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同样是在水上作战，也同是在疫区内转移与行军，为什么孙、刘军队不染上血吸虫病呢？那是因为，不管是人还是其他动物在感染血吸虫病后，体内或多或少都会产生一定的免疫力。刘、孙两军长期在血吸虫流行的疫区中从事生产、生活，大部分士兵感染的血吸虫病是属于慢性的，急性期早已过去，特别严重者也早已死亡。由于曹军刚到南方安营扎寨，所以士兵适应不了疫区的环境，急性血吸虫病就会发作。
但是，有一部分人不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认为曹军败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至于“疫病如何，更有待考查”。其理由是：
一、曹操训练水军的地点不在血吸虫病流行的疫区。据历史记载，曹军训练水军地方应在黄河以北的邺（今河南安阳县境），那里没有血吸虫病，时间又是春正月，天气非常寒冷，不可能感染血吸虫病。曹操当时紧追刘备，途经江陵停留较久是有可能的，但江陵不是水军基地。曹军驻留江陵时，不是隆冬时节而是晚秋之时，所以能感染血吸虫病的机会是非常少的。
二、据载，曹操的水军除了自己在邺所培训的，大部分来自刘表，他们大多是湖北人，世居于血吸虫病流行区，具有免疫力。另外，还有刘璋补充给曹操的四川的兵卒，也是来自血吸虫病疫区，也有一定免疫力，把曹操、孙刘联军的免疫力分为急、慢血吸虫病两种不同人群是不恰当的。
三、一般情况下，血吸虫病潜伏期在一个月左右，因天气冷热，时间长短有异。但潜伏期长，发病症状较轻，曹军在江陵或行军途中即使感染血吸虫病，到十二月（阴历）才发病机会已经很少，就是发病，症状也不会重。至于说引起许多官兵同时发病，才导致军事上全线退却，那更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此战适值暑热季节，强行军的劳累使部队染上了可怕的疫病，大多数南征军或病或死。曹操决不可能忽视如此不利的客观事实，把一群病夫驱赶到赤壁去同孙刘联军决战，这从军事角度上是不可能的。
经过一两个月的潜伏期，到真正开战时，感染血吸虫病的曹军兵将已经疲病交加，失去了基本的战斗力，曹操80万大军兵败赤壁最终形成三国鼎立之势，恐怕小小的血吸虫也有一份功劳。
一场流行的血吸虫病，竟使号称80万的曹操大军“死者大半”（据《三国志·吴主传》，这次大疫“死者大半”），实在可算一次不小的天灾。就这样被弱小的对手打败，难怪曹操老不服气，事后他还写信给孙权提到这件事，说：“赤壁之战，正好我的军队有疾病，我便把船烧了，自行撤退，却让周瑜白白的得了一个好名声。”他不承认是失败，只承认是撤退。
另外，曹操之所以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此战是在比较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在古代交通运输困难的条件下，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在战略上也有一定的失误。曹操在作战中似乎没有明确他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是夺取荆州，还是夺取江东？是消灭刘备，还是连孙权也一起干掉？曹操应该把他的战略目标锁定在荆州和刘备。如果是这样，他的做法就应该是在当阳大败刘备后，乘胜追击，赶在刘备逃往夏口之前将其一举歼灭，说不定连鲁肃也一起俘虏了。
以上这么多原因，都对赤壁之战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却有意无意回避了这些因素。作者着力写的是孔明和周瑜策划的火攻，突出的是人事的作用，忽略了最重要也是导致曹操失败的直接因素——自然因素、天灾。
后《出师表》的真伪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病死，曹叡即位，也就是明帝。当消息传到成都时，诸葛亮认为这是一个北伐的好时机，遂于次年领兵进驻汉中，准备出师伐魏。临行前，他给后主刘禅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因为数年后他还上过一道出师的表章，为区别起见，就称其为前、后《出师表》。
如果按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说法，建兴六年（公元228年）秋，魏将曹休在石亭为东吴陆逊所破，东吴遣书蜀中，请派兵伐魏，刘禅使人报知驻汉中的诸葛亮。当时诸葛亮在汉中兵强马壮，粮草丰足，遂于次年春领兵数万再次北伐，临行前复上表给刘禅，这就是后《出师表》。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说是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失利，引咎责躬，厉兵讲武，当孙权破曹休，魏兵东下、关中虚弱之时，他上此表请求再次伐魏。
有关史学家却怀疑这篇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所写，但是，历来看法不一。
