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社会诸方面情形如何，很赖于为官者的表现。官的政绩，大抵是由他所在地方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治安等各方面来综合反映的。一个地方的社会各方面形势良好，这地方的官便有了政绩。否则，那政绩就难以令人信服。譬如，一个地方出现了震惊四方的特大腐败案件，查处了这案件，并不就是这地方官员的政绩。因为出现了特大腐败案件，本身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可如今，很多人并不这样去看问题。一个地方出现了震惊四方的大案件。案件侦破了，地方官员首先是有功者，这案件的查处也便成为他的政绩之一——他如何重视这案件，如何亲自研究案情、指导办案，甚至于直接参与办案，如何以手中的权力打破关系网、排除各方干扰，保证了查案工作顺利进行，如何使法律最终战胜了权力和邪恶（不能忽视一个有权力的人物在类似这样的事件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这恰恰十分微妙地说明了一个令人难以理喻的事实）。可是你再往深处想一下，这样大的腐败案件的发生，是不是也说明这地方的党风廉政建设存在着薄弱的一面呢？倘若加强了党风廉政建设，完善了社会运行的各种制度和机制，不就可以避免这样于国于民皆有损失的问题的发生吗？
我十分迷惑于这样一个现实：某地发生了农民因负担过重被逼自杀的事件，这地方的官员表示了“十分愤慨”，要求严肃查处。不久，又是这个某地，又出现了贪污腐败的重大案件，这地方的官员又表示了“高度重视”，要求排除阻力，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又不久，还是这个某地，又传出了黑社会势力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丑闻，这地方的官员又表示了“极为震惊”，要求迅速铲除恶势力……每发生一件不应发生的事件，官员都要有所表示和指示，传媒是把这作为正面宣传来称赞的，意在表现官员的重视程度和解决问题的决心与魄力。然而我却很迷惑：这地方怎会总是显着捉襟见肘、穷于应付的窘迫局面呢？这地方的官员怎会恁像消防队的救火指挥员呢？哪儿发生了火灾他就调兵遣将到哪儿去救火。一次又一次问题的出现，一次又一次官员的表现，分明使我们这些原本糊涂的人越发清楚地看到一个基本的现实，可传媒依旧在那里不厌其烦地报着“喜”。有谁可想到去问一问那地方官员，你那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发生，你的政绩究竟体现在哪里？
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成效，以反腐败为例：一种是由于“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查处贪污腐败大要案比去年上升了近乎一倍；一种是由于完善机制健全制度加强监督，贪污腐败案件率明显下降。我想，后一种成效才是真正令人信服也是令人欣慰的．而前一种，那工作成效是建立在严重的问题基础之上的，所以很难说那是成效。不知别人是什么心情，每当我看到一个地方近期查处腐败大案要案的数量成倍上升或又铲除了一批黑社会势力诸如此类的战果的新闻时，我的心中总是忧大于喜的。换一个角度，那成效或战果，难道不正暴露了问题吗？——不仅是反腐败工作，我以为，其他工作之成效，也应作如是观。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日
好人张宗洪
张宗洪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因而也极需要的好人好官。他的t·行为与众人的‘游戏规则’多有龃龉；他的善行，他的正直，他的清廉，甚至他的存在本身，有形无形地是对某些行为的否定，他的：耳边不时掠过风凉话，他的内心常常遭遇困扰”（引自1997年5月23日《南方周末·好人、好官张宗洪》，以下所引资料同）。从道理上讲，这很让人想不通：一个人的善行、正直、清廉，甚至存在本身，怎么就会让有些人不自在呢？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存在着这样的事情。与如今社会上出现的挥霍浪费、奢侈糜烂、贪污腐败等相比，张宗洪实在有些“特立独行”，虽然他的作为和力量是那么微不足道。他自然无意以自身的行为与社会不良风气和现象抗争，他只是有心帮助那些遭受贫困折磨的穷人。在他以一颗善良之心对广东徐闻的那些穷人施行善举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得到过社会（组织）和政府财物上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声援。他不像有的人，做了屁大一点事，就要无边无际地把个人行为的动机与“伟大的精神”、“崇高的理想”、“优秀的品质”、“高尚的境界”联系在一起。他没有把自己的行为说得有多么了不起。他有的只是一颗善良的心，以做善事为‘‘生命的需要和快乐的源泉”。
“张宗洪很有经济头脑和经营能力，他到哪里工作，哪里的经济就发生大变化。”但他却厉行节约。在海安开发区任职时，他第一年就压缩招待费40万元。“看着钱哗哗地流走，他心痛啊。”他对别人说：“开发区两年的招待费就可以吃掉一座中心小学！”“一顿大吃大喝就能吃掉一个贫困户一年的口粮！，，从海安调回供销社任主任后，他带头停了自己的手机，并要求所有基层干部的手机都停用。他从不大吃大喝；他从不用公家的车办自己的事；他用的皮带是1968年别人送的，一直用到1994年；他喝水的杯子，至今还是那只不知用了，多久的罐头瓶。然而，自1972年以来，他用自己的工资资助20名孩子上学或重返课堂，1988年将丧夫的林海琴及两个儿子接到家中，长期负担他们的生活，先后帮助海安中心小学、海安中学、下港小学和下洋中学建起了教学楼和教师住宅楼。在建下港教学楼和住宅楼时，按当时市场造价需110万元。没有那么多钱，他想方设法，严格管理，勤俭节约，带头捐款，并号召群众义务出工，“硬是用30万元完成了整个工程”！
与其说张宗洪的“廉洁自律”意识来自他对于腐败的憎恶，不如说是来自他对于贫穷的切肤之痛。他的行善与施爱，则来自他作为一个人内心的品质与情感。
张宗洪不是人为造就出来的英雄楷模。他的事迹并非由官方发现．也并非由新闻媒介炒作而出，而是由基层老百姓“多方收集，写成报告，寄往省里”使“记者大感兴趣”后，才得以公诸社会的。是的，一个把行善作为“生命的需要和快乐的源泉”的人，又怎么会在乎舆论和社会的评价呢。所以．他并不埋怨社会环境，也不在乎个人力量的弱小，孤单地、默默地享受着自己的快乐。这也便愈加折射出他那平常的善举中的不平常的魅力和光彩。老百姓推荐他，固然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个好人，更可能是企盼我们的社会能多一些张宗洪这样的好人和好官。张宗洪的行为和他的存在，确实与这社会的某些方面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他不仅是一个好人一个好官，更是我们社会和时代最有说服力的具有优秀品质和美好德行的楷模。虽然就现实而言，他没有成为“中国的脊梁”，别人可能也不会认为他就是“中国的脊梁”，但我敢肯定，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倘若没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脊梁”，是难以立于不败之地的。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