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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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杂论卷(37)

有能耐的人,有权位的人有时不免“装模作样”,“装腔作势”。马上可以答应的,却得“考虑考虑”;直接可以答应的,却让你绕上几个大弯儿。论地位也只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见客就不起身,只点点头儿,答话只喉咙里哼一两声儿。谁教你求他,他就是这么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儿甚么的我自为之!”话说回来,拿身分,摆架子有时也并非全无道理。老爷太太在仆人面前打情骂俏,总不大像样,可不是得装着点儿?可是,得恰到分际,“过犹不及”。总之别忘了自己是谁!别尽拣高枝爬,一失脚会摔下来的。老想着些自己,谁都装着点儿,也就不觉得谁在装。所谓“装模作样”,“装腔作势”。却是特别在装别人的模样,别人的腔和势!为了抬举自己,装别人;装不像别人,又不成其为自己,也怪可怜见的。

“不痴不聋,不做阿姑阿翁”,有些事大概还是装聋作哑的好。倒不是怕担责任,更不是存着甚么坏心眼儿。有些事是阿姑阿翁该问的,值得问的,自然得问;有些是无需他们问的,或值不得他们问的,若不痴不聋,事必躬亲,阿姑阿翁会做不成,至少也会不成其为阿姑阿翁。记得那儿说过美国一家大公司经理,面前八个电话,每天忙累不堪,另一家经理,室内没有电话,倒是从容不迫的。这后一位经理该是能够装聋作哑的人。“不闻不问”,有时候该是一句好话:“充耳不闻”,“闭目无睹”,也许可以作“无为而治”的一个注脚。其实无为多半也是装出来的。至于装作不知,那更是现代政治家外交家的惯技,报纸上随时看得见。——他们却还得勾心斗角的“做姿态”,大概不装不成其为政治家外交家罢?

装欢笑,装悲泣,装嗔,装恨,装惊慌,装镇静,都很难;固然难在像,有时还难在不像而不失自然。“小心陪笑”也许能得当局的青睐,但是旁观者在恶心。可是“强颜为欢”,有心人却领会那欢颜里的一丝苦味。假意虚情的哭泣,像旧小说里妓女向客人那样,尽管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也只能引起读者的微笑。——倒是那“忍泪佯低面”,教人老大不忍。佯嗔薄怒是女人的“作态”,作得恰好是爱娇,所以《乔醋》是一折好戏。爱极翻成恨,尽管“恨得人牙痒痒的”,可是还不失为爱到极处。“假意惊慌”似乎是旧小说的常语,事实上那“假意”往往露出马脚。镇静更不易,秦舞阳心上有气脸就铁青,怎么也装不成,荆轲的事,一半儿败在他的脸上。淝水之战谢安装得够镇静的,可是不觉得意忘形摔折了屐齿。所以一个人喜怒不形于色,真够一辈子半辈子装的。

《乔醋》是戏,其实凡装,凡做作,多少都带点儿戏味——有喜剧,有悲剧。孩子们爱说“假装”这个,“假装”那个,戏味儿最厚。他们认真“假装”,可是悲喜一场,到头儿无所为。成人也都认真的装,戏味儿却淡薄得多;戏是无所为的,至少扮戏中人的可以说是无所为,而人们的做作常常是有所为的。所以戏台上装得像的多,人世间装得像的少。戏台上装得像就有叫好儿的,人世间即使装得像,逗人爱也难。逗人爱的大概是比较的少有所为或只消极的有所为的。前面那些例子,值得我们吟味,而装痴装傻也许是值得重提的一个例子。

做阿姑阿翁得装几分痴,这装是消极的有所为:“金殿装疯”也有所为,就是积极的。历来才人名士和学者,往往带几分傻气。那傻气多少有点儿装,而从一方面看,那装似乎不大有所为,至多也只是消极的有所为。陶渊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说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晋人的行径,能说他不带着几分装?不过装得像,装得自然罢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脱了和司马昭做亲家,可不也一半儿醉一半儿装?他正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而有一向当时人多说他痴,他大概是颇能做作的罢?

