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朱自清大全集(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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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1章 诗歌卷(6)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一个趋势,似乎是散文化。抗战以前新诗的发展可以说是从散文化逐渐走向纯诗化的路。为方便起见,用我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里假定的名称来说明。自由诗派注重写景和说理,而一般的写景又只是铺叙而止,加上自由的形式,诗里的散文成分实在很多。格律诗派才注重抒情,而且是理想的抒情,不是写实的抒情。他们又努力创造“新格式”;他们的诗要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诗行是整齐的。象征诗派倒不在乎格式,只要“表现一切”;他们虽用文字,却朦胧了文字的意义,用暗示来表现情调。后来卞之琳先生、何其芳先生虽然以敏锐的感觉为体材,又不相同,但是借暗示表现情调,却可以说是一致的。从格律诗以后,诗以抒情为主,回到了它的老家。从象征诗以后,诗只是抒情,纯粹的抒情,可以说钻进了它的老家。可是这个时代是个散文的时代,中国如此,世界也如此。诗钻进了老家,访问的就少了。抗战以来的诗又走到了散文化的路上,也是自然的。

从新诗开始的时候起,多少作者都在努力发现或创造新形式,足以替代五七言和词曲那些旧形式的。这种努力从胡适之先生所谓“自然的音节”起手。胡先生教人注意诗篇里词句的组织和安排,要达到“自然的和谐”的地步。他自己虽还不能摆脱旧诗词曲的腔调,但一般青年作者却都在试验白话的音节。一般新诗的形式确不是五七言诗,不是词曲,不是歌谣,而已是不成形式的新形式了。这就渐渐进展到格律诗。格律运动虽然当时好像失败了,但它的势力潜存着,延续着。象征诗开始时用自由的形式,可是后来也就多用格律了。

抗战以来的诗,注重明白晓畅,暂时偏向自由的形式。这是为了诉诸大众,为了诗的普及。抗战以来,一切文艺形式为了配合抗战的需要,都朝普及的方向走,诗作者也就从象牙塔里走上十字街头。他们可也用格律;就是用自由的形式,一般诗行也比自由诗派来得整齐些。他们的新的努力是在组织和词句方面容纳了许多散文成分。艾青先生和臧克家先生的长诗最容易见出。就连卞之琳先生的《慰劳信集》,何其芳先生的近诗,也都表示这种倾向。这时代诗里的散文成分是有意为之,不像初期自由诗派的只是自然的趋势。而这时代的诗采用的散文成分比自由诗派的似乎规模还要大些。这也可以说是民间化的趋势。抗战以来文坛上对于利用民间旧形式有过热烈的讨论。整个儿利用似乎已经证明不成,但是民间化这个意念却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民间化自然得注重明白和流畅,散文化是必然的。而朗诵诗的提倡更是诗的散文化的一个显著的节目。不过话说回来,民间形式暗示格律的需要,朗诵诗虽在散文化,但为了便于朗诵,也多少需要格律。所以散文化民间化同时还促进了格律的发展。这正是所谓矛盾的发展。

诗的民间化还有两个现象:一是复沓多,二是铺叙多。复沓是歌谣的生命。歌谣的组织整个儿靠复沓,韵并不是必然的。歌谣的单纯就建筑在复沓上,现在的诗多用复沓,却只取其接近歌谣,取其是民间熟悉的表现法,因而可以教诗和大众接近些。还有,散文化的诗里用了重叠,便散中有整,也是一种调剂的技巧。详尽的铺叙是民间文艺里常见的,为的是明白易解而能引起大众的注意。简短的含蓄的写出,是难于诉诸大众的。现在的诗着意铺叙的,可以举柯仲平先生《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和老舍先生的《剑北篇》做例子。柯先生铺叙故事的节目,老舍先生铺叙景物的节目,可是他们有意在使诗民间化是一样的。《剑北篇》试用大鼓调,更为显然。因为民间化,这两篇长诗都有着整齐的形式。

