近的打击。在这个家里，只有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能左右他的父亲，虽然他还不满二十二岁。他是一个刚毅正直的青年。当他决定入伍的时候，莫雷尔原无意让他去，于是就叫年轻的儿子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兴趣，以后再做决定。他立刻宣布愿过军人的生活。他后来刻苦学习，并以优异的成绩在军官学校毕业，高校后就在五十三联队成了一名少尉。他当少尉已一年了，一旦有机会便可以升迁。在他那一联队里，马克西米利安·莫雷尔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最严守纪律的人，不仅严守一个军人应尽的义务，而且还严守一个人应尽的责任，所以他获得了“斯多葛派斯多葛派是西方哲学流派之一。早期斯多葛派学说提倡禁欲主义，坚信道德价值，崇尚坚强的理智，强调承担义务。”这一美名。许多人喊他这个绰号，只不过是从旁人那儿听来的，有些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到底是何义。
现在，这个年轻人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妹妹求援的目标，她们觉得，她们无力应付这严重的局势，只好召他回来支援她们。对于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她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因为莫雷尔和科克莱斯同进办公室以后，尤莉看到后者出来的时候脸色苍白，浑身发抖，神色惊恐不安，当他经过她身边的时候，她本来想问问他，但那老实人一反常态，竟慌慌张张地急忙奔下楼去，只是举手向天，惊叹道：“噢，小姐，小姐！多可怕的祸事！谁能相信啊！”过了一会儿，尤莉看到他再次上楼，手上拿着两三本厚厚的账簿，一个文件夹和一袋钱。
莫雷尔查看了账簿，打开文件夹，数了数钱。现在，他所有的现金只有七八千法郎，他应收的账款，到五号为止约有四五千，加起来最多不过只有一万四千法郎，而要付的那些期票却达二十八万七千五百法郎之多。在这种情况下，他无法对债主开口。
但是，当莫雷尔下楼去用午餐时，他外表看来却非常的平静。这种平静的态度比最大的忧郁更使两个女人感到惊惶。
午餐以后，莫雷尔通常总要出去，照例到佛喜俱乐部去喝咖啡，读《信号台报》的，但这一天他没有离家，却回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至于科克莱斯，他似乎完全给弄糊涂了。那天下午他走到院子里，光着头坐在一块石头上，曝晒在炽热的阳光底下。埃马纽埃尔想设法安慰一下两个女人，但他拙于辞令。这个年轻人对于公司的业务知道得很清楚，即将笼罩在莫雷尔全家头上的大祸，他是很清楚的。
夜晚来临了。两个女人没法睡觉，在房间里守着，希望莫雷尔在离开办公室以后会到她们这儿来。但她们听到他经过她们的门口时，故意放轻了脚步。
她们侧耳细听，听见他走进自己卧室，从里面把门关上。
莫雷尔夫人叫女儿先去睡。尤莉走后半小时光景，她立起身来，脱掉鞋子，溜进过道，想从门锁孔里窥望她丈夫在做什么。
在过道上，她瞥见一个后退的黑影，那是尤莉，她也心中不安，就先她母亲来了。
那年轻姑娘向莫雷尔夫人走过来。“他在写东西。”她说道。
她们不必说话就都已互相了解了对方的心思。
莫雷尔夫人弯腰再凑近锁孔。果真，莫雷尔在写东西；但是她的女儿没能看见的，莫雷尔夫人都看见了，这就是她的丈夫是在一张打了印戳的公文纸上写东西。一个恐怖的念头闪过了她的脑子：他正在写遗嘱。她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可是却没有力气说出一个字来。
第二天，莫雷尔先生显得非常安详；他像往日一样待在办公室里，像平常那样下楼用早餐；不同的是，他吃完晚饭以后，让女儿坐在他身边，抱住她的头，长时间把它贴在自己胸前，拥抱了她很长一段时间。到了晚上，尤莉告诉她的母亲，说他在外表上虽然是这样的平静，但她注意到父亲的心跳得很剧烈。以后的两天也是这样地过去了。到了九月四日晚上，莫雷尔向他的女儿要回了他办公室的钥匙。
