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指定制”有个前提，即指定者在朝中必须具有绝对的权威，其实质仍是权威体制下的“禅让制”。权威选择接班人，并非看接班人有无独到政治见解和宏伟治国方略，而是看其是否对自己忠诚、是否老实厚道、是否能够忠实执行自己的政策和路线。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接班人越来越平庸、越来越无能。慈禧太后指定接班人，没有问题。甚至她隔代指定一个接班人，问题也不大。也就是说，“一世”凭借绝对权威指定“二世”为接班人，又为“二世”指定了“三世”。这时，“二世”已经失去了指定“三世”的权力，也没有能力推翻“一世”指定的“三世”。如果“二世”不甘心，想夺回接班人指定权，势必要进行一番宫廷斗争甚至是政变，引发政局不稳。即使“二世”、“三世”能够和平交接班，权威越来越小的“三世”、“四世”，也会逐渐失去指定接班人的权威性。这时，“接班人困境”便再次显现，高层权力斗争会趋于激化。为了化解矛盾，也许，大家会探索一个为多数王公大臣所认可的方法，如让达到一定级别的王公大臣们投票，根据票数选出一个为多数权贵所认可的接班人。这可能就会成为民主政治萌芽的契机。
【五】突破“终身制”
综上所述，无论是“禅让制”、“指定制”，还是“世袭制”，实行的都是终身制。终身制，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缺乏必要的纠错机制。无论多么昏庸、残暴、白痴的皇帝，一旦登上大位掌握极权，天下臣民便无可奈何，唯一的希望就是等他“驾崩”。如果这些昏庸、残暴、白痴的皇帝偏偏长寿，那可真是“长夜难明赤县天”了。如“昏庸皇帝”朱厚璁，在位长达45年；“懒惰皇帝”朱翊钧，在位长达48年……中国社会，就这样在长期的停滞中不死不活地延续，抱残守缺、衰败腐朽、愚昧落后、动荡不安，成了专制社会的常态。
邓小平对中国社会的最大贡献，除了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当数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了。给领导人设立任期，这是通往民主政治的一条初步的必由之路。还是举明朝的例子，如果明朝的皇帝实行每任五年、最多可连任两届的任期制，那么，祸害中国长达一百年的嘉靖、万历皇帝，顶多也只能祸害中国二十年时间，这就大大加快了历史发展进程——差不多快了五倍。如果是在有任期的前提下实行“禅让制”或曰“指定制”，历史发展的进程会更进一步加快。可以预见的是，在三四任之内（二十年内），“指定制”就会难以为继。“接班人困境”既无法突破，又不能回头走“世袭制”的帝制死路。那么，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举，可能是既体现民意、又能使当权者们相互妥协的最佳选择。而走到这个阶段，民主政治的曙光就会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
在台湾，蒋经国曾经动过“世袭制”的念头，无奈其长子是个浪荡公子，屡屡惹事生非；他所寄予厚望的次子蒋孝武，则因“江南案”而名声狼藉；其第三子经商，在政界毫无根基。绝望之下，蒋经国才表示蒋家后人不会从政，并开始思索如何从“接班人困境”中突围。蒋经国当然还有一定的权威指定某个部下做自己的接班人，但他没有这样做。
千古之事，知人为难。如果万一看错了人，那不仅会给社会带来灭顶之灾，也难以保证家天下的安全。
终于，蒋经国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决定还权于民，让人民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
开启民主政治大门，这是一个既明智又伟大的抉择！
社会进步，既需要各阶层人士对自己的民主权利的不懈诉求，也需要政治伟人的强力推动。
候选人公开竞选，人民自由投票，这一源自西方的政权接班制度，固然不是最理想的制度，但与“禅让制”和“世袭制”相比，却有着极大的优越性。“禅让制”和“世袭制”是由个别人选择，“选举制”是由多数人选择，这一多一少，便有质的不同。这一机制一旦建立并得到完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接班人问题的血腥黑幕扯下，变残酷的政治斗争为公开公平的和平竞争。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可以纠错的机制，它使最高权力者不能为所欲为，即使多数选民看走了眼，也可以用选票让当权者下台。
只有民主，才能突破中国历史上的“接班人困境”，才能使权力按照多数人民的意愿实现和平的、有序的交接，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真正“为万世开太平”。
【98】古商帮的兴盛之道
古往今来，商贾店铺的门口，在春节的时候，都要张贴这样一副对联：
生意兴隆通四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
这是一副传统春联，说明了经商的由来已久和做买卖的人的良好愿望。
那么，我国的商业和商人，究竟是怎么样发展、发达、兴隆、兴旺起来的呢？我们还是读一读古代商帮的历史吧。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很快统一了全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在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成为了现实。
