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敏感使刘小雨竖起了耳朵，他立即打听去那个山顶小学的路，老板却连忙摇头劝阻：“去山顶的路很难走，你一个外地人去，非常危险。我们本地人都很少上去，大家都说那是天梯呢。”
再难能难到哪里去呢？刘小雨想象不出，毕竟那是一个彝族村寨生活的地方。何况，要看大渡河，还真得登高呢。
第二天一早，刘小雨出发了。那个村寨离旅馆并不远，直线距离大概只有六公里，站在小商店门口向西望，就能看见那个村子所在的山，半山腰以上罩在一片雾霭中。在公路上步行1小时左右，应该可以到。
刘小雨从小商店沿河向南步行一公里，穿过一道铁索桥，过了大渡河向西，地势陡然上升，沿途满目苍翠，慢慢的就开始云雾缭绕。人在路上向下望，只见峡谷中公路上的汽车像小玩具一样，耳边常有飞鸟“忽”地掠过。独自一人走在这样寂静的山中，的确是让人有些心惊胆战。
不知走了多久，终于看到了一个村子，刘小雨连忙去打听学校。村里人都是彝族，不会说汉语，但听得懂，他们用手势比画着告诉刘小雨，这才到半山腰，学校在山顶，还要往上走。上面只有一个村子，但路非常陡峭，要过“天梯”。所谓“天梯”，是上面村子的村民紧贴着峭壁，放置的五段木梯。这是进村唯一的路。
刘小雨只得继续向山顶跋涉，穿过一片农田，路越来越险，他手脚并用爬了一段，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天梯。只见梯子紧贴着直立的绝壁，木头也是经过多年风吹日晒的样子，不知是否牢固。攀爬也许不难，但就怕一个失手，背后就是几百米深的悬崖。站在木梯前，脚下能踩实的土地，大小不超过一个平方，上还是不上呢？刘小雨犹豫了。
上！对山顶小学的好奇，使刘小雨战胜了恐惧。梯子并不是完全固定的，他们被村民用铁丝连缀在附近的山石上，多少有些松动，爬上去要特别小心。刘小雨战战兢兢地爬上木梯，在感到难以扶稳的时候，发现梯子边有一棵黝黑发亮的老藤，看来是上下的人都要借力的。抓住老藤，刘小雨心里踏实多了。
攀过五段这样的梯子后，路渐渐地缓下来。终于，一个清秀的彝族山寨出现在他眼前。众多茅草屋顶上，刘小雨看到了一点鲜红。仔细看，那是一面飘扬的五星红旗。他的眼睛莫名湿润了。五星红旗的下面，就是那座远近闻名的山顶小学。
这个村子名叫甘洛县乌史大桥乡二坪村。二坪村小学的校长和老师名叫李桂林，彝族汉子，另一位老师叫陆建芬，是李桂林的妻子。夫妻俩见到这位不速之客异常高兴，这所学校很少有外地人造访。
十月的山顶有点凉。露水打湿了客人的衣裳。火盆生起来，热茶倒上了。陆老师在上课，李老师抽身出来招待客人。他呷上一口当地的茶，话匣子打开了。
二坪小学是1990才开始恢复的，之前停办了10年。村里有100多户人家，山高路险，孩子们没法到别的地方上学，也没有人愿意来这里教学。因为天梯难走，村里的牛要在很小的时候背上来，一辈子再不能下山；因为天梯难走，除了政府办事员，再没有外人来；因为天梯难走，能离开的人都走了。这里没有水，没有电，村民不会说普通话。
按照教育规划，县里必须得恢复二坪小学。可这个规划拖了很久，二坪条件差、工资低，彝族娃儿不好教，全县的老师宁可辞职，也不肯到这里来。
那时候李桂林25岁，在汉源县的一家企业做会计。他对教育情有独钟，5年前曾在县城做过短暂的代课教师，却因没受过专业教育，不能上岗。听说了教育局招聘教师的事，他想去试试。父母听说那里条件艰苦，不同意他放弃县城的工作，李桂林答应父母：“去看看，如果条件实在太差，马上回家。说话算数！”
在教育局工作人员和村里人的带领下，李桂林走过晃荡的索桥，背对着1000多米深的大峡谷，提心吊胆地爬上了天梯，一路的后悔就别提了。因为年轻，他强打起精神，不愿让人看出这些。
听说有新老师到来，二坪村沸腾了。人们从家里拥出来看这位新来的老师，老人们光着脚，披着毡子，叼着烟斗，背着孩子，衣服破烂，皮肤黝黑。七、八岁的孩子不论男女，都光着屁股，他们用一种热情而又呆滞的目光，看着这个外来的年轻人。
