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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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杂论卷(26)

“递系式”以外,本书还列举了“能愿式”“使成式”“处置式”“被动式”“紧缩式”五种特殊句式,都是简单句。从前的文法语法书也认这些为简单句,但多比附印欧语法系统去解释。如用印欧语里所谓助动词解释能愿式的句子“也不能看脉”里的“能”字,“被动式”句子“我们被人欺负了”里的“被”字,用散动词解释“能愿式”句子“那玉钏儿虽不欲理他”里的“理”字,“使成式”句子“就叫你儒大爷爷打他的嘴巴子”里的“打”字;用介词解释“处置式”的句子“我把你膀子折了”里的“把”字;“紧缩式”句子“穷的(得)连饭也没的吃”里的“的”(得)字。其实这些例子除了末一个以外,都该用谓语形式解释。那“紧缩式”句子里的“的”(得)字本书认为联结词,联结的也还是“谓语形式”。这五种句式其实都是“递系式”的变化。有了“谓语形式”这意义,这些句子的结构才可以看得清楚,中国语的基本特征也才可以完全显现。书中并用新的图解法表示这些结构,更可使人了然。书中又说到古人文章不带标点,遇着某一意义可以独立也可以不独立时,句与分句的界限就不能十分确定;我们往往得承认几种看法都不错,这是谨慎而切用的态度。关系也很大。

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语在加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一般称为欧化,但称为现代化也许更确切些。这种变化虽然还只多见于写的语言——白话文,少见于说话的语言,但日子久了,说的语言自然会跟上来的。王先生在本书里特立专章讨论“欧化的语法”,可见眼光远大。但所谓欧化语的标准很难选择。新文学运动到现在只有廿六年,时间究竟还短;文学作品诚然很多,成为古典的还很少,就是有一些可以成为古典,其中也还没有长篇的写作。语法学家取材自然很难;他若能兼文学批评家最好,但这未免是奢望。本书举的欧化语的例子,范围也许还可以宽些,标准也许还可以严些;但这对于书中精确的分析的结果并无影响。欧化的语法这一章的子目便可以表现分析的精确,现在抄在这里:(1)“复音词的制造”。(2)“主语和系词的增加”。(3)“句子的延长”。(4)“可能式、被动式、记号的欧化”。(5)“联结成分的欧化”。(6)“新代替法和新称数法”。(7)“新省略法,新倒装法,新语法及其他”。看了这个子目,也就可以知道欧化的语法的大概了。中国语的欧化或现代化已经二十六年,该有人清算一番,指出这条路子那些地方走通了,那些地方走不通,好教写作的人知道努力的方向,大家共同创造“文学的国语”。王先生是第一个人做这番工作,他研究的结果影响中国语的发展一定不在小处。

本书从“造句法”讲起,词类只占了一节的地位,和印欧语的文法先讲词类而且逐类细讲的大不同。这又是中国语和印欧语根本差异处。印欧语的词类,形态和作用是分不开的,所以在语法里占重要的地位。中国语词可以说没有形态的变化,作用又往往随词序而定,词类的分辨有些只有逻辑的兴趣,本书给的地位是尽够了的。本书以语法作用为主,而词类,仂语等都在句子里才有作用,所以从造句法开始。词类里那些表现语法作用的如助动词(“把”字“被”字等)、副词、情貌词、语气词、联结词、代词都排在相当的地位分别详论。但说明作用,有时非借重意义不可。语句的意义固然不能离开语词的结构——就是语法作用——而独立,但语法作用也不能全然离开意义而独立。最近陈望道先生有《文法的研究》一篇短文(《读书通讯》五十九期),文后附语里道:“国内学者还多徘徊于形态中心说与意义中心说之间。两说都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鄙见颇思以功能中心说救其偏缺。”功能就是作用。可惜他那短文只描出一些轮廓,无从详细讨论;他似是注重词类(文中称为“语部”)的。这里只想举出本书论被动句的话,作为作用和意义关系密切的一例。书中说被动句所叙述的,对句子的主格而言,是不如意或不企望的事。这确是一个新鲜的发现;中国语所以少用被动句,我们这才了然。——本书虽以语法作用为主,同时也注重种种用例的心理;这对于语文意义的解释是有益处的。

本书目的在表彰中国语的特征,它的主要的兴趣是语言学的。如上文所论,这一个目的本书是达到了。我们这时代的人对于口头说的也是笔下写的现代语最有亲切感。在过去许多时代里,口头说的是一种语言(指所谓官话。方言不论),笔下写的另是一种语言;他们重视后者而轻视前者。我们并不轻视文言,可是达意表情一天比一天多用白话,在现实生活里白话的地位确已超出文言之上。本书描写现代语,给我们广博的精确的新鲜的知识,不但增加我们语言学的兴趣,并且增加我们生活的兴趣,真是一部有益的书。但本书还有一个目的,书中各节都有“定义”,按数目排下去,又有“练习”“订误”和“比较语法”,是为的便于人学习白话文和国语,用意很好;不过就全书而论,这些究竟是无关宏旨的。

