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经常问我：“你的腿是多长时间好的？”我告诉她至少半年时间，才真正开始好转。她说我这已经半年了。我说冬病夏治啊，不要着急，明年春暖花开，地气上升，肯定就好转了，这不是其他病，急不得。她当然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可能的说法，没有足够的科学依据，但和我一样选择相信，倘若连一个可能也没有了，人又能拿什么来抵御病痛呢？但过几天，她还是会再一次感到烦躁和痛苦，因为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病痛的存在：下楼梯时要缓慢而小心翼翼，走一小段路就要休息下，即使一动不动地坐着也会隐隐地感觉到酸痛。病痛就是那样一种东西，不分日夜地用痛苦向这个生病的主体宣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所有的这些我颇能感同身受，而烦恼还不仅是病痛本身，它会以其他形式延伸到生活的各个角落里。比如，她说因为腿上的伤，她没法参加同学和朋友的聚会，她们会在电话中问，有那么严重吗？她很难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的答案，都不能于困境中解救她。说是的，很严重，就会立刻和对方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因为善意和感情将促使对方表示关心，而关心在敏感的病人那里将在某种程度上增加心理的沉重感。说没事，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那你为什么好几次都不来参加同学聚会呢？
就是这样，有时候疾病会让人们陷入到人际关系的两难境地中：生病的人既无法说出全部真相，可又不得不一次次地说。其他人总是要表示关心，可又无法掌握关心的限度。
除非双方都是病人，只有以病作为基础，人们才能抵达无障碍的沟通。除了痊愈，病人的第一心理需求就是同类者，同病相怜在心理学意义上是完全有价值的，只有同类者能让人们感觉到相对的平衡和安全，健康人的所有关心，都摆脱不了隔靴搔痒的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