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清朝国力鼎盛，乾隆皇帝亲自组织，山总纂官纪昀，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嚣，前后历经十年编纂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收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千九百三十九卷，总字数将近十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而这部大典修成后的保藏亦与清代国运息息相关……
汇经史子集之大成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说到《四库全书》的编纂，还必须提到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颁发的一道征书谕旨说起乾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也是历史上最为长寿的皇帝，同时，他也是历史上少有的“武功文治”全都具备的“十全”皇帝。他喜好诗词字画，对散落民间的文献书籍也非常感兴趣。此前，他曾发布过两道征书诏令，希望能够将天下的书籍善本悉数纳入皇家内库。但是，他的诏令似乎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前两次一样如同泥牛入海，一点反响也没有。他只好又下丁第三次诏令，诏令各地督抚访求书籍，献与朝廷。不过，这次诏令仍然是一石沉海，没有回响。直到诏令颁发十个月后，才有贵州巡抚发来一纸姗姗而迟奏折，报称该地地居山僻，没有什么书籍可求。乾隆帝大为恼火，严厉责令各省督抚，尤其是藏书丰盛的江浙地区的督抚大吏，要求他们立即奏报访书的情况。就在此时，安徽学政朱筠上书提出访书校书的建议，并指出清廷所藏《永乐大典》收有不少当时民间已经失传的珍贵典籍，请求朝廷派专人进行辑录。翰林官员查核《永乐大典》后，发现确如朱筠所言，乾隆于是下令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珍稀典籍。由此，乾隆还决定将所有的书籍集中起来，包括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的图书，采购社会上流传的通行图书，挑选清内廷收藏的图书，再加上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来的珍本善本，把它们全部汇集起来，编成一部大书。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朝廷设置“四库全书处”，后又沿袭清代开馆修书的惯例称为“四库全书馆”。这也标志着四库全书正式开修。书馆开张后，乾隆任命皇室亲王与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于敏中为最高执行官即总裁，负责总理馆内一切事宜。皇子与朝廷重臣亲任总裁，表示乾隆对编修四库全书非常重视。总裁之下又设总纂官，总揽编纂的各项事宜，由纪昀、陆锡熊、孙士毅等博古通今、众望所归的大学者担任。其中，陆锡熊和孙士毅虽曾任总纂官，但孙士毅任职时间短暂，而陆锡熊不仅入馆较晚，且英年早逝，所以，只有纪昀一人始终参与总纂之事，享受到了最后成功的欣喜。在总纂之下又设有总阅官、总校官总管各书的审定工作。总纂官下设纂修官400余人，分管具体书籍的编纂、审定以及辑佚、编写提要、查勘违碍书籍等。这些职务都由翰林院和全国的著名学者担任。此外，还设有督催官，分管督促编书、抄书工作。当时的名人学士，如戴震（汉学大师），邵晋涵（史学大师）及姚鼐、朱筠等都参与了进来。据统计，先后任职四库全书馆并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员和文人学者达3600人之多，由于有诸如纪昀、戴震、王念孙等饱学之士的加盟，四库全书馆成了汇聚知识精英、引领学术风气的重要场所。同时，书馆还征募了抄写人员近4000人，鸿才硕学荟萃一堂，艺林翰海，堪称盛况空前。
正式编修开始了，整个《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根据所采维书籍的不同情况，主要分为三大块儿。一是对《永乐大典》的辑佚，即在《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散失了的古书，编入《四库全书》。二是对朝廷内府书籍的处理，即纂修官对清朝前代皇帝下令编纂的各种书籍以及宫内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编入《四库全书》。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乾隆末年才基本完成。三是对各地进献书籍的校阅，即将各地进献的书籍进行校阅，然后编入《四库全书》。由于皇帝亲自鼓励各地藏书家献书，所以各地献书很多。江浙一带的藏书名家纷纷将家中所减的珍本善本进献朝廷。仅江苏扬州盐商马裕一人，就进献了家藏珍本776种，而浙江宁波天一阁主人范懋柱也献书602种。最后，共征集到各种图书13501种。如此，这一部分是所有工作中量最大也最繁复的部分。