因此，我国古代的商业逐步从农业、手工业中分离出来，并且逐步兴旺发达起来，商人资本也越来越雄厚。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我国大地的陆续出现，商人空前的活跃起来、商业也迅速壮大起来。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加速了商品的流通，一部分封建官僚、地主，在比较了农业和商业的利润后，加入了行商的队伍；另一方面，一部分手工业者和农民，弃本逐末，成为商人。
随着商品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渐渐出现了长途贩运的地域商人群体。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吃苦耐劳，获得了成功。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和服务，从金融、普通消费品，到娱乐业，无一不有。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带有地域特点的商业流派，也留下了各地、各方面商人的名声——徽商、晋商、浙商、苏商、粤商、闽商、鲁商和陕商等八大商帮。然而，他们又各具特色。我们看一看他们各自的兴盛之道吧：
【一】徽商——贾而好儒
古代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这里没有成片的耕地，即使有，“也非善耕作之地也”，粮食产量普遍较底。因此，这里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人们的生存条件极其恶劣。又因为，地处在崇山峻岭之中，每当战乱，难民纷纷逃来此地，以避战祸，人口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矛盾，生存条件更加恶劣。地少人多的矛盾给当地百姓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粮食严重不足，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据史料称，徽州一年所产的粮食，只能养活全境10％的人口！百姓为粮食所迫，外出谋生的人竟有十之八九。
徽州虽“粮不足”，可物产丰富。万山丛中盛产竹木。所产杉木，质地坚硬，可为栋梁之才；竹子满山遍野皆是；茶可称一绝，尤其是祁门茶和松萝茶；陶土也是徽州的一大财富，瓷都景德镇的制陶原料白土，就产于徽州；手工业更具特色，文房四宝闻明全国（纸：“自首至尾，匀薄如一”；毛笔备受人们喜爱；墨：“坚如玉，纹如犀”；砚：因石取势，雕琢成颇具艺术价值的图案，至今盛名于世）；漆器：被当时人称为“绝古未有”的珍品。
异常丰富的土特产品向徽州人展现了一条现实的出路：走出大山，以商代耕。不少人最初就是以贩运土特产品起步的。
大山，挡住了徽州人经商的道路，但这里的水陆可称便捷：“上接闽广，下接苏杭”。丰富的物产加上便捷的水陆，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是一个睿智的人，即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深深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
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徽商的代表人物有：
1.明末徽州大盐商胡万安
2.明朝丝绸大贾汪直
3.“张小泉”剪刀创始人张思家
4.清朝徽商盐务首总江春
5.善行义举的徽商李宗眉
6.亦贾亦儒的徽商鲍志道鲍漱芳
7.弃贾服儒的清朝大盐商程晋芳
8.父子宰相的清朝盐商曹文植曹振镛
9.清朝徽州大茶商江有科
10.宁可失利，不得失义的徽州茶商朱文炽
11.徽州名茶”祁红”创始人余干臣
12.清朝制墨名商胡开文
13.子承父业的清朝木材商倪国树倪起蛰
14.热衷教育和社会公益的徽州典当商胡贯三
15.私人藏书之最的徽商马日□马日璐
16.以义取利的徽商舒遵宪吴鹏祥
17.胆略过人的红顶商人胡雪岩
【二】浙商——海纳百川
浙江商人与晋商和徽商不同，很有灵气。
时事造英雄，环境对人的塑造是非常明显的。浙江这块土地孕育出了无数的文人，整个大环境下的文化氛围极强。因此，浙商大多也就成了文化商人。身上除了商人的味道外，更多了一层文人味。
浙江的地理环境也不同于徽州和山西，地处东南沿海，一直以来是商业较发达地区。水陆交通发达。物产丰富，有“鱼米之乡”的美称。
初期的浙商，大多是以贩卖交易土特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浙江民风委婉，经商之气由来以久。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被迫开放口岸，洋人势力大举进入中国。此时，如徽商和晋商出现衰落，而浙商却渐渐崛起。他们利用口岸的开放，在上海租界、在十里洋行闯荡。他们除了原先经营的土特产外，还涉足现代银行业、现代娱乐业、现代百货业等行业，成衣业也成为他们发展的一个重要产业。而浙商中最具盛誉的要数宁波商人和龙游商人。
浙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教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大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浙商的主要代表人物：
1.我国最早创立“超市”的宁波南货商孙春阳
2.清末民族实业家叶澄衷
3.元朝江南首富沈万三
4.苏州“黄天源”创始人黄启庭
【三】晋商——学而优则贾
