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某种程度看，夫妻中只要有任何一方未与他/她成长家庭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些问题就会在夫妻间体现出来，从而造成争执。 几乎所有姻亲关系背后所隐藏的问题都会被拖入婚姻生活的漩涡中，掀起风浪。望着这些陌生的人，看着他们不同的家庭传统与生活习惯，只有长叹一声。逢年过节要买什么礼物，要做什么菜，要和他们聊些什么，不能和他们聊些什么......，都在一瞬间成了颇费周章的难题。最教人倍感威胁的是，她在一应家庭事务上建立起的新的薄弱的权威地位，必须禁得住另一位女人的监督，这个女人就是她先生的母亲。两个女人谨慎而紧张地地看着对方，婆媳问题从此生成。
在有些大家庭，最引起争论的和最有问题的关系经常牵涉到女性，例如母亲、婆媳、姑嫂、继母与继女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婆媳争执时，先生无法“置身度外”。也许一开始，先生可能装聋作哑，但他不可能永远不闻不问，因为这两位女人都和他如此亲近。他很快便发现自己就如同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夹在中间既要向母亲解释太太的立场，背过身来又要以另外一个面目向太太解释母亲立场。或者，他会为太太在母亲面前打报不平，从而疏远母亲；或者，他会在情感上与母亲连成一线，告诫妻子不要再批评他的家人。 虽然我们也常听到许多男士埋怨妻子那边那个霸道而不可思议母亲，但通常会由妻子出面处理，先生多半会自冲突中退出，因为男人自幼就被训练要逃避情绪方面的问题。除非夫妻已将丈母娘问题搬上抬面公开争吵；或是妻子与娘家关系很疏远，而将先生拉进自己这一边共同与父母宣战，否则婚姻中的三边关系很难成立。
时下真的很难见到能够同时应付裕如地既处理好与母亲关系，又处理好与妻子关系的人。在这两层关系中，他能够对母亲表现出自己身为一个已婚儿子的角色，与母亲分享他的新家庭、帮助母亲了解介于她和他们小夫妻之间的人际界限究竟在哪里。我的朋友兼同事李斯坦曾针对这个主题写了一本书，实在是身为母亲及成年儿子的人所应该一读的。因为一个男人若能主动引导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母亲就不会觉得儿子结婚好象是失去了一个儿子，新婚妻子也不会觉得婆婆是一个负担或是一个威胁了。毕竟，她们有着很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她们都爱这一个男人。尽管姻亲关系很复杂，但若处理得好，它能使婚姻更加充实。事实上，新婚夫妻所能送给对方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与他们的父母处理好关系。
配偶出差症候群
工作与婚姻是人生中两项并存的重要因素，然而二者也时有冲突。美国学者海斯勒（Heisler）认为，对那些如长途货车司机、油井工人、水手、驻院医生、商业经理人或业务推销员等特定族群而言，职业要求和完整参与家庭生活这两者常常无法兼顾。社会学家大卫.克拉克（David Clerk）在探究一些采油工人的婚姻过程中发现了其生活方式的变动对婚姻造成的影响。一般而言，采油工人收入不错，但须背井离乡到远地工作；他们的妻子虽然物质上不缺，但婚后的生活伴随着强烈的寂寞与沮丧感。她们到底担心什么？由于采油工人的生活通常在外工作两周，然后回家休假两周。但对太太而言，丈夫不在时她们必须忙着料理家务、照顾孩子和自己上班。等丈夫回家后，又要小心翼翼地伺候他们，难怪心情特别紧张。加上这些采油工人回家时抱着度假的心态，造成她们生活步调改变，于是各类不适应症状纷纷出现。由于先生长期在外，她们鲜少能将内心的种种不适对亲人一吐为快。甚至有时会出现这样一种看似离奇的现象：先生难得归来，使夫妻的婚姻关系变得甚为扭怩作态，生疏、冷漠，以至需要一段时间来温存、热身。当夫妻性生活刚刚有些协调，丈夫又要离家远行了。克氏把这种由生活步调不一致造成的症状称之为“配偶出差症候群”。留守家庭的配偶常常在寂寞难耐中向外突破空间，以发散内心的郁闷和寂寞，或获得在丈夫身上不能得到的性生活。以下是一个出差女性的真实告白：
“结婚十五年、生了两个孩子之后，情况变化了：我成了经常手提一只轻便旅行包出差的那一方了。在我和先生十五年的婚姻中，我们搬过五次家，经常因出差而分离两地，并承受过各种各样强度惊人的压力。