这一幕李桂林永远也忘不了。他说：“当时有一股莫名的心酸让我落泪，大家都是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中国人！为什么在城里，人们有互联网、液晶电视和私家车，而我的同胞还这样贫穷落后？”
这个倔强的年轻人热血贲张，他觉得自己应该留下来。可很快，他就体会到了为什么别人不愿来，很多困难，不是仅凭热血就能解决的。
一个老师撑不起一座学校，他四处找人，四处碰壁。最后，他把自己的妻子动员来了。
陆建芬回忆自己第一次来二坪，在路上，她还想象着丈夫说的风景如画、民风纯朴的小山村，可当她背着两岁的儿子爬上天梯时，眼泪都掉下来了。可最后，她还是留下来，因为她知道丈夫的决心已下：宁可妻离子散，他也不下山。做妻子的没话说，开始了相夫教子、教学育人。
最初来上学的彝族娃蓬头垢面，他们连人民币都不认识，李桂林看了心里发酸。这样的孩子怎么走出大山呢？他给他们理发，教他们洗手，一点一点建立好的生活习惯。他还要自己编写课程，因为这里的孩子不会说汉语，教学是真正的双语。孩子的年龄大小不一，他们编在一个班里，进行复合式教学，一年级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给三年级的孩子讲数学题；三年级写生字的时候，五年级开始学唱歌。两个老师忙里忙外，慢慢的，孩子多了，一个班变成了两个班。
一年又一年，夫妻俩坚持下来。他们和村干部一起带领村民补旧墙、翻房瓦，请木工修桌凳、修黑板、做门窗。为了翻修校舍，村民们响应李老师的号召，和他们一起从山顶背来沙子、从大渡河边把水泥和石灰，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的背上来。
5年，10年，15年……终于，在2006年，李老师收到了一个学生从深圳寄来的信。夫妻俩激动不已。这是他们教的学生第一个走出大山。这个学生22岁，小学毕业就没再上学，跟随乡里的建筑队四处打工，辗转到了深圳。他在信里能写的字仍然不多，告诉两位老师，他们教给他的东西有用，很有用。
天下的老师都希望自己能桃李满天下。这封来自深圳的信，也让李老师有了这种欣慰。他知道这个小学对二坪村的重要。他也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为二坪培养出第一个科学家、艺术家，甚至连一个公务员都难。他说：“能让这些孩子有一些技能，能走下大山，在他们融入到社会的时候，不那么恐惧，不那么紧张，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好老师了。”
刘小雨跟随李老师去教室，看见来了个新客人，孩子们非常安静，眼睛用力盯着这个外来人，齐声说：“您好！”
李老师挽留刘小雨住下来，但是没成。刘小雨拍了很多照片，把李老师的故事带走了。
2009年初，李老师接到《感动中国》节目组的邀请，非常意外。他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节目，他让妻子把最好的一套彝族服装拿出来，洗了再洗，熨了又熨。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北京。
主持人敬一丹听说了这对悬崖夫妻的故事，非常感动。她特别嘱咐去接飞机的刘小雨，要细心点，这两位老师第一次到北京，留神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问问他们有什么愿望。后来，这些细节出现在颁奖现场。