所有入编的图书，都有一个统一的取舍标准，根据乾隆帝的旨意分为应刊书籍、应抄书籍、应存书籍。凡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和特别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列入“应刊”范围，共计收书138种，这就是后来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那些在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或者有益于实用的书籍，以及虽有不足但瑕不掩瑜的书籍，则被列入“应抄”范围。这两类书籍都要送到缮书处统一抄写成册。抄写之后，还要与原本反复校勘，以免讹误。《四库全书》的抄录与校勘，是全书编纂过程中持续时间最为长久、花费人力物力最为巨大的工作。
整部《四库全书》，从开始编修算起，前后共花了十多年的时间，如果算上抄写，则大约二十年的时间。全书修成后，由于工程浩大，未能刻印，全由手工誊抄，共计三万六千余册，七万九千余卷，约十亿字，相当于明代《永乐大典》的三倍半。如果将《四库全书》每一页纸张摊开，逐一相接，其长度可绕赤道一又三分之一圈！史书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宋太宗特别喜欢当时编纂的一部丛书《太平总类》，把它列入阅读的书单，决定日览三卷，一年读完。这本书也因此更名《太平御览》。一天三卷，就是大约三万多字。可以肯定，按照宋太宗的读法，要用两万六千四百四十六天，也就是七十二年又五个半月，才能读完《四库全书》。事实上，从问世至今，还没有一个人能够从头到尾读完这十亿字的鸿篇巨著。因而人们把它与万里长城、大运河并列为中国三大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书籍按经、史、子、集四类划分始自西晋，隋唐以后的皇家图书馆及一些重要的藏书之所，都是按照经、史、子、集分四库贮藏图书的，名为“四库书”。乾隆开馆时，就已经命名为“四库全书馆”，因此，全书成编时，名称也为《四库全书》。这是《四库垒书》得名的由来。
考虑到这部书囊括古今，数量繁多，总裁们提出以不同颜色的书衣装潢经、史、子、集书籍。他们根据春、夏、秋、冬四季，分别采用四种不同的颜色进行装潢，用绿色装经部，红色装史部，月白色装子部，灰黑色装集部，这样，全书变得更便于检阅。全书收书3503种，存目书籍6793种，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44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
因为《四库垒书》卷帙太繁，翻阅不易，乾隆帝谕令编一部只记载书名、卷数、年代、作者姓名，便于学者检索的目录性图书。于是，总纂官纪昀．陆锡熊等人遵照乾隆帝的谕令，将抄人《四库全书*的书籍，依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逐一登载，编成20卷左右的简编本《四库全书总目》。
《四库全书》编成后，乾隆当即下令誊抄七部，分别藏在紫禁城内的文渊阁、盛京（今沈阳）宫内的文溯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这是北四阁，又称为内廷四阁，仅供皇室阅览。因为江南人文荟萃，为了显示皇恩，也为了让江南士子能够比较方便地查阅，所以，另外三部分别藏于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杭州的文澜阁，即南三阁，允许文人人阁阅览。
可以说，《四库全书》的修成得益于当时安定繁荣的康乾盛世。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之首。繁荣的经济、富庶的国家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足够的财力支撑。没有康乾盛世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耗资巨大的《四库全书》根本不可能顺利完成。当时，三藩已定，边疆乱平，台湾收复，沙俄被驱，整个国家幅员辽阔，社会安宁，文治武功都达到了巅峰，这也给《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同时，随着清王胡统治的稳定，满汉文化由冲突而走向合流。“崇儒重道”成为基本国策，全国上下学术兴旺，形成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实学的特色。《四库全书》的纂修正是对这种学术潮流的顺应与回响。
饱经沧桑的收藏
但是，全书修成后，清朝也开始了它由盛转衰的过程。由盛而衰的国运也影n向了《四库全书》的收藏与保存。自它完成至今的两百年，正是中国动乱频仍的年代，《四库全书》也免不了要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1853年太平军攻至扬州，文宗阁、文汇阁藏本遭兵火焚毁，基本荡然无存。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其中的文源阁本也同时被焚毁净尽。杭州文澜阁藏书楼的命运似乎略微好一些。1861年太平宰第二次攻占杭州，藏书楼例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一时间，街头巷尾包核桃、瓜子的纸张竟都是《四库全书》的宣纸。一对丁氏兄弟战后回到杭卅I城，见到如此经景，当即投入紧张抢救《四库全书》的工作之中。他们四处寻找，花钱购买、收拾、整理、补抄，终于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民国时期，文澜阁本又有一次大规模的修补，目前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现收藏于杭州市浙江省图书馆。