尤莉对这个要求大吃一惊，她觉得这是个凶兆。她一直保留着这把钥匙，只有在她童年时代家人为了惩罚她才向她讨回的，为什么她的父亲现在又要向她要回了呢？
那年轻姑娘望着莫雷尔。“我做错了什么事，父亲？”她说，“您要向我讨回这把钥匙？”
“没什么，我的宝贝，”那不幸的人回答道，一听到这个简单的问题，泪水便盈满了他的双眼。“没什么，只是我要它。”
尤莉假装在身上摸钥匙。“我一定把它掉在我的房间里了。”她说道。
于是她走了出去，但她并没有回她的卧室，却赶快去和埃马纽埃尔商量。
“这把钥匙不要给您的父亲，”他说，“明天早晨，要是可能的话，一刻都不要离开他。”
她问埃马纽埃尔是怎么回事，但他也什么都不知道，或许是不肯说，在九月四日到五日的那个晚上，莫雷尔夫人留心倾听着每一个声音，她听到自己的丈夫焦躁不安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直到凌晨三点钟。他是在三点钟才躺到床上去的。
那一夜，母女两人厮守着挨了过去。她们也在期待着马克西米利安，他本该在傍晚时就到的。
八点钟，莫雷尔先生走进她们的卧室。他很镇静，但从他那张苍白、疲惫的脸上还是看得出他这一夜是在焦虑不安中度过的。
她们不敢问他睡得好不好。
莫雷尔一生中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对他的妻子如此温柔，对他的女儿如此充满了父爱。他不断地凝视着娇美的姑娘，不断地吻她。尤莉没忘埃马纽埃尔的话，当她的父亲离开房间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出去了，但他却急忙对她说：“去陪着你的妈妈吧。”
尤莉想陪他。
“我要你这样做。”他坚持说。
这是莫雷尔生平第一次对女儿说，“我要你这样做。”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中仍满带着父亲的慈爱，尤莉不敢不从命。
她站在老地方，哑口无言，一动也不动，片刻以后，门开了，她觉得有两只手臂抱住了她，两片嘴唇亲到了她的前额上。她抬头一望，发出一声惊喜的喊声。
“马克西米利安！哥哥！”她喊道。
听到这几个字，莫雷尔夫人站起身来，扑入她儿子的怀抱。
“妈，”青年叫道，他望望莫雷尔夫人，又望望他的妹妹，“怎么啦？你们的信吓了我一跳，所以我尽快赶回来了。”
“尤莉，”莫雷尔夫人边说边对那青年作了一个表示，“快去告诉你父亲，说马克西米利安回来了。”那年轻姑娘急忙冲出房间，但在楼梯口，她碰到一个人手里正拿着一封信。
“您是尤莉·莫雷尔小姐吗？”那人带着浓重的意大利口音问道。
“是的，先生，”尤莉吞吞吐吐地答道，“您有何贵干？我不认识您呀。”
“请读一读这封信吧，”他说完就把信交给了她。尤莉犹豫了一下。“这封信对令尊大有好处。”信使补充道。
年轻姑娘急忙接过信赶紧拆开，读道：
请即刻到梅朗林荫道去，进入第十五号楼房，向门房索取六楼房间的钥匙，走进这间屋子，取走放在壁炉一角的红丝线钱包，把这个钱包交给您的父亲。务必让他在十一点之前拿到，至要。您答应过无条件服从我，我在此向您提醒您的诺言。
水手辛巴德
年轻姑娘发出一声欣喜的呼喊，抬起头来，四顾寻觅那信使，但他已经不见了。她的目光又回到了那封信上，又读了第二遍，发现原来还有一小段附言。她读道：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您得亲自并单独完成这趟使命，倘若有人陪您，或是另一个人去了，门房将会回答他不知道有这回事。
这段附言使尤莉的欢喜打了个折扣。她可以毫无担心地去吗？那儿会不会有某种陷阱在等待着她呢？她还很天真，不知道像她这种年龄的年轻姑娘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但对于危险的恐惧是不必事先知道的，真的，说起来，常常是不可知的危险会使人产生极大的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