山西位于华北平原以西，长城内侧，太行山以西。它和徽州的地形有一定的相似，四面都是屏障，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
社会的发展和频繁的战乱，促使山西的人口急剧增加。人多地少、“土稀民稠”，为了生计，不得不使得一些山西人背井离乡。而后在不知不觉中，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商业集团——晋商。
山西是一个资源大省，盐、铁、煤等自古以来一直很有名。山西的河东盐区的盐业收入一度曾居全国之首。铁的资源十分丰富，在清朝道光年间，产铁量13万吨／年。至于煤炭，到现在山西也被称作“煤都”。
晋商是明清时期实力最雄厚、经营最为多元化的地域性商人团体，与江南的徽商齐名。晋商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是和他们重商轻儒的乡风分不开的。这是因为山西的贫困，导致无钱支付学习费用。当脚下的黄土地不再能承载晋人的生存时，只能选择“走西口”。他们到边陲运粮中盐，远涉塞外进行易货贸易……但就在这凄凉的“走西口”曲调中，一个与江南徽商齐名、名垂千古的地域性大商帮诞生了。
明初，明朝政府实施了新盐法，晋商充分把握了这一机遇，利用地理优势，兼粮商和盐商，大获其利。到了明朝中叶以后，我国的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晋商没有因循守旧，经营方式出现了重大变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经营多元化、集团化的商帮。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帐局业和票号业表现的尤为突出。
晋商的经营项目涉及到了经济的各个方面，盐、米、布、瓷、药材等。“挟资走四方”，晋商的商业资本在全国各地无声无息的流动着、积累着、壮大着……
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比其他商帮是比较高的。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晋商的主要代表人物：
1.明朝以利制权的富商曹三喜
2.足智多谋的山西盐商王海峰、王协
3.讲求信誉的“六必居”老板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
3.诚信经营的晋商乔致庸
4.清末新兴工业的开创者刘笃敬
5.薄利多销，积少成多的晋商常威
6.博大宽厚的晋商尉佳
7.清朝“大盛魁”创始人王相卿
8.“日升昌”票号创始人雷履泰
9.清朝山西票号商李宏龄
10.北京老字号“都一处”老板李氏
【四】苏商——事业富国
苏商产生的地理因素十分优越。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南地区的地位日显重要。苏商崛起于此时，且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太湖流域。太湖流域又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的美誉，物产丰富，交通发达，民风委婉。
从总体上来看，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又处在上游水平。种种有利的因素，对发展商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促使这一地域性商人集团的崛起。近代苏商，可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他们和浙商一起，形成了“江浙财团”。
苏商从一个地域性商帮转为民族资本主义，他们孜孜不倦的追求着“事业富国”，同时，不断受到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倾扎。也有一个说法，苏商又叫“洞庭商帮”。
苏商的主要代表人物：
1.中国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宗敬荣德生
2.明朝洞庭布商翁赞
3.清末金融世家席元乐席素贵
4.苏州卤菜名店老板陆稿荐
5.苏州“采芝斋”糖果店老板金荫芝
6.苏州“良利堂”药材店老板陆绪卿
7.清末弃官经商的民族实业家张謇
8.中国著名洋务派大商人盛宣怀
【五】鲁商——全民经商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的特点：质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大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财富，以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比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塌实。
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鲁商的主要代表人物：
1.春秋财神范蠡
2.春秋理财谋士计然
3.春秋儒商鼻祖子贡
4.战国理财家白圭
5.战国大盐商猗顿
6.敢于重用奴仆的西汉富商刀间
7.致富有道的西汉富商师史
8.出奇制胜的西汉富商宣曲任氏
9.西汉四大铁王蜀卓氏程郑宛孔氏曹邴氏
10.西汉大理财家桑弘羊
11.唐朝理财家刘晏
12.清朝东方第一商孟乐川
【六】粤商——内涵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