装睡装醉都只是装糊涂。睡了自然不说话,醉了也多半不说话——就是说话,也尽可以装疯装傻的,给他个驴头不对马嘴。郑板桥最能懂得装糊涂,他那“难得糊涂”一个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聪明人的秘密。还有善忘也往往是装傻,装糊涂;省麻烦最好自然是多忘记,而“忘怀”又正是一件雅事儿。到此为止,装傻,装糊涂似乎是能以逗人爱的;才人名士和学者之所以成为才人名士和学者,至少有几分就仗着他们那不大在乎的装劲儿能以逗人爱好。可是这些人也良莠不齐,魏晋名士颇有仗着装糊涂自私自利的。这就“在乎”了,有所为了,这就不再可爱了。在四川话里装糊涂称为“装疯迷窍”,北平话却带笑带骂的说“装蒜”,“装孙子”,可见民众是不大赏识这一套的——他们倒是下的稳着儿。

1942年10月31日—11月2日作。

(原载1943年1月15日《文学创作》第1卷第4期)

论青年

冯友兰先生在《新事论·赞中华》篇里第一次指出现在一般人对于青年的估价超过老年之上。这扼要的说明了我们的时代。这是青年时代,而这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的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们跟传统斗争,跟社会斗争,不断的在争取自己领导权甚至社会领导权,要名副其实的做新中国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一样,中国的领导权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里,特别是中年人的手里。于是乎来了青年的反抗,在学校里反抗师长,在社会上反抗统治者。他们反抗传统和纪律,用怠工,有时也用挺击。中年统治者记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沉静,觉着现在青年爱捣乱,惹麻烦,第一步打算压制下去。可是不成。于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来了集体训练,开出新局面,可是还得等着瞧呢。

青年反抗传统,反抗社会,自古已然,只是一向他们低头受压,使不出大力气,见得沉静罢了。家庭里父代和子代闹别扭是常见的,正是压制与反抗的征象。政治上也有老少两代的斗争,汉朝的贾谊到戊戌六君子,例子并不少。中年人总是在统治的地位,老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老年时代,青年人势力足以影响他们的地位时,就是青年时代。老年和青年的势力互为消长,中年人却总是在位,因此无所谓中年时代。老年人的衰朽,是过去,青年人还幼稚,是将来,占有现在的只是中年人。他们一面得安慰老年人,培植青年人,一面也在讥笑前者,烦厌后者。安慰还是顺的,培植却常是逆的,所以更难。培植是凭中年人的学识经验做标准,大致要养成有为有守爱人爱物的中国人。青年却恨这种切近的典型的标准妨碍他们飞跃的理想。他们不甘心在理想还未疲倦的时候就被压进典型里去,所以总是挣扎着,在憧憬那海阔天空的境界。中年人不能了解青年人为甚么总爱旁逸斜出不走正路,说是时代病。其实这倒是成德达材的大路;压迫的,挣扎着,材德的达成就在这两种力的平衡里。这两种力永恒的一步步平衡着,自古已然,不过现在更其表面化罢了。

青年人爱说自己是“天真的”,“纯洁的”。但是看看这时代,老练的青年可真不少。老练却只是工于自谋,到了临大事,决大疑,似乎又见得幼稚了。青年要求进步,要求改革,自然很好,他们有的是奋斗的力量。不过大处着眼难,小处下手易,他们的饱满的精力也许终于只用在自己的物质的改革跟进步上;于是骄奢淫佚,无所不为,有利无义,有我无人。中年里原也不缺少这种人,效率却赶不上青年的大。眼光小还可以有一步路,便是做自了汉,得过且过的活下去;或者更退一步,遇事消极,马马虎虎对付着,一点不认真。中年人这两种也够多的。可是青年时就染上这些习气,未老先衰,不免更教人毛骨悚然。所幸青年人容易回头,“浪子回头金不换”,不像中年人往往将错就错,一直沉到底里去。

青年人容易脱胎换骨改样子,是真可以自负之处;精力足,岁月长,前路宽,也是真可以自负之处。总之可能多。可能多倚仗就大,所以青年人狂。人说青年时候不狂,甚么时候才狂?不错。但是这狂气到时候也得收拾一下,不然会忘其所以的。青年人爱讽刺,冷嘲热骂,一学就成,挥之不去;但是这只足以取快一时,久了也会无聊起来的。青年人骂中年人逃避现实,圆通,不奋斗,妥协,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青年人有时候让现实笼罩住,伸不出头,张不开眼,只模糊的看到面前一段儿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又是小处。若是能够偶然到所谓“世界外之世界”里歇一下脚,也许可以将自己放大些。青年也有时候偏执不回,过去一度以为读书就不能救国就是的。那时蔡孑民先生却指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权衡轻重的圆通观。懂得这种圆通,就可以将自己放平些。能够放大自己,放平自己,才有真正的“工作与严肃”,这里就需要奋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