因此，《四库全书》今天只存4部，其中文渊阁本，是最先抄成的版本，也应该是最珍贵的《四库全书》版本，原藏于北京故宫。1948年，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将故宫博物院的一些珍贵藏品运往台湾时，将文渊阁《四库全书》悉数带到了台湾。现在，文渊阁《四库全书》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在沈阳故宫文溯阁中的《四库全书》是七部中的第二部。1922年，它险些被卖给日本人。1966年，在中苏关系紧张的局势下，因备战的需要，文溯阁本被秘密运抵甘肃兰州，藏于山中，后藏干甘肃省图书馆。文溯阁本是《四库全书》各本中，现存唯一一套“书”、“阁”俱在的版本。最近，辽宁有关人士正要求甘肃方面归还文溯阁本，以求“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在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垒书》其最终归属仍未定。
文津阁坐落承德避暑山庄西北部南山积雪脚下，系仿浙江宁波天一阁而建。文津阁本应该是目前保存最好的版本，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民国初期，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99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分别出版发行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电子版。眼下，大陆方面已经通过论证，准备出版文津阁影印本。
并非完美之作
版本公开了，《四库全书》这昔日的皇家禁品，今朝人人可以观看、阅读、查询，它的确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随着研究的公开，人们也发现，修纂《四库全书》这一巨大的文化工程，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四库全书》修纂时期，正值文化高压政策达于极端的雍乾时期。当时，文网严密，文字狱迭兴，在《四库》纂修开馆后的15年里共发生文字狱48次之多。在这种文化高压政策下，《四库全书》的修纂在保留文化的同时，也摧残和洗劫了文化。乾隆借“修书”之名大量毁去一些书籍，凡是他认为有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以及“不合教化”的书，都予以焚毁。仅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间，就毁书24次，538种，13862部。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历代典籍遭全毁或抽毁的共达3100多种、151000余部，销毁书版亦达8万块以上。据统计，被乾隆焚毁的书籍总数是：全毁书目2453种，抽毁书目402种，销毁书版50种，销毁石刻24种。稍作对比，人们就可以发现，“四库”开馆10多年中，被销毁的图书总数甚至是《四库全书》总数的10倍。
乾隆编修《四库全书》其实有他的政治目的。因为满清是以异族的身份进入中国的，汉族知识分子当然不愿与他们合作。这些知识分子或隐居不仕，或著书立说，怀念着逝去的故国与文化传统。其中，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书，真实地记载了清兵南下时对汉人残酷的大屠杀。这些书在民间秘密流传不止，还有一些反清的诗文、野史、笔记之类的书籍也散布流传在民间。清代大兴文字狱，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编修《四库全书》也为满清朝廷焚毁书籍提供了公开的、堂而皇之的理由。
《四库全书》尽管是重要的文献资料，可是学者门却不太乐意使用它。为什么呢？原来，它的差错特别多，错字、别字并不少见。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局面呢？原来乾隆皇帝非常虚荣，总以能够亲自发现臣下的错处为乐。那些编纂的官员们深深懂得皇帝的心思，也精于邀宠之道，于是，就让抄手们故意留下一些错字，以让皇帝过过找错儿的瘾。然而，《四库全书》毕竟过于巨大，乾隆连一遍都看不完，怎么能够找出全书的错别字与讹误呢？最终全书留下了较多无人改正的讹误。
不过，《四库全书》毕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囊括了从先秦到清代乾隆以前的主要典籍，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领域。全书的主要主持者对书的质量还是非常负责的。作为总纂的陆锡熊甚至因重校文溯阁《四库全书》心力交瘁，死于任上。另一总纂纪昀更是硕学大家。他在四库馆修书十年，自始至终，没有半点儿空闲的休息，正如他的诗所写的：“汗青头白休相笑，曾读人间未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