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土耳其旅行的时候，同行的人每天都在换，到达格雷梅那一站，同伴中多了个美国人，有近两米的身高，大长脸，发际线高到几乎看不见，容貌十分友善，挎包永远松松垮垮，让人很难产生抢劫或哪怕在里面翻两下的欲望。格雷梅的地貌奇特，有“露天地质博物馆”之称，一千年前的苦行教士拿这里火山岩中的孔窍作他们的苦修房，在墙上画了不少模糊的壁画。我们在这里头钻来钻去，不停地听到他撞到脑袋后发出的哼唧声。
“很难受吧？”我问。美国佬是这么回答的：“还行啦，我去其他教堂时的运气都会比这儿好一些。”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很久。起初回味的是美国人的“运气”观，他们爱用运气来解释、实际上是化解掉比较严重的问题；后来，我又觉得他话里找给自己的安慰很实在：中国人或许会用“中头彩”这种俗套来解嘲，而美国佬的反应，让我觉得他能根据不同的环境，产生不同的想象力。这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让我意识到美国人的某种特殊的民族性。
就像阿尔弗雷德·史密斯说过的：“美国人从来不带伞，他们准备走在永恒的阳光下。”要在理查德·福特的《石泉城》里找到“永恒的阳光”是不可能的。福特的文字从不供应阳光，非但如此，他还不止一次地让人物在故事开头提醒：内容恐怖，慎入。不过，一旦你读进去了，却会发现对那些卷入困境的人物而言，最大的任务不是处理难题，而是保持内心平衡。心若安好，就是晴天。一些很严重的事情，比如爸妈离婚，丈夫出轨，造成了死亡的事故，在福特写来不过尔尔。短篇小说《石泉城》中的主角厄尔是个罪犯，带着同居女友和女儿，开着辆偷来的车往怀俄明州的石泉城跑。他一上来用这种口吻说话：因为几张假支票，我在卡利斯佩尔犯了点事，这在蒙大拿州是个要进监狱的罪。而且，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犯事了。我看得出来埃德娜也查看了她的星相，也想动动了。她的麻烦也够多的了……美国人爱用的“麻烦”一词往往包含了“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之类的意思。在美剧里，一个从电话那头听到“你有麻烦了”的男人多半会立刻陷入凝思，眼神里阴霾密布，下一个镜头可能就是他在自己的车库里发动自己的雪佛兰汽车。但是，正因为“麻烦”一词的弹性太大，我们才必须通过此人下一步的反应来判断这件事的严重程度究竟几何，由此我们产生了这样的印象：美国人都是心领神会的行家，举重若轻的能手。拍胸脯的时候，中国人爱说“天塌下来有我顶着”，美国人则相反，“我塌下来有天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