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会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没有作任何准备，他已经把其政治资本押在医疗保险改革法案和刺激计划上了。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因为所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比美国更容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这些国家却不愿意做出可能会损害其经济增长的承诺，因此也没有明确各自的立场。俄罗斯的气候寒冷，化石燃料资源储量丰富，在本次会议上成了一张百搭牌。情况与俄罗斯相似的加拿大也是一样，不大可能会努力推动任何与美国意愿相悖的议案的出台。而有些比较富裕的欧洲国家与奥地利、日本以及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很多较为贫穷的国家则结成了形式上的联盟。但是，在全球变暖这一问题上，虽然政治具有本土性，但科学却是无国界的。二氧化碳已经迅速包围了整个地球：一辆中国青岛的柴油货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最终会影响到厄瓜多尔首都基多的气候。因此，要想成功地实现减排目标，各国需要达成高度一致的意见，而不仅仅是结成几个小联盟那么简单。这样的一致意见即使不用几十年才能达成，恐怕至少也需要几年时间。
在哥本哈根会议期间，我有幸与几位科学家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位就是理查德·鲁德。这位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科学家说话总是柔声细语的。鲁德曾经在美国宇航局带领科学家团队搞科研，现在在密歇根大学教授气候政策课程。
鲁德对我说：“在美国宇航局，我最终认识到，所谓的‘火箭科学’就是用较为简单的心理学知识解决复杂的难题。科学的部分相对简单，但其他问题，如怎样制定政策、怎样根据公共卫生做出回应等都是相对复杂的问题，因为其中没有明确的因果机制。”
我们的交谈不时地被贝拉中心的扬声器发出的通讯所打断。一位带有法国口音的女士说出了下面这段话：“本次会议未能达成任何共识，本次会议讨论的各个事项暂缓决定。”而鲁德却确信，未来有关气候问题的争论中，3种类型的怀疑论将无处不在。
第一类型怀疑论源于利己主义。仅2011年一年，化石燃料行业在游说活动上的花费就高达3亿美元（约为5年前的两倍）。为了本章的写作，我与几位气候学家交谈过，他们在描述化石燃料行业的这种行为时用到了“阴谋”这个词，但是如果一个基于合理的利己主义的解释是充分的，我们就没有理由断言这是一个阴谋：化石燃料公司有经济激励政策使它们能够保持现有的地位，在法律上也有《第一修正案》为其辩护。然而，我们不能误认为化石燃料公司这是在试图做出准确的预测。
第二类型怀疑论属于逆向思维。在任何有争议的辩论中，有些人会发现，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大有裨益，而一小部分人则发现自己成了大家排挤的对象。在气候科学领域，这一现象尤为明显，因为这里的数据充满了噪声，并且很难以一种切身体验的方式验证气候预测。在推崇思想独立的美国，这种现象特别普遍。鲁德对我说：“不管你是观察气候、臭氧还是吸烟人群，都会发现总有那么一群人对科学运算驱动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最重要的是第三类型怀疑论，就是科学的怀疑论。鲁德说：“你会发现科学界有些人极为关注科学的某个方面，从某种程度来讲，如果你真的想取得什么进展，就应该尊重这些人的观点。”
对“全球气温会持续升高”预测的批判
在气候科学领域中，健康的怀疑论主要针对的是用于预测气候变化的计算机模型。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授斯科特·阿姆斯特朗就是一个怀疑论者，他也是毕生研究预测的一小部分人之一。阿姆斯特朗的著作《预测原理》堪称预测领域的权威著作。阿姆斯特朗的办公室位于宾夕法尼亚的亨茨曼大厅，我在那里拜访了他。他已有74岁高龄了，但留着一撮山羊胡，看上去整个人好像年轻了15岁。
2007年，阿姆斯特朗向艾尔·戈尔发起挑战，想要和他打个赌。气候变化委员会曾预测全球气温会持续升高，而阿姆斯特朗则认为自己的“无变化”预测——全球气温会保持2007年的水平——会打败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戈尔从未应战，但阿姆斯特朗每月都会公布自己的结果。截止到2012年1月，阿姆斯特朗的“无变化”预测在47个月当中有29个月都更为接近实际气温，胜过专门委员会“缓慢持续升温”的预测。
阿姆斯特朗告诉我，他在本质上并不怀疑温室效应的科学性，“我认为气温确实在一点点升高，在过去150年里，没有人为此事争论过。”
但是，对全球变暖的多数见解，阿姆斯特朗还是颇有微词的。2007年，在向戈尔发出挑战的同时，阿姆斯特朗与他的同事凯思腾·格林用他们所说的“审计”方法对全球变暖的预测进行审查，以便判断这些预测的真伪，尤其是气候变化委员会所作的预测是否遵从他的那些预测原则。