东晋的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中，当然认为它是诸葛亮所写的。但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引这篇《表》时，却注明：“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他持论谨慎，不言其非，也不言其是，不过，他客观记述的情况，却能启发人们去怀疑后《出师表》的真伪。所以，清人钱大昕在《三国志辨疑》中，就说明后《出师表》可能是后人伪撰的。
他认为，习凿齿把它收进《汉晋春秋》欠考虑，陈寿在《三国志》之所以不载此文，是“极有卓见”。
近些年来，也有人提出，后《出师表》应是诸葛亮所写。
因为张俨与诸葛亮同时稍后，对诸葛亮的生平事迹都是非常熟悉的，如果后《出师表》为人伪撰，张俨不会不加辨别就把它收进《默记》。而陈寿是因为不敢犯司马氏之讳，所以才没有把骂他们为魏贼的后《出师表》收入《三国志》之中。
但有很多人恐怕还是认为后《出师表》不是出自诸葛亮之手。比较来说，这一种意见理由充分一些。
其一，前《出师表》收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而后《出师表》仅在裴松之注引吴人张俨所著《默记》中有所记载，在《三国志》和《诸葛武侯文集》中都没有收录。
其二，后《出师表》与前《出师表》的情绪反差太大，前者低沉，后者高昂，前后判若两人。
其三，后《出师表》中说赵云死与上表前，而《三国志·赵云传》说赵云“建兴七年卒”，两者有矛盾之处。
于是，有人就推测这篇表章实际是诸葛亮的侄子、东吴诸葛恪所作，诸葛恪在孙权临死时受命为大将军，辅佐幼主孙亮，为了树立个人威望，也为了使自己的伐魏主张得到众人认同，故冒大名鼎鼎的叔叔诸葛亮之名“著论谕众”，以激励士气。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分析这些疑点。
就后《出师表》而言，人说它假，主要是因为陈寿《三国志》没有采用，《诸葛亮集》也没有收录，另外文中个别词句意思与历史事实不符。后《出师表》据云出自张俨《默记》，“默记”云者，是凭记忆默写出来的，就像郭靖黄蓉抄写的《九阴真经》，既可能有故意的删改，也可能有无意的疏漏，以讹传讹是难免的。所以后《出师表》的真假，很难说。
之所以说后《出师表》的行文不像出自诸葛亮之手，更主要的是，《出师表》是上给后主的。诸葛亮这时尽管揽蜀汉大权于一身，他也清楚地知道后主窝囊无能，但后主毕竟是他的君主，而且他受刘备临终之重托。因此，他对后主一向是恭谨的，虽时时苦心劝谏，但措辞总是诚恳委婉，前《出师表》就是这样。而后《出师表》，开头就直说后主无能，当面指问：“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像诸葛亮那种忠心之人，是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的。
其实，只要细读后《出师表》，就会发现它与前《出师表》就是不一样。前《出师表》主要是对后主叮咛嘱咐并表达自己的决心忠心，而后《出师表》则主要是和别人论战，说明自己伐魏的道理和偏向虎山行的悲壮心态。
后《出师表》中有两句著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说得悲壮，不少人都曾引用过；但要是放在出师的表文里，就变成了一句泄气的话。谁都知道，出兵讨伐敌国，是一件大事，“气可鼓而不可泄”，没有打仗之前，就先散布失败论的道理。而文中的“故知臣讨贼，才弱敌强也”；又“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又如“丧赵云”一段，说军中已少了许多勇将——那又何必急急打仗？又如“今民穷兵瘁而事不可息”——既然明知民穷兵瘁，敌人又不是大举来犯，有什么“事不可息”？从逻辑上说，也是不通的。还有“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样，岂不是把国家命运付之孤注一掷？这并不像诸葛亮平时的态度。
我们知道，前《出师表》写于建兴五年，后《出师表》写于建兴六年。虽然说遭遇了街亭的失败，这失败固然损失非常严重，但说蜀国从此一蹶不振，只能在死亡中挣扎，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因为建兴六年冬天孔明又重出散关，围陈仓，因粮尽退兵，还击斩了王双，说明在整顿了半年之后，又有力量出兵进攻，一进一退，十分从容。第二年冬天，再遣陈式攻武都阴平，收复二郡，魏国对此则束手无策。可见孔明此时依然意气风发，毫不气馁，哪像后《出师表》那副凄凉绝望的样子。当时孔明不过四十七八岁，正当盛年，街亭挫折，何足以使他悲观绝望。
何况后《出师表》中也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失败过这许多次，曹操还是统一了北方，那么，街亭一役，又怎么会使诸葛亮那样丧气呢？
后《出师表》引者有一句话说，孔明要北伐，“议者谓为非计”，所以孔明就会反驳他们。但是后《出师表》中所举理由，有很多都是替反对派说话的。如“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这些话拿来解释街亭之败还勉强可以，如果拿来作出兵的理由，就说不通了。后《出师表》中还有这样一段：“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其意思就是说，如果不北伐，使魏国逐步强大起来，就难以抵敌了。由弱小到强大谓之坐大，但是魏国那时已很强大了，决非孙策初起时的形势，引用刘繇、王朗的旧事，有何相似之点呢？如果把这几句话当作是魏国讨伐蜀国的理由，倒还有点道理。因为诸葛亮是不会说这种歪理的。