敬一丹问：“李老师，这次来北京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李桂林老师的回答相当拘谨，但非常真诚：“这是我和陆建芬老师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飞机，我们想回去告诉孩子们在天上是什么样的感觉。到北京后，我俩最想去的就是看看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以前我们和学生一样都只能在书本上看到，我回去一定要讲给他们听，我真实的看天安门后是什么感觉。只是有点遗憾我们没有照相机，把这些都拍下来带回去给学生们看，让他们看看真正的天安门有多么雄伟漂亮。”
敬一丹问：“现在你们的待遇怎么样？”
李老师说：“刚到二坪的时候100元一个月，现在已经涨到230元一个月，比起以前我认为还是有很大的改善。”
这句话让很多观众潸然泪下。没有照相机，230块钱一个月。这是2008年，两个在悬崖小学坚持了18年的山村教师的收入水平。
《感动中国》节目组从来没向获奖者有过任何物质赠与，但这次例外，他们向李老师赠送了相机和电脑。回到二坪之后，李老师开始陆续收到各地观众捐来的各种各样的照相机。
《感动中国》改变了小山村。李桂林、陆建芬入选《感动中国》2008年度人物，成为这个县城有史以来最轰动的事件，二坪小学也开始成为中国最着名的小学之一。
天梯原来是木头的，现在政府出钱帮他们改建成钢板梯，危险的地方架设了栏杆，坡度由以前的80度缓和到60度。
报道的记者多了，关注的人们多了。很多旅游者经过这里的时候，都要到山上看一看，也有一些人收集了大家捐献的图书文具，专程送到这里。
《四川日报》的一位记者在2011年6月的一份报道中写道：
2009年9月，社会捐资100万余元修建的新校舍投入使用，操场、教室、洗澡间、厕所都有了，操场上两个钢化玻璃的篮球架成了孩子们的最爱。去年，经过农网改造后，二坪村也通电了。
这学期，在广东某化妆品公司的捐助下，“天梯”小学能够给孩子们供应中午一顿馒头，从而结束了孩子们没有午饭的历史。
李桂林现在除了是老师，还多了一个身份，省人大代表。平时忙于教学，一到假期，他就会到周边乡镇去调查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发现还有些地方至今不但没有通路，甚至还没有通水通电，很多人都是在山下挑河里的水吃，为此他在今年全省“两会”上提交了关于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建议。
“天梯”小学出名后，李桂林和陆建芬有很多机会离开二坪去过更好的生活。2009年，一个山东的朋友请他们去烟台教学，还要给他们买房子。最终，他们还是放弃了，“我们走了就没人来教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这么多年到底教了多少个孩子？面对记者的问题，45岁的李桂林脱口而出：“254个。我都记在本子上的，以前教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了，我已经在教他们的第二代了。要是我干到退休，估计能教上第三代哦。”
二坪小学校舍修缮也很快竣工，从前李老师带领大家修建的土自来水也下马了，政府出钱，给村里修建了蓄水池，安全饮水不成问题了。
《感动中国》关注教育，几乎每一年，都有优秀的人民教师入选。朱波的回忆中，觉得最奇妙是，那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是以夫妇的身份出现。李老师陆老师是一个例子，还有香港树仁学院的胡鸿烈钟期荣夫妇、四川甘孜的胡忠谢晓君夫妇。他们都是为了学生，为了故乡放弃了太多的个人生活。为什么总是夫妇？《感动中国》并没有刻意规划，大家想不清楚。也许中国的教育真的太难，一个人难以支撑，也许是中国的女性足够伟大，只有她们愿意为了丈夫和他的事业，付出自己的一生。
王顺友：孤独邮路
每年《感动中国》人物确定后，节目组会派出摄制小组，深入人物日常生活，拍摄短片展现他们的事迹。这个过程往往非常艰苦，尤其是2005年马班邮路的拍摄，编导跟随王顺友，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品味深入骨髓的寂寞与孤独……
