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来说，政治预测就是“麦克劳夫伦讨论小组”这档电视节目的同义词。从1982年开始，每周日电视台都会播出这样一场“政治圆桌会议”，之后还会被“周六夜现场”节目恶搞一番。节目主持人约翰·麦克劳夫伦是一个80多岁的暴脾气老人，曾在1970年竞选美国参议员时落败。该节目像组织体育活动一样组织政治专家展开讨论，小组成员要在半个小时内循环讨论四五个话题，麦克劳夫伦会就相关话题对这些成员步步紧逼，这些话题从澳大利亚政治探讨到地外智慧生物探寻，无所不包。
“麦克劳夫伦讨论小组”每期节目的最后都设有一个“预测”的环节，在这个环节中，小组成员用几秒钟的时间讨论当天发生的某件事的重要性。有时，他们可以选择一个和政治关系不大的话题进行预测；有时，麦克劳夫伦会就某一个特定问题突击询问小组成员，让他们现场作答，麦克劳夫伦称此为“强迫性预测”。
麦克劳夫伦的有些问题很难回答，比如让小组成员从几个最佳候选人中选出最高法院的下届法官。其他问题则比较温和，比如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夕，他曾让小组成员预测麦凯恩和奥巴马谁会当选。
答案显而易见。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宣布破产，引发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之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正是从那天起，奥巴马的选票数几乎在所有的美国投票站都领先麦凯恩。而且，不论是在俄亥俄州、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或是新罕布什尔州这样的“摇摆”州，还是在一些民主党很少获胜的地区，如科罗拉多州和弗吉尼亚州，奥巴马也都处于领先地位。我为自己的网站开发的预测模式和其他类似的统计模式都表明，奥巴马赢得大选的可能性超过95%，赌博市场虽然对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估计稍显模棱两可，但对奥巴马获选的支持率预测也达到了7∶1。
而“麦克劳夫伦讨论小组”的首席成员帕特·布坎南对这个问题却避而不谈。他说：“一切自有定数，本周末自然见分晓”，这句话引得其他成员一阵爆笑。来自《芝加哥论坛报》的克拉伦斯·佩吉预测说：“这场大选难分伯仲。”《福克斯新闻》的莫妮卡·克劳莉更加夸张，她大胆预测麦凯恩会以0.5个点险胜。只有《新闻周刊》的埃莉诺·克里夫特点明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她预测奥巴马最终会当选。
接下来的那个周二，结果出来了，奥巴马以365张选举人票对麦凯恩的173张选举人票当选为下一届美国总统，这一结果与民意测验和统计模型的预测结果基本吻合。虽然不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但也绝不是“难分伯仲”：奥巴马以总选票数高出近1 000万张的实力击败麦凯恩，那些预测失败的人该想想怎样自圆其说了。
一周后，“麦克劳夫伦讨论小组”再次迎来上周那4位小组成员，这几位此次对上次预测失败的事情缄口不谈。他们讨论了奥巴马获胜的细枝末节，讨论了奥巴马任命拉姆·伊曼纽尔为下一届美国国务卿，还讨论了他与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的交情。大家对上次失败的预测只字未提——尽管那次预测基本上与当时所有的证据背道而驰，并且还在美国国家电视节目中播出。事实上，小组的几位成员似乎自始至终都认为这样的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克劳莉是这样解释的：“2008年本就是个换届年，麦凯恩的竞选宣传太不到位了。”克劳莉似乎忘了仅仅一周前，她还把赌注押在麦凯恩一边。
我们不能单凭一次预测就对一位预言家做出评判，但有一种情况属于例外。截止到美国总统大选前的那个周末，认为麦凯恩仍将获胜的假设中，唯一说得通的也许就是大多数人对奥巴马都存在种族敌意，而这一点在民意调查中无法体现出来。然而，所有小组成员都没有提到这个假设。他们似乎是在另一个世界进行预测，那里没有民意测验，也没有经济崩溃，在那里美国总统小布什仍然很受欢迎，完全没有连累到麦凯恩。
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研究看看这种情况是否正常。“麦克劳夫伦讨论小组”花钱请来那些以谈论政治为生的专家们，他们是否真有预测的本事？
我对这个节目最后的预测环节中的近千份预测报告进行了评估，这些预测都是由麦克劳夫伦及其节目的其他专家做出的。其中近1/4的预测，要么模棱两可，要么不切实际，想要分析都无从下手。我将剩下的那些预测从完全错误到完全正确分为5个级别。
结果，就好像那些小组成员作预测时用了投掷硬币的方法一样，完全错误或基本错误的预测共有338份，而完全正确或基本正确的预测也是338份。
表2–1?“麦克劳夫伦讨论小组”预测分析
完全正确 285 39%
大部分正确 53 7%
部分正确，部分错误 57 8%
大部分错误 70 10%
完全错误 268 37%
已评估预测总数 733 100%
未评估预测 249