诸葛亮一生都是谨慎的，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后《出师表》却一再主张“危”。如说“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未解三也”，“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高帝……涉险被创，危然后安”。这些冒险的主张，并不像诸葛亮的为人。
另外，在后《出师表》中，有很多与史实不合的事情。比如，它列数曹操的几次失利，如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祈连、僵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除南阳、乌巢、潼关几次遇险，史书有记载，另几次都没有确切依据。又比如，后《出师表》中说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连年不征不战，纵使孙策据有江东，这和史书记载的情形也不合。
这或者可以解释为史书缺载或误载，或诸葛亮误记，但有一件事却不可能误记，即赵云之死。
《云本传》明明说赵云“建兴七年卒”，他在第一次北伐中虽然失利，但未大败，更不至于丧生，他还被贬为镇军将军，这是退军以后的事。这是《三国志·赵云传》和注引《云别传》明确记载的。但后《出师表》上却说建兴六年，赵云已死？这个明显的漏洞很难作别的解释。这只能说明是后人伪作时，弄不清赵云死年所出现的漏洞。若是孔明，把未死的大将说成已死，更是个天大的笑话了。而且后《出师表》提到了阳群、马玉、阎芝、丁立、邓铜、刘颌等，史不见经传，显然是伪作者故意捏造，以混淆视听，而后《出师表》中提到的李服，经考证，乃与董承共谋诛曹之王子服，后《出师表》中提李服之死，为何？
综上，无论是从历史事实，还是从个人情感的层面出发，已经很明楚，后《出师表》是伪作。但似乎没有太多人在意这个问题，因为诸葛亮在北伐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为远大理想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以及他公而忘私的献身精神，激励了一代代忠臣良将，志士仁人为百姓疾苦、国家兴亡而殚精竭虑，不懈奋斗。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地方。也就是说，无论后《出师表》是不是伪作，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它有其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空城计”，其实并不存在
不管是在京剧、川剧等，都会有一出历史剧《空城计》，它取材于罗贯中撰写的《三国演义》，流传至今。
《空城计》说的是公元228年，诸葛亮与司马懿大战于街亭，诸葛亮命马谡坚守街亭，由于马谡自高自大，不按孔明的布置行事，又不听王平提出的意见，结果被魏将张郃打败，街亭失守。司马懿率大队人马，随后浩浩荡荡兵临西城门外，蜀军势弱危急。面对这一严峻的局势，诸葛亮冷静地分析了双方的形势，认为如果硬拼，蜀军肯定会寡不敌众，导致全军覆灭，只有出其不意，冒险斗智，才有可能挽回败局。于是，他决定摆出“空城计”，把身边的将士，派出城外埋伏，等待伏击司马懿，只留下几个老兵打扫街道，而自己则安坐在城楼抚琴观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当司马懿领兵到达西墙城下时，看到这一异常情景，急令撤军，途中还受到西蜀伏兵的袭击，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伤一兵一将，转危为安。也正是因为这个空城计，可以说让诸葛孔明，一下子从人提高到神的地步，但事实真如《三国演义》所说的那么神吗？
诸葛亮真的有那么大本事吗？若他真像小说中所说的，以他的智慧还不能一统天下吗？这不是他六出祁山一直希望的吗？没有成就梦想的他，可能会给自己找借口，说什么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其实，事实上，一切的成功与失败，并不在天，而在于人。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你诸葛孔明不是很了得吗？在其一生都想成就的霸业上，为什么总是举步维艰，不能心想事成呢？
这一切足以说明，诸葛亮并没有那么神。他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人而已，所不同的是他的智慧。也就是，大脑比别人转得快一些。可惜的是，他的快并没有赶上司马懿的快，所以他就败给了司马懿。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留下一个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