抗战以来的新诗的另一个趋势是胜利的展望。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但是诗作者直接描写前线描写战争的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如我军的英勇,敌伪的懦怯或残暴,都从士兵或民众的口中叙出。这大概是经验使然。一般诗作者所熟悉的,努力的,是在大众的发现和内地的发现。他们发现大众的力量的强大,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基础。他们发现内地的广博和美丽,增强我们的爱国心和自信心。像艾青先生的《火把》和《向太阳》,可以代表前者;臧克家先生的《东线归来》以及《淮上吟》,可以代表后者。《剑北篇》也篇于后者。

《火把》跟《向太阳》的写法不同。如一位朋友所说,艾青先生有时还用象征的表现,《向太阳》就是的。《火把》却近乎铺叙了。这篇诗描写火把游行,正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而以恋爱的故事结尾,在结构上也许欠匀称些。可是指示私生活的公众化一个倾向,而又不至于公式化,却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臧先生在创造新鲜的隐喻上见出他的本领,但是纪行体的诗有时不免散漫,《淮上吟》似乎就如此。《剑北篇》的铺叙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零碎些,逐行用韵也许有人会觉得太铿锵些。但我曾请老舍先生自己朗读给我听;他只按语气的自然节奏读下去,并不重读韵脚。这也就觉得能够联贯一气,不让韵隔成一小片儿一小段儿的了。可见诗的朗读确是很重要的。

1941年。

诗与建国

一九二九年《诗人宝库》(Poet Lore)杂志第四十卷中有金赫罗(Harold King)一文,题目是《现代史诗——一个悬想》。他说史诗体久已死去,弥尔顿和史班塞想恢复它,前者勉强有些成就,后者却无所成。史诗的死去,有人说是文明不同的缘故,现在已经不是英雄时代,一般人对于制造神话也已不发生兴趣了。真的,我们已经渐渐不注重个人英雄而注重群体了。如上次大战,得名的往往是某队士兵,而不是他们的将领。但像林肯、俾士麦、拿破仑等人,确是出群之才,现代也还有列宁;这等人也还有人给他们制造神话。我们说这些人是天才,不是英雄。现代的英雄是制度而不是人。还有,有些以人为英雄的,主张英雄须代表文明,破坏者、革命者不算英雄。不过现代人复杂而变化,所谓人的英雄,势难归纳在一种类型里。史诗要的是简约的类型;没有简约的类型就不成其为史诗。照金氏的看法,群体才是真英雄;歌咏群体英雄的便是现代的史诗。所谓群体又有两类。一类是已经成就而无生长的,如火车站;这不足供史诗歌咏。足供史诗歌咏的,是还未成就,还在生长的群体——制度;金氏以为工厂和银行是合式的。他又说现代生活太复杂了,韵文恐怕不够用,现代史诗体将是近于散文的。散文久经应用,变化繁多,可以补救韵文的短处。但是史诗该有那种质朴的味道,宜简不宜繁;只要举大端,不必叙细节。按这个标准看,电影表现现代生活,直截爽快,不铺张,也许比小说还近于史诗些。金氏又举纽约最繁华的第五街中夜的景象,说那也是“现代史诗”的一例。

直到现在,金氏所谓“现代史诗”,还只是“一个悬想”,但不失为一个有趣的悬想;而照现代商工业的加速的大规模的发展,这也未必不是一个可能实现的悬想。不必远求,我们的新诗里就有具体而微的,这种表现现代生活的诗。我们可以举孙大雨先生的《纽约城》:

纽约城纽约城纽约城

白天在阳光里叠一层又叠一层

入夜来点得千千万万盏灯

无数的车轮无数的车轮

卷过石青的大道早一阵晚一阵

那地道里那高架上的不是潮声

打雷却没有这般律吕这般匀整

不论晴天雨天清早黄昏

永远是无休无止的进行

有千斤的大铁锥令出如神

有锁天的巨练有锒铛的铁棍

辘轳盘着辘轳摩达赶着引擎

电火在铜器上没命的飞——飞——飞奔

有时候魔鬼要卖弄他险恶的灵魂

在那塔尖上挂起青青的烟雾一层

(《朝报》副刊,《辰星》第三期,十七年十月二日)