1943年3月,昆明。

中国文学与用语(译文)

——〔日本〕长濑诚作

去年周作人氏来东时,说起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正在过渡期,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炼,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学,目下佳作甚少,发展的只有小说罢了。获原朔太郎氏响应周氏之说,以为日本文坛现状也是如此,因言语猥杂而欠调整,乏艺术味,于是诗与戏剧的佳作就不可得了。原来是言语造诗人,并非诗人造言语啊!(《纯正诗论》)言语造诗人还是诗人造言语,虽尚有考察的余地,但言语对于诗及戏剧关系重大,吾人大约皆无异论。周氏和获原氏所说都是国内时代的限制,但同时也各说了本国语所具的本质的区别。现代中国语文的猥杂是受了异形式的外来语文的侵蚀,过渡的混乱状态,我想。

花美。(中)

花ハ美シィ。(日)

Die Blume is tschn·(德)

La fleur est belle·(法)

The flower is pretty·(英)

欧洲语里作这种命题主辞的名词有冠词的限制;作宾辞的形容词,在法国语也有性别的限制,而主宾辞皆以系辞连结之:包括这种主宾辞的判断,显然是分析的而带客观性。中国语呢,没有冠词,形容词也没有性别的限制,只说“花美”就成。这种与其说是判断,不如说是像表象性质的短语“花美”的样子,是判断以前的东西。日本语却在二者之间。

中国旧文学取了这种表现形式,所以能在一二十字的短句中,将那具有无限飘渺的余韵的作者世界观投映出来,而形成神韵一派。又如庄子,好像那位反对论理地把握“实在”的柏格森的样子,也主张着直觉的知的同感似的(如《应帝王》篇混沌的死及《天道》篇轮扁等寓言),他那象征主义色彩也大大的靠着中国文这种特质的帮助。

就诗歌说,这种性质的文学到唐代李杜等已达完成之域。中世的唐朝,社会机构染着很浓的浪漫色彩,李杜等的诗便是这种社会机构的投影。而现代中国呢,一面还残存着旧日家庭经济的生产机构,一面却向着资本主义经济最尖端进行;社会状态既如此猥杂,精神方面在过渡中也极其混乱。无论中国人驱使文字如何的巧,用旧来成语表现继续输入的新名词概念到底不合式,却是当然。一面用“引得”“德律风”“摩托车”等欧洲语的译音,一面将“不景气”“取缔”“雏形”“立场”等等日本语照原样使用;看起来却也并不感着如何生硬似的。——胡适氏对于这种新名词敏感的关心着,将Renaissance的日本译语“文艺复兴”改正为“再生时代”,将Scholar哲学的日本译语“烦琐哲学”改正为“经院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种情形不止于单语范围,就文章本身而论,新思想的输入也当然要引起文体的变更的。跟着新文化移植来的是旧来的世界观之科学化;文学革命的白话运动结果,将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使它适应这种科学化:这便是白话运动的基调,虽然是非意识的,我想。现在的白话里,“花美”改说“花儿是美丽”了,形容词“美丽”用“是”字与主辞“花儿”连结。“是”字原来大约是代名词,在现在白话里已转化而与Sein(德),efre(法),be(英)等字相同,做着系辞的事了。这句子比说“花美”时显然更加分析的判断化了。从文学上看,这种表现形式与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相比,缺乏含蓄,气味不佳,给人以猥杂之感,也是理有固然。但是不管这些,照前述理由,我总想着白话运动的趋向是不错的。

我总想:中国决不会因为使用那种猥杂的语言,作那种不文学的文章,就永久产生不出艺术的诗与戏曲。凡过渡的东西,一般人常以为新奇、猥杂。不独语言如此,像在日本,在现在中国的样子,汽车与民众生活乖离,成为嗟怨之标的,成为“普罗文学”的对象,这种时代岂不也有吗?又像现在中国女子高跟鞋成了问题一样,在日本,女子断发洋装的事是如何不合社会环境而受非难呵。可是日子久了,生活式样与新的生活式样以及新的概念调整了,从前认为新奇的便不新奇了,感着猥杂的也像没有那样猥杂了。

这种情形在中国也一样。不单是任凭那样的自然淘汰,还可设法普及教育并统一语言,应用注音符合等音标文字以补足有音无字的缺陷;那么接触新时代的思想感觉而仍不失中国的特质的文学,一定会产生。

过渡期的乱杂在日本也麻烦过来着。十四五年前,说“因为跟他在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坐在一处,忽而攀谈,从此便熟起来了。”——如此说便明白的事情,若改说“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因为空间的距离,偶然会认识了他。”这样的表现形式,便算是所谓新人物的表征了。

以意为之的事也许有;但外国人的我们所望于中国文坛的是发表中国色彩浓厚的作品。我们推重鲁迅的作品,决非为了他对于现代文化观点之精,而是为了他作品中渗透了非中国人写不出的,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及世界观。佳作也许总带着民族味的。话虽如此,将旧来的表现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原样使用,我们却是一点不盼望。我们深知“连结二点之线乃二点间最短距离是也”(二点ヲ结ブ糸泉分ハ二点间,最短距离ニテ候)等表现形式之无理,决不至于要求中国文坛作同样的蠢事。