阿姆斯特朗和格林在论文中宣称，他们发现了气候变化委员会预测的不足之处，认为气候变化委员会未能遵循89条预测原则中的72条。尽管89条原则可能确实显得有点多，但大部分都是适用于预测领域的实用经验，当我们用这些原则来预测全球变暖时，基本上可以把它们简化为三大批判标准。
第一，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认为，预测者之间是否达成共识与其预测是否准确无关，和其他任何事一样，预测者也有个人偏见。于是，阿姆斯特朗对我说：“不必投票，科学不是这样进步的。”
第二，他们认为全球变暖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使得预测变得徒劳无功。“历史上从未出现拥有大量变量和不确定性的复杂事件最后是靠计量经济模型或其他复杂的模型解决的。模型越复杂，预测越不准确。”
第三，他们在论文中写道，预测并不足以解释全球变暖问题的内在不确定性，换言之，预测者实际上总是过于自信。
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一致意见的重要性是本书的核心主题，每一点都值得认真倾听。
达成共识的预测结果
谈到全球变暖问题时，人们总是对“共识”一词过度痴迷，而那些不赞成共识的人也以此为荣，并把自己标榜为异端分子。另外一些人有时会依靠在线散发请愿书这类不可靠的手段，试图表达他们对全球变暖这一理论的怀疑态度。每当一些气候学家公开反对某项有关气候变暖的调查结果时，他们就会声称这些调查缺乏理论共识。
这些争论造成了人们对“共识”一词的误解。“共识”一词的内涵与“一致同意”或“多数通过”等词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共识”，是指组织或团体中的大多数成员围绕某一个特定的理念或方法，经过深思熟虑，最终达成广泛的一致意见。（比如，我们大多数人达成了共识，午餐吃中餐，但霍雷肖却决定午餐吃比萨。）
实际上，达成共识的过程也是一种投票方式。当某一个政党正打算选出一位美国总统提名人时，某位候选人就会在提前进行投票的州，如爱荷华州或者新罕布什尔州，作好充分的准备，因为在这些地区其他候选人都已落选。即使该候选人在得票数量上远无法达到提名的资格，但如果他向众人证实了自己已被政党中最关键的联盟接受了，也就没有必要在其他各州进行实质性的投票了。这样的候选人就是所谓的“通过达成共识赢得提名”。
确切地说，科学正是这样一种谨慎审议的过程，至少在理念上是这样的：发表文章、召开会议、验证假说、辩论结果，总会有一些科学发现能经得住考验而幸存下来。
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就是共识形成过程的示范。他们每做出一份报告就要历经数年，每一项调查结果都要经过一套全面的审核过程，有点儿拜占庭帝国的风格和官僚主义做派。鲁德说：“按照惯例，每一句审核言论都会被记录在案。哪怕是你的一位醉酒的表兄弟说了什么话，都会被记录下来。”
然而，人们对气候变化委员会这样的审议过程能做出更准确预测的期待程度，更具有争议。团队中的不同成员可以互相学习彼此的专业知识或技能，这一观念确有价值，但这可能会带来团体迷思和从众心理。有些成员更具影响力，不是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想法，而是因为他们的个人魅力和社会地位。对已经达成共识的预测进行实证研究后，得到的结论各式各样，而与之不同的另一个预测过程，即由团队成员分别提交独立预测，之后经过均衡或综合的预测过程，几乎总是可以提高预测的准确度。
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过程，可能会降低气候预测者的独立性。虽然名义上气候变化委员会有20个不同的气候模型可以用来作预测，但他们总是使用同样的假设、同样的计算机编码，重叠的部分太多，做出的预测只能代表五六个独立模型的预测结果。而不论模型有几个，委员会看重的只有全体成员核准的那一个预测。
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麻省理工学院的气象学者克里·伊曼纽尔是世界上研究飓风的一流理论家，他告诉我说：“拥有一个多样性的模型至关重要，我们不能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伊曼纽尔说，多样性的模型之所以重要，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型除了采取不同的假设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的漏洞。“没人愿意提及漏洞，但不同的模型确实存在不同的编码错误。我们不能指望一个拥有数百万代码行和指令的模型一丁点儿错误都没有。”