包括成功预测出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的克里夫特在内，小组成员的预测能力不相上下。我为每个成员计算了一个百分比得分，基本反映了他们预测成功的次数。克里夫特和其他3位参与该节目次数最多的小组成员——布坎南、已故的托尼·布兰科里，还有麦克劳夫伦本人——的分数几乎相同，预测成功比率都在49%~52%。这说明他们预测成功和预测失败的概率是一样的，他们所表现出的政治敏锐度和从理发店走出来的四重唱演员差不多。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麦克劳夫伦讨论小组”这档节目不过是供政治狂热者消遣的低俗闹剧，当时此类“声高即有理”的节目很流行，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唇枪舌剑”节目为例，节目中自由派与保守派只是没完没了地与对方争辩。但是，录影棚时代与过去那个“声高即有理”的时代也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现在自由派与保守派都在各自的频道中活动，在电视节目时间表中被美食频道和高尔夫频道隔离在和平地带。这样的安排虽然未见得会催生更加可靠的分析，但看似可以带来更高的收视率。
但是，栏目组花钱请来那些学者讨论问题，初衷是因为他们的判断更准确，学识更渊博，而不是因为他们发表观点时的嗓门够大。那些政治科学家和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中的那些分析师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更擅长预测呢？
政治学家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的发生极为突然，但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进行考虑，这些事情的发生又是顺理成章的。
1987年6月12日，美国总统里根站在勃兰登堡门下，恳请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除柏林墙，他的这一令人欢欣鼓舞的建言和当初肯尼迪承诺把人送上月球的誓言一样大胆。里根当时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此后不到两年柏林墙就被拆了。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共和国（面积同美国缅因州相仿）议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此后不到3年的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否决了莫斯科强硬派主张的政变，苏联国旗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前降下。爱沙尼亚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不久后都脱离苏联，各自独立。
如果说苏联的衰亡是有迹可循的，是可以预测到的，然而几乎所有主流的政治学家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即使有，当时也会被当成笑料。如果那些政治学家连苏联解体都预见不到——也许是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事件了——那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教授菲利普·泰特罗克也有着同样的疑问。苏联分崩瓦解之前，泰特罗克就已经野心勃勃地展开了一项空前的实验。从1987年起，泰特罗克就开始从学术界和政府的各方面专家那里广泛搜集各类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言。
泰特罗克发现，那些政治专家很难预测到苏联解体，因为既要预测到政权的衰亡，又要找到其衰亡的原因，这就需要进行预测的人将不同立场的观点论据穿插在一起。这些观点本身没有什么内在矛盾，但通常是由身处两个不同政治阵营的人发出的，而坚定地站在某一个思想阵营的学者则不可能同时接受两种思想。
一方面，戈尔巴乔夫很明显是这一事件的主角——他是真心诚意地主张改革的。如果戈尔巴乔夫当初选择做会计或是诗人而不是选择踏入政坛，苏联政权也许至少几年内还不至于垮台。自由派对戈尔巴乔夫还是心存同情的，可保守派不愿相信戈尔巴乔夫，有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公开讲话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
另一方面，保守派对共产主义有一种本能的批判。他们很快就认定苏联经济正在走下坡路，普通民众的生活正变得愈加艰难。199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相当不准确的估计——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约为美国的1/2（按人均水平计算，与今天的韩国和葡萄牙这类稳定的民主国家的水平相当）。实际上，最新的证据表明，由于长期陷于阿富汗战争的泥潭，且中央政府对各类社会问题疏于管理，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的数据还要低约1万亿美元，而且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缩减的比例都会达到5%，通货膨胀率也高达两位数。
综合两方面因素考虑，苏联解体其实很容易预见。开放媒体和市场，赋予公民更大的民主权利，戈尔巴乔夫为苏联人民提供了一种新机制，以促进社会制度的改革。由于国家经济百废待兴，人们自然乐于支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机制。然而当时的中央政权已经不堪重负，根本承受不了这种改革：爱沙尼亚人厌恶苏联人，苏联人同样厌恶爱沙尼亚人。各个加盟共和国为苏联经济贡献的力量远远低于他们从莫斯科得到的补助金。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民主德国都在1989年的改革之列，东欧这些国家一旦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不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别的人，都无法阻止整个国家的土崩瓦解。许多苏联学者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几个部分，但鲜有专家能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因此，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苏联会突然垮台。
