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抵抗湘军，让湘军吃足苦头。南京城破时，曾国藩说：“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容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坡，十万余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曾国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实十余万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军一面，则溃败后之虏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耳不忍闻，目不忍睹，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有详细记载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曾国荃杀人如麻，纵兵焚城，“雪帅”彭玉麟见状不满，先后二次（1861年安庆之围与1864年金陵之围）致函曾国藩，要求大义灭亲。曾国荃于南京抢得大量财物，曾国藩对朝廷奏称“伪宫贼馆，一炬成灰，并无所谓赋库者，然克复老巢而全无货物，实出微臣意计之外，亦为从来罕见之事。”曾国藩处死李秀成，是为杀人灭口。
【三】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四】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五】持家教子之术
著名历史学家钟书河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应遵循以下十条原则：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
【六】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化。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七】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百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八】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
曾国藩成功的秘诀，就是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智慧：
【智慧之一】人格修炼
曾国藩作为一个政坛上的大人物，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政客最为显著的地方，是非常注重完善自己人格的修炼，促进仕功的建立。曾国藩活了62岁。他出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偏僻的农民家庭，家里五百年来没有一个人有过科名，父亲考了17次，才在43岁那年中了一个秀才。曾国藩5岁发蒙，23岁中秀才，24岁中举人，然后通过三次考试才在28岁那年中进士点翰林。30岁时，由北京城里芝麻绿豆大的小官起步，只用七年，就官至二品，这在湖南是空前绝后的。两年后，他做了吏部侍郎。一辈子做到这样的大官，已经是祖宗三代积大福了。三年时间他在清朝六个部兼过五个部的副部长，除了财政部，干过吏部、工部、刑部、礼部侍郎。他很会做官，官声很好。他有一回一次升了4级。42岁以一介书生而封万户侯，一大学士，中国男人最大的理想——封侯拜相，他都做到了。
曾国藩的修身、人格修炼的五个字，对他事业大有帮助。
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他靠人格的魅力成为卓越的领袖。有极高的威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幕僚多达三四百人，当时第一流人才都是出自他手下。野史记载，许多新科进士不愿意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两江总督的幕府，曾国藩的一个手令就可以使他们千里趋之。他如饥似渴读很多实学的书，使他一生能够遍兼五个部的部长。培养自己的声望、知名度，当时没有媒体，没有电视，他靠什么呢？靠诗文。三十岁时他自信诗已经达到很高的地步。在北京城里的知识分子圈和他的家乡湖南知识分子圈中建立了自己的声望，回到湖南一呼百应。还有无数反映民生的奏折，老百姓喜欢不喜欢？有政治之心的知识分子喜欢不喜欢？真正想为国家做一点事的官员也不会反对。这些奏折副本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使得曾国藩建立了很高的社会声望。
【智慧之二】韬光养晦
曾国藩的事业成功之道的另一点，就是大功不举。翻开中国的史册，常见这样的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尤其是在拥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你有大的功劳更是很难。还有同事的眼红嫉妒，从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不多。54岁他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打下南京，朝廷在封赏之余，又对他手下的十几万湘军保持高度警惕。一面在颂扬，一面又在挑拨离间，恨不得一棍子打死。曾国藩非常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处于很险恶的政治局面中。
曾国藩很清晰地洞察到这样的局面，他淡化自己头上的光环，尽可能地缩小自己被射中的目标。他将功劳归之于朝廷，归之于友军，而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声称做得不够。大量裁撤湘军，90％的湘军被裁撤。他恢复乡试，赢得了世人的称赞，渡过了表面风光，而实际上危机四伏的险恶的政治阶段。
【智慧之三】阴阳之道
曾国藩成功的最大原因，是指导曾国藩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的阴阳调和哲学。曾国藩在30岁的时候，就将易经读通了。他多次在家书中说到自己在易经里读通了一个道理“削息赢满”，也就是易经说的一阴一阳为之道。
易经集中了中国古代最高的智慧，阴和阳两个符号来代表宇宙之间普遍存在的一种对立而相关的现象。比如说天和地、白天和黑夜、生和死、男与女或者是雄与雌、公与母，还有进与退、人生的顺利与坎坷。还可以推导出人之心与理、科学与艺术，宇宙间和人类最值得关注的是两个对立但是互相又不能够离开的现象，这是我们中国古人一个很伟大的发现，而且很聪明，用阴和阳来代表。
曾国藩从此悟出什么东西呢？
他认为一个人的功名、事业、富贵、地位、权势，一切好的东西可以把他比之为放在阳的范畴，那么一切坎坷、不利、退让、宽容、厚道别人、自己压抑，这许多方面归为阴的范畴，这样两个东西要互补、要调和。曾国藩很早就认为自己阳的方面很多了，他说已经做了中级官员之后，祖父、祖母、父母都在，而且还有儿子女儿，兄弟姊妹也都有，所以他就提出了要求缺，自己的享受、自己的功名享受要不够，这就是偏重阴的方面，来进行平衡。到晚年他干出很大的事业，阳已经不得了，所以他时时刻刻有一种恐惧之感，深怕因为阳刚太盛使自己陨灭，所以他说古来成大功大名者长寿的少，所以他求阴来补，所以退让、宽容别人、压抑自己，使得这种平衡尽量不要破坏。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欲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还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
【46】福祸观的妙用之道
2008年7月，奥运会之前，承德市县区直单位正职干部依法行政专题培训班在清华大学举行。我有幸参加了培训。虽然仅仅半个月时间，但听到了20多位知名教授的讲课，确实受益匪浅。一位关姓教授讲授的《阳光心态》，更是富有哲理，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关教授讲授“阳光心态”，而且还出版了《阳光心态》专著。我不是在给关教授做广告，也不是在传播他的论著，而是从他的“阳光心态”联想到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成语和故事。因为，关教授的讲课也是从这个故事切入进去的。我不再说教授了，该说很多人都知道的“塞翁失马”了：
以前在北边的边塞地方，马是这里人们的好朋友。这里，有一个人很会养马，大家都叫他塞翁。有一天，塞翁的马从马厩里逃跑了，越过边境一路往北跑进了胡人居住的地方。塞翁的邻居们知道这个消息，都很为他着急，赶来慰问塞翁不要太难过。可人家塞翁一点都不难过，反而笑笑说：“我的马虽然跑掉走失了，但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呢！”邻居们不理解他“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的意思，以为他是在自己为自己解心宽。
过了几个月，塞翁家的那匹马自己跑回来了，而且还跟来了一匹北方胡地的骏马。邻居们听说这个事情之后，又纷纷跑到塞翁家来道贺。塞翁这回反而皱起眉头对大家说：“白白得来这匹骏马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喔！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塞翁有个儿子很喜欢骑马，有一天他就骑着这匹胡地来的骏马出外游玩，结果一不小心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跌断了腿。邻居们知道了这件意外又赶来塞翁家，看望他的儿子，慰问塞翁，劝他不要太伤心。没想到塞翁并不怎么太难过、伤心，反而淡淡的对大家说：“我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腿，但是说不定是件好事呢！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