如果你习惯性地认为关于全球变暖的辩论就是“怀疑论者”和“信仰者”之间的一系列争论，可能就会认为这些争论是由持怀疑论的某位科学家挑起的。实际上，尽管伊曼纽尔将自己描述成保守的共和党人——这在麻省理工学院可谓勇敢之举——但他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是全球变暖的怀疑论者。相反的，伊曼纽尔在科学界声誉良好，已经被推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成员。伊曼纽尔2006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气候科学的基本“共识性”（并且经过缜密思考和完善表达的）观点。
伊曼纽尔关心的问题其实在科学界相当常见：气候学家已经就某些争论不休的问题达成了较为广泛的共识。2008年对气候学家所作的一份调查显示，几乎所有（94%）的科学家都认同气候正在发生变化这一说法，其中84%的科学家承认“气候变化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这一观点。但是，对于气候计算机模型的准确度这一问题，众人则各执己见。科学家们对计算机模型预测全球气温的能力评价不一，对计算机模型模仿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能力总体上持怀疑态度，比方说，只有19%的科学家认为计算机模型准确地模仿了50年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影响。
对于任何一个对气候科学抱有讽刺观点的人而言，这样的调查结果应该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他们总是认为科学家们在运用模型时判断不当，做出的气候预测都是捕风捉影，这样的想法应该杜绝。其实，那些科学家与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模型也存在诸多怀疑。然而，正如阿尔·戈尔主演的那部《难以忽视的真相》一样，电影特效制作的气候变化有时不够慎重，向人们呈现了北极熊在北极为生存挣扎，或是南佛罗里达州和曼哈顿下城被洪水淹没的影像。这样的电影并不能很好地表达科学共识，气候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都是老生常谈，比方说如何设计计算机编码才能制作出逼真的云图？
气候科学不是“火箭科学”
气象（天气）预测者和气候学家总是意见不一，很多气象学家或含蓄或明确地批评气候科学。
气象预测者几十年来一直在努力提高预测的质量，但只要出现错误，还是会收到人们发来的表达愤怒的电子邮件。提前24个小时作预测确实充满挑战，所以，那些运用类比技术作预测的气候预测者怎么可能现在就预测出几十年后的气候呢？
正如谈到“共识”这个词时会出现几个意义相近的词一样，“气象预测”和“气候预测”这两个概念也存在一定的语义差别。气候是指地球自身的长期均衡状态，而气象描述的则是背离了长期均衡状态的短期表征。气候预测者不会试图预测2062年11月22日塔尔萨是否会下雨，他们更关注的可能是未来整个北半球的平均降雨量是否会比现在多。
而气象学家需要全力应对复杂性：混沌理论的整个学科都是从基本无望的气象预测发展而来的。气候学家也需要应对复杂性，比方说，云属于小规模现象，需要大量的计算机处理才能模仿得准确，却能对气候预测内在的反馈环产生潜在的深远影响。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气象预测竟然是本书的成功案例之一。通过各种努力，结合计算机的力量和人类判断，气象预测比10年前甚至20年前准确多了。大多数领域的预测者都有过度自信的倾向，而气象预测者严于律己且严于律人的精神实在可贵。但是，他们取得的进步有力地驳斥了“复杂性使进步无望”的观点。
气象预测取得的进步源于该学科的两大特征。第一，因为每天都要进行气象预测，所以气象学家可以获得大量反馈，可以实时检查以校准他们的预测。而气候学家在作预测时就不具备这一优势，他们往往要预测80~100年后的气象状况，所以人们才会对他们的预测持怀疑态度。
第二，对天气系统的物理现象（这些物理现象受相对简单的、容易观测的规律支配）有深刻了解，同样会惠及众多气象学家。其实，气候学家可能也拥有同样的优势。我们能够观察云，也能准确推断这些云的运动方式，但如何将这一推断转换为数学术语是极大的挑战。
气候预测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对某些相当重要的巨大云层的运动轨迹进行的成功预测，这些云层最终演变为飓风。伊曼纽尔位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室编号为54—1814房间，想找到这里并非易事（我在一位很特别的看门人的帮助下才找到这间办公室，这位看门人可能跟我一样，都受到《心灵捕手》这部电影的鼓舞）。从伊曼纽尔的办公室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查尔斯河的全景，也很容易想象到远处飓风的走向：飓风会向剑桥地区倾斜呢？还是会刮到北大西洋呢？
伊曼纽尔对两种飓风预测进行了区分。一种是单纯的统计区分，“对自己感兴趣的现象进行长期跟踪记录，对自己认为可行的预测指标进行长期跟踪记录，比如在大气中大规模流动的云或海洋温度等所有可获得的信息。不必特意亲身接触这些物理现象，只需将统计数据与你想要预测的事物联系起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