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永淳
1994年的冬天，我和吴萍朝圣完北大，先坐320路公交车，再倒车来到了长安街上。从长安街的西头再往广院走，还有20公里，还要再倒两回车，赶回学校肯定错过饭点儿了。天色渐暗，还是先找个地方填补两口。“走一会儿再坐1路吧，找个地儿先吃饭。”我说。
北京的冬天，没风的话就不冷，比起江苏的湿冷还是好过些。我在南京过了4个冬天，一双单皮鞋打天下，但落下了双侧脚底板麻木的毛病，来到北京，在吴萍的督促下，添置了御寒的衣物，还有一双靴子，走在北京的户外，并不觉得什么叫凛冽。吴萍在东北长大，应付寒冷，自有一套经验。
“不会又是吃面条吧，呵呵。”吴萍问。在广院的西街，我们俩时常去吃上一碗鸡丝面，不是因为那家店做得有多好吃，主要还是吴萍只吃最细的精面，那里的挂面又细又筋道，八块钱两碗，学生也能接受。但我老领她吃这寒酸、单调的面条，她看来小有意见。我是从中医学院一毕业就到广院来读第二学位的，没有任何积蓄，而再花父母的钱又有点儿惭愧，幸好国家每月给发122块钱补贴，生活还是拮据，稍微去西街或北街吃上几顿饭，就会挤占书本等其他开支，手头还是紧。
长安街华灯初上，温暖的灯光从周边的窗户中透出来，每个家庭都该准备丰盛的晚餐了，一对穷学生，在轧着马路，寻找着好吃又不贵的小馆儿。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
“哪一盏灯都不属于我们！”
“会有一盏灯属于我们，在北京！”
不知不觉间，走过工会大楼，走进广电部的大院，广播电台的灯亮着，有些神秘，仿佛在告诉我们前行的方向。
我们为了什么来的北京？我们会留在北京吗？我们在北京怎么找寻到属于我们的那盏灯？
“还是坐车回学校吧！”
回学校，学校有食粮，有动力。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寻到能量，才能不如此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