王顺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十岁，做邮递员已经近30年，长年的风餐露宿在他面庞上刻下了马班邮递员的印迹。
19岁的时候，王顺友还是个精壮的苗族小伙，可父亲已经苍老。他从父亲的手中接下缰绳，担当新一辈的马班邮递员。父亲的交代非常简单，四不准：不准丢失、打湿邮件；不准贪污；不准私拆信件、冒领汇款；不准误班误点。王顺友把这四个不准牢牢地记住，上路了。
直到2005年，王顺友每年投递报纸8400多份、杂志330多份、函件840多份、包裹600多件。20多年时间，他不停地走，停，再走，再停，在崇山峻岭之间跋涉了26万公里，相当于走了21趟二万五千里长征，绕地球赤道6圈。
28年马班邮路，投递准确率达到100%！这是让万国邮联最惊讶的数字。
山路不好走。2002年12月，日本NHK电视台的纪录片小组慕名专程来到了四川木里县，对王顺友负责的邮路跟踪拍摄。最初，摄制组的日本小伙豪情万丈，但4天之后，他们只走了80多公里，最后实在走不动了，只好坐车返回木里，摄制组选择了另外的路线，转西昌、过冕宁，再经甘孜州九龙县到目的地达倮波乡，这一圈，他们绕行了六七百公里，才进行完邮路终点的拍摄工作。出发前，他们和王顺友打赌说：看谁先到达倮波乡。10天之后，当摄制组乘车赶到达倮波乡的时候，王顺友已牵着骡马在村口等候半天了。这个外表矮小、干瘦、驼背的苗家汉子所表现出来的坚毅，不得不让日本记者竖起了大拇指。
300多公里的山路上的三个乡，基本上依靠这条邮路和外界沟通。邮路经过的三桷桠乡是彝族聚居区，过去乡民们都不大习惯种蔬菜，还是王顺友从城里带来了蔬菜的种子，手把手地传授种植技术。这样乡民们才有了自己的菜园，冬天也能吃上新鲜蔬菜。倮波乡缺医少药，病人去趟县城的医院要走几天的山路，非常不便，王顺友把苗家人的草药带出来推荐给大家，让大家学会了采摘、研磨。
这几个乡的很多年轻人在外地打工，他们从外地寄来的钱和物品，通常是家里人最需要的。当少数民族兄弟接过他带来的邮包，个个脸上都会绽开笑容，而这时，王顺友感到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人心换人心。王顺友心系山里乡亲，乡亲们自然以情相报。在他跑邮路时，不时有人送给他一包香烟解闷，送瓶酒解困，送点糌粑、土豆充饥。
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在王顺友看来，这都是邮递员的本分。邮路上最难熬的，是寂寞。
2005年10月，当《感动中国》节目组编导王伟达看到王顺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即将拍摄的这位“人物”，竟然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
是的，王顺友爱喝酒，离不开酒。
能歌善舞、好酒好友，这是苗族人的风俗，但王顺友不是这样的情况。每次往返一趟邮路至少需要14天，至少有6个晚上需住在山上。王顺友对他这位汉族同姓人说：“小兄弟，太孤单了。白天还好，晚上在大山里睡觉，只有风声、马铃铛、野兽的叫声，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老这样，人会出毛病的。”
王顺友没有出大毛病，但也有了爱喝酒的小毛病。每次出门，王顺友都买两三斤散装酒带上。白天绝对不喝，因为他是邮递员，喝多了酒会误事，把邮件搞丢就麻烦大了。夜幕来的时候，王顺友把帐篷搭好，把马喂好，就开始独自一人喝酒。几口下肚，身体暖和了，兴致上来了，有时，乘着酒兴还能编编山歌。日子一长，酒就成了王顺友最好的伴侣，从来不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