受苏联解体的案例启发，泰特罗克开始到其他领域的专家那里进行调查，让那些专家做出各种预测，如海湾战争、日本房地产泡沫、魁北克脱离加拿大统治的可能性，几乎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所有大事件都包括在内。对苏联解体的失败预测究竟是个特例，还是那些“专业”的政治分析者只是徒有虚名？泰特罗克的研究持续了15年之久，他最终将这些研究发表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力》一书中。
泰特罗克的结论招来了强烈谴责。他的调查中涉及的那些专家——无论职业、阅历或者研究领域——所作的各项预测的准确率跟碰运气差不多，对未来的政治事件进行预测时，他们预测的准确程度甚至不及那些尚不成熟的统计方法计算的准确度。他们过于自信了，计算概率的能力也很差：他们宣称不会发生的事件中有15%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他们认为绝对会出现的情况中则有25%根本没有出现。他们是否在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国内政治或国际事务作预测这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预测全线溃败。
狐狸型专家：善于变通，更善于做出准确的预测
尽管那些专家的整体表现欠佳，但泰特罗克还是发现一些不错的专家。表现不佳的专家往往是被媒体引用预测言论最多的那些人。泰特罗克发现，如果一位专家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越多，他的预测就可能越不准确。
而另外一些专家的表现相对好些。曾经接受过心理学培训的泰特罗克对那些专家的认知风格很感兴趣，他想看看这些人是如何看待世界的。于是，泰特罗克从性格测试中选取了一些问题，让所有专家作答。
根据诸位专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泰特罗克把他们分为两类，他称其为“刺猬”和“狐狸”。刺猬和狐狸的称呼参照了以赛亚·伯林所写的一篇有关俄国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散文——《刺猬与狐狸》。而伯林则是借鉴了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的作品才想到了这一题目：“狐狸千伎百俩而有尽，刺猬凭一技之长而无穷”。
除非你是托尔斯泰的崇拜者，或是对华丽的散文如痴如醉，否则你肯定不会读伯林的散文。不过基本思想是，作家和思想家总是分属两大范畴：
刺猬属于A型性格的人，他们相信“凭一技之长而无穷”，认为自己掌控着世间真理，认为自己就是万物的法则，切实保障着社会的运行。比如马克思和阶级斗争、弗洛伊德和潜意识，或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和“引爆点”等。
而狐狸属于一种好斗的人，他们认为“千伎百俩而有尽”，解决问题有许多方法。他们对于琐碎、不确定、复杂或是有分歧的意见更加有耐心。如果说刺猬是猎手，总在不停地寻找大型猎物，那么狐狸更像是一个采集者。
泰特罗克发现，作预测时，狐狸型专家比刺猬型专家考虑得更周全，比如在苏联的问题上，他们的预测就更准确一些。对苏联问题进行预测时，他们没有把这个国家视为一个意识形态符号，既不认为苏联是“邪恶帝国”，也不认为苏联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体系中一个相对成功（或是举世瞩目）的案例。他们只是客观地看待这个国家：一个濒临瓦解的国家，一个日渐式微的国家。如果说刺猬型专家作预测只能称得上是碰运气，那么狐狸型专家就可谓预测的高手了。
表2–2?狐狸型专家和刺猬型专家的不同态度
狐狸型专家的想法 刺猬型专家的想法
“千伎百俩”：汇聚不同学科的思想，忽略最初的政治派别 “一技之长”：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一两个重大问题上，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局外人”的观点
适应力强：最初的方法失效后，试图找到新方法，或同时寻求多种方法 坚持力强：坚持“总揽一切”的方法，新数据只能用来改善原始模式
严于律己：有时会愿意（或是欣于）承认预测中的错误并接受谴责 固执己见：错误归咎到坏运气或特殊情况上——好模式没有赶上好时机
（续）
狐狸型专家的想法 刺猬型专家的想法
承认复杂性：承认宇宙的复杂性，认为许多基本问题不可解决或本身就是不可预测的 寻找秩序：一旦从噪声中找到信号，便期望世界遵循某种相对简单的支配关系
谨慎：用概率术语表达预测结论，并且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自信：很少对自己的预测进行正面回复，并且不愿改变自己的预测
经验主义：更多地依靠观察而非理论 意识形态：期待日常的问题正是宏伟理论或斗争的体现
狐狸型专家是较好的预测家 刺猬型专家是较差的预测家
刺猬型专家更适合做电视节目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