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是非常启人深思的故事。所有当国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到这样的教益：稳定是最有效的封口费，物质则是民心所趋的最大福祉。年代的美国，收音机、福特汽车、丝袜和短裙、中国麻将，靠着发行量猛增的报纸、排山倒海的广告和足迹踏遍五十州的推销员涌进上至国会议员、下至贩夫走卒的厅堂斗室，疯狂兴起的连锁店、爵士乐、拳击赛、飞行表演、心理疗法专家、填字游戏，对人们的闲暇时间展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轰炸；它们带来的目不暇接之感丝毫不亚于今天一日三变的数码产品，让每个置身其中的人都能感到生逢其时，有所期待。至于虚无，那无非是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无非是刘易斯·艾伦之类的知识分子在回眸往事时竭力揭示的精神事实。
继哈定执政的，是清教徒性格的卡尔文·柯立芝，他当然不会延续往日白宫的奢靡浮夸，但在继续给商人以足够自由，用五光十色的商业产品摧毁人们对政治、宗教、爱情残存的理想主义这一点上，他比前任犹有过之。诚如艾伦所说，所谓的“柯立芝繁荣”，建立在一个用绝对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财富的民族的基础之上。著名社会学家、评论家阿瑟·施莱辛格、大卫·里斯曼等人，都把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斯图亚特·蔡斯推为在年代的商业大潮中逆水行舟的最优秀的学者，他始终在警告美国人，警惕商业体系对自己的种种扭曲，“商人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取代了政客、牧师和哲学家，开创了道德伦理和行为举止的标准，成了引领美国社会的最终权威。”对知识分子（或用个有点讽刺味道的表述：那些“忧国忧民的人”）而言，极度的物质繁华必然通向精神危机的爆发，随之漫溢的虚无感是他们可寄托的最后希望。公共通道被画满了酒色财气的大幅海报贴满，信箱、车窗、洗衣篮里塞进了成堆的广告，报纸广播见天渲染着一夜暴富的奇迹，年轻人用跌破底线的装扮博取眼球，富人炫耀自己在高尔夫俱乐部里赢来的桂冠佳酿，电视选秀、真人相亲的招牌和普通人如影随形，冷血的谋杀案打开庄家的财路——每到这些时候，那少数不愿放弃的知识分子免不了要暗暗盼望，人们终有被虚无惊醒并幡然悔悟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