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利亚一判就是十年反倒让我有点释然：觉醒更待何时？或许他会因此走上萨沙之路，但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也会变成《日瓦戈医生》里的红军将领帕沙·安季波夫，赤胆忠心而又走投无路。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有的徒劳，摆在“大清洗”那一代人面前的两条路，要么是死，要么是徒劳地活。但徒劳有大小之分：索菲娅母子徒劳地去美化那个幻景，当儿子被现实反噬之后，母亲还去为咬他们的那张嘴抹口红，那是大徒劳。
利季娅让我们跟随索菲娅有限的视角去看、听、行动和思考，她的疑虑、愤怒和困惑好像齿轮一样咬着我们的头脑上的沟回滚过，我们明知它们的幼稚却束手无策，只好看着它们走在那自以为很正确的方向上。在真相与分担他人的痛苦之间有一条道路，但索菲娅以及大量与她同时代的苏联人并未低头察看，他们望着天。
“真相”，或者巴金所说的“真话”二字，在苏联和我们自己的国家比在哪里都显得更加重浊——正如许纪霖的一篇纪念文章中所说：“说真话”关系到“威权社会中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利季娅本人也以一个维护真相的人自居，她写《索菲娅》的目的无关艺术，而是及时记录下尚属新鲜的现实记忆；她的大量文字，都让我们想起那些延续回忆录传统的俄国作家：赫尔岑、帕纳耶夫、爱伦堡、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在利季娅家里借宿过的最大牌的文学人物，日后，利季娅也曾作为苏联时代独立知识分子生活最著名的见证者和疗伤者，对时任《纽约客》记者的大卫·瑞姆尼克回忆往日情形，“他在一个临时房里起居、工作，床边总是放着一把干草叉，仿佛可以帮他防身似的。”他曾在冰箱上贴纸条给她留言，“你要是九点有空，我们一起听电台吧。”他每天踽踽地走园子里唯一的一条小路，利季娅问他：“不觉得单调吗？”索尔仁尼琴答：“不，我在监狱里习惯了。”索尔仁尼琴最后还是被驱逐出了国家，二十年后，当西方人也厌烦了这位伟大文学战士，厌烦了他顽固的东正教立场时，他又回国了。
利季娅和他相见，简单记录了索氏谈话的内容，笔法像墓地的护灵人一样淡然。读到这里，我还真想起萨沙那位隐忍的母亲了，尽管BBC的两个敬业的记者把他们的会面变成了公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