这里写的虽然不是那第五街的中夜,但纽约城全体足以作现代的英雄而为“现代史诗”的一例,是无疑的;这首短诗正可当“现代史诗”的一个雏形看。

我们现在在抗战,同时也在建国;建国的主要目标是现代化,也就是工业化。目前我们已经有许多制度,许多群体日在成长中。各种各样规模不等的工厂散布在大后方,都是抗战后新建设的——其中一部分是从长江下游迁来的,但也经过一番重新建设,才能工作。其次是许多工程艰巨的公路,都在短期中通车;而滇缅公路的工程和贡献更大。而我们的新铁路,我们的新火车站,也在生长,距离成就还有日子。其次是都市建设,最显明的例子是我们的陪都重庆;市区的展拓,几次大轰炸后市容的重整,防空洞的挖造,都是有计划的。这些制度,这些群体,正是我们现代的英雄。我们可以想到,抗战胜利后,我们这种群体的英雄会更多,也更伟大。这些英雄值得诗人歌咏;相信将来会有歌咏这种英雄的中国“现代史诗”出现。不过现在注意这方面的诗人还少。他们集中力量在歌咏抗战;试写长诗,叙事诗,也就是史诗的,倒不少,都只限在抗战有关的题材上。建国的成绩似乎还没有能够吸引诗人的注意,虽然他们也会相信“建国必成”。但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迫切的需要建国的歌手。我们需要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诗。有了歌咏现代化的诗,便表示我们一般生活也在现代化;那么,现代化才是一个谐和,才可加速的进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中国诗的现代化,新诗的现代化;这将使新诗更富厚些。“现代史诗”一时也许不容易成熟,但是该有一些人努力向这方面做栽培的工作。

有一位朋友指给我一首诗,至少可以表示已经有人向这方面努力着,这是个好消息。他指给我的是杜运燮先生的《滇缅公路》,上文曾提到这条路的工程和贡献的伟大,它实在需要也值得一篇“现代史诗”;但是现在还只有这首短歌。这首诗就全体而论,也许还可以紧凑些,诗行也许长些,参差些。现在先将中间一段(原不分段)钞在这里:

看它,风一样有力,航过绿色的田野,

蛇一样轻灵,从茂密的草木间

盘上高山的背脊,飘行在云流中,

而又鹰一般敏捷,画几个优美的圆弧,

降落下箕形的溪谷,倾听村落里

安息前欢愉的匆促,轻烟的朦胧中

溢着亲密的呼唤,人性的温暖;

有些更懒散,沿着水流缓缓走向城市,

而就在粗糙的寒夜里,荒冷

而空洞,也一样负着全民族的

食粮,载重车的黄眼满山搜索,

搜索着跑向人民的渴望;

沉重的橡皮轮不绝滚动着

人民兴奋的脉搏,每一块石子

一样觉得为胜利尽忠而骄傲:

微笑了,在满足的微笑着的星月下面,

微笑了,在豪华的凯旋日子的好梦里。

这里不缺少“诗素”,不缺少“温暖”,不缺少爱国心。说到工程和贡献,诗里道:

……你们该起来歌颂:就是他们,

(营养不足,半裸体,挣扎在死亡的边沿)

就是他们,冒着饥寒与疟蚊的袭击,

每天不让太阳占先,从匆促搭盖的

土穴草窠里出来,挥动起原始的

锹锤,不惜仅有的血汗,一厘一分的

为民族争取平坦,争取自由的呼吸。

而路呢,

看,那就是,那就是他们不朽的化身:

穿过高寿的森林,经过万千年风霜

与期待的山岭,蛮横如野兽的激流,

以及神秘如地狱的疟蚊的大本营……

就用勇敢而善良的血汗与忍耐

穿过一切阻挡,走出来,走出来,

给战斗疲倦的中国送鲜美的海风,

送热烈的鼓励,送血,送一切,于是

这坚韧的民族更英勇,开始欢笑:

“我起来了,我起来了,我已经自由!”