我与国人皆为现在中国语文的猥杂悲,可是确信,过了这好比生产之苦似的过渡期,前途是光明的。

日本竹内氏等办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中国文学月报》,以介绍批评新文学为主。现已出到第九号。本篇见第八号中,虽简略不备,但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有趣很重要的,著者非会员,原在外交部,现在东亚学校服务,有《中国支那学研究的现状与动向》一书。未见。

1936年1月,译者记。

日本语的欧化

——谷崎润一郎《文章

读本》提要

(一)本书著者是有名的小说家,议论平正,略偏于保守。《论文调》一章说日本文章可大别为“流丽”“简洁”两派:前者即《源氏物语》派,也就是和文调;后者即非《源氏物语》派,也就是汉文调(一六三面)。著者说前一体最能发挥日本文的特长。从前人称赞文章,惯用“流畅”“流丽”等形容词,以读来柔美为第一条件。现在的人气味却不同了,喜欢确切鲜明的表现,这种表现法便流行了;他希望要稍稍使流丽调复活才好(一六二面)。所谓确切鲜明的表现固然近于汉文调,还受了西洋文的影响。著者反对西洋文的影响,他是个国粹论者。

(二)书中反对西洋化的话,随处可见。他说现在的口语文并不是照实际的口语写的,现在的文章似乎是西洋语的译文,成了日本语与西洋语的混血儿。实际的口语虽然也渐渐染上西洋臭味,可还保存着本来的日本语特色不少(二五一至二五二面)。又说现代人好滥费语言,也是西洋人的癖好。小说家、评论家、新闻记者等以文为业的人,所写作的也竟有此倾向。西洋人爱用最上级的形容词,如all must等,日本人从而模仿,于没有必要时也用。著者说:“我们祖先所夸诩的幽邃慎深之德,便日渐消失了。”(七二面)

(三)他举过一例,指出现代文与古典文有三个不同之处:一是省略敬语,二是句读显明,三是有主词(一五六面)。古典文如《源氏物语》,正要句读不显,造成朦胧的境界,其柔美在此(一五二面)。著者本人的文章也学这一派;他的点句法并不依照文法的句子而要使句断不明,文句气长,如用淡墨信笔写去的神气(二三二面)。又日本语的句子,主格是不必要的(八○面)。他说有个俄国人要翻译他的戏剧叫做“要是真爱的话”的,觉得题目很难翻。到底谁爱呢?是“我”?是“她”?是“世间一般人”?要而言之,这个句子的主词是谁?他说按戏讲,主词可以说是“我”;可是按理说,限定爱者是“我”,意味未免狭窄些。虽然是“我”,同时是“她”,是“世间一般人”,是别的任何人都行:这样气概就广阔,令人有抽象感。所以这个句子还是不加主词的好,他说,尽量模糊,于具体的半面中含有一般性,是日本文的特长;关于特别的事物的话,可以有格言与谚语之广之重之深。要是可能,翻成俄文,也还是不用主词的好(二七四至二七五面)。他又举李白的《静夜思》说此诗能有悠久的生命,能诉诸任何时代任何人的心,原因固然很多,而没有主词,动词不明示“时间”这两件事关系甚大(二七六至二七八面)。

(四)著者是不看重文法的。他说:“文法正确的未必是名文;别教文法拘束住罢”(七八面)。况且所谓日本语的文法,除动词助动词的活用,假名用法,系活的用法以外,大部分模仿西洋,学了实际上没有用处,不学怕倒觉自然(八一面)。即如动词的时间规则,日本语也不是没有,可是谁也不去正确的应用(一九面)。他说现在日本中学校都有文法的科目,因为学生说本国话虽无特别困难,但写文章却和外国人一般,须有规则可以据依。而现在的学生虽小学校的幼童也用科学方法教育,从前私塾里非科学的教法,如无理的暗诵朗读,他们是不服的;他们头脑已习于演绎归纳,不用这种方法教,是记不住的。先生也觉得这么办有标准有秩序,所以现在学校里教的日本文法,实是为了师生双方的便利,将非科学的日本语的构造,尽量装成科学的,西洋式的。强立许多“非如此不可”的规则,如无主词的句子是错误之类(八三至八四面)。但他说来说去也还是只能承认,在初学的人,将日本文照西洋式结构,也许容易记些。但这只是一时不得已的方便法门,到了相当的程度,就不能再用这种笨拙的办法,须将因遵照文法而用的烦琐的语言竭力省减,还原于日本文简素的形式,这是作名文的秘诀(九一面)。但还原怕未必是容易的事罢。著者颇赞成私塾的朗读法,引了“读书百遍意自通”的谚语(三九至四○面);但口语文不适于朗读(四四面),私塾的朗读法终于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