这里表现忍耐的勇敢,真切的欢乐,表现我们“全民族”。

但更“该起来歌颂”的也许是:

滇缅公路得万物朝气的鼓励,

狂欢的引负远方来的货物,

上峰顶看雾,看山坡上的日出,

修路工人在露草上打欠伸,“好早啊!”

早啊,好早啊,路上的尘土还没有

大群的起来追逐,辛勤的农夫

因为太疲劳,肌肉还需要松弛,

牧羊的小童正在纯洁的忘却中,

城里人还在重复他们枯燥的旧梦,

而它,就引着成群的各种形状的影子

在荒废多年的森林草丛间飞奔:

一切在飞奔,不准许任何人停留啊!

远方的星球被转下地平线,

拥挤着房屋的城市已到面前,

可是它,不能停,还要走,还要走,

整个民族在等待,需要它的负载。

(《文聚》,一卷一期)

“不能停”好像指“载重车”似的;说的是“路”,“不许停”或者清楚些。

爱国诗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游)临终《示儿》的诗,直到现在还传诵着。读过法国都德的《柏林之围》的人,会想到陆放翁和那朱屋大佐分享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可是他们也分享着同样爱国的热诚。我说“同样”,是有特殊意义的。原来我们的爱国诗并不算少,汪静之先生的《爱国诗选》便是明证;但我们读了那些诗,大概不会想到朱屋大佐身上去。这些诗大概不外乎三个项目。一是忠于一朝,也就是忠于一姓。其次是歌咏那勇敢杀敌的将士。其次是对异族的同仇。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第二项可能只是一姓的忠良,也可能是“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殇”。说“社稷”便是民重君轻,跟效忠一姓的不一样。《楚辞》的《国殇》所以特别教人注意,至少一半为了这个道理。第三项以民族为立场,范围便更广大。现在的选家选录爱国诗,特别注意这一种,所谓民族诗。社稷和民族两个意念凑合起来,多少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但“理想的完整性”还不足;若说是“爱国”,“理想的完美性”更不足。顾亭林第一个说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警句,提示了一个理想的完整的国家,确是他的伟大处。放翁还不能有这样明白的意念,但他的许多诗,尤其这首《示儿》诗里,确已多少表现了“国家至上”的理想;所以我们才会想到具有近代国家意念的朱屋大佐身上去。

放翁虽做过官,他的爱国热诚却不仅为了赵家一姓。他曾在西北从军,加强了他的敌忾;为了民族,为了社稷,他永怀着恢复中原的壮志。这种壮志常常表现在他的梦里;他用诗来描画这些梦。这些梦有些也许只是昼梦,睁着眼做梦,但可见他念兹在兹,可见他怎样将满腔的爱国热诚理想化。《示儿》诗是临终之作,不说到别的,只说“北定中原”,正是他的专一处。这种诗只是对儿子说话,不是甚么遗疏遗表的,用不着装腔作势,他尽可以说些别的体己的话;可是他只说这个,他正以为这是最体己的话。诗里说“元知万事空”,万事都搁得下;“但悲不见九州同”,只这一件搁不下。他虽说“死去”,虽然“‘不见’九州同”,可是相信“王师”终有“北定中原日”,所以叮嘱他儿子“家祭无忘告乃翁”!教儿子“无忘”,正见自己的念念不“忘”。这是他的爱国热诚的理想化,这理想便是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至上”的信念的雏形,在这情形下,放翁和朱屋大佐可以说是“同样”的。过去的诗人里,也许只有他才配称为爱国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