早在孩子出生前，出差所带来的问题还大致较容易应付。当时，我在Y城某杂志社担任编辑部主任，不但白天工作繁重， 还得忙到晚上。每次当先生白勇出差，而我则成为留守家庭女士。晚上，我便把时间花在自己喜爱的活动上。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驰神往的静谧之夜。小花园的落地门半开着，微风伴随着不知从那家播放的轻歌曼舞飘进房来。此刻，我正在浸泡泡浴，浴缸边昏暗柔和的灯光下，摆放着一杯冷冽的香槟，我一边随便翻阅着劳累一天后的闲书，一边时不时地呷一口香槟。有时，我会躲进家庭音像室尽情地观赏一出武打片。而这是我先生最讨厌的一项消遣。
他出差的时间变换无穷，常常都不在我与他的掌控之中。刚开始时，分离和重逢带着极为浪漫的色彩：亲吻、拥抱、问寒叙暖，真是‘相见时难别也难"。随着出差次数的增多，我们越来越变得以平常心来看待出差事件了。有时，他就这么走了，没有任何送别形式。他一走就是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回来时，他也没有预告。每次当我工作下班回家时，他已经在家了。
孩子的降临显然丰富了我们两人世界，但也打乱了一向平静简单的家庭生活。大儿子沙志明出生的那段日子前后，白勇在一个业务鼎盛扩张很快的中型美资化工公司工作。随着大儿子日渐成长，白勇晋升很快。三年后当女儿礼妮出世时，他的公司与其它省市及周边国家的商贸交易往来已很频繁，并在全国各地开设了联络办事处。身为公司副总裁，白勇必须经常出差洽谈生意，就连在家的时候甚至假期也都忙得不亦乐乎而不能休息。
公司的创始人莫家柱在出差上的时间也与白勇不相上下。刚开始，他太太喜欢打电话到我家来问莫家柱当晚在哪个城市、哪家旅馆，我会笑个不停。然而现在，我不再笑了，我发现公司的秘书或同事往往比我们家属更知道他们在哪里以及任何行程上的改变。 随着丈夫出差远游次数的增加，我渐渐开始尝到了没有丈夫在身边的苦头：寂寞难耐，一个人肩挑家中的一应家务事，接送小孩，找水电或机械工维修，搬沉重的家俱，等等。有时，一天里竟出了很多问题，像是对我的一种莫名惩罚：炉子上烧的东西糊了；为了忙其它事，放在炉子上的油锅差点儿酿成一场火灾；孩子坐在座车里一个劲地哭，让我一直揪着心。接着是好久顾不上的小猫爬到台子角上找食吃，将台布连同桌台上所有饭菜都打翻在地。就在手忙脚乱的时候，门铃响了，是抄电表的人。
这张恼人的问题单可以无限增加：没有丈夫陪伴去看一场电影，或在晚上携手散步；当呻吟病塌的时候，没有丈夫在身边侍奉汤药。总之，在最令人沮丧的时刻，没有丈夫在一起的单身生活常常变得更加恼人。当我照顾病中啼哭的孩子，或独立应付因寒冬而造成水管爆裂的问题时，我会勉励自己：‘无论如何，我们是在为达到多年前所定下的目标而努力啊！’ 有时，我也会自我介嘲：‘要是现在白勇在身边，眼下的事情就简单多了。我不再需要为处理水管、缴费之类的事情犯愁，他会全包。’这时，我的思绪会遐想到两人世界的浪漫晚餐，饭后的那道水果布丁。但是，思绪常又会转过一个画面，怨恨也至此油然而生。
随着孩子日渐长大，生活变得更为复杂：孩子上放学的接送、课外活动、两个孩子才艺班的时间冲突、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等等。此时，因配偶的远游而带来的诸多不便可能会传递出内容复杂的讯息：到底什么才更重要？是你的工作还是我的工作更重要？面临这种情况，再加上双方都有工作时，留在家中的一方会遇到无法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职责的矛盾，从而使家庭中的大人和小孩都处在一团糟的状况。
如今，我处在了远游配偶生活的第三阶段：白勇的工作已在P城稳定下来，他出差的次数逐渐少了。孩子已经长大，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得以再度全神贯注在自己的专业写作上，但却必须经常到外地收集写作资料。这一次轮到我经常出差了！
这些年来，一切似乎都在夫妻磨合中慢慢地变得平顺起来，也较容易应付了，但在这一过程中种种酸甜苦辣的滋味却不是常人所能体会，期间历经了寂寞难耐、孤立无援、委决不下、痛苦挣扎、沮丧不已、疲惫不堪、彻夜不眠、无数次的生活经验与教训。”
出差已成为当今商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电讯信息越来越发达的我国社会，一些公司已开始采用取代出差的方针，但是出差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不可能消亡。而且，因公出差的人常常必须不断离家、搬家，以便在事业上不断爬升。于是，出差成了成就事业的重要一环。现代社会中，各阶层受到不幸婚姻袭击的机会大约均等，但一般说来，因为职业关系造成的婚变多于阶级差异所造成的婚变。没有工作时间规定的人也较那些有工作时间规定者更容易产生家庭问题，像影艺、新闻、国际贸易或国际航线的从业人员，他们不容易有稳定的婚姻家庭生活。长期离家出差，婚姻双方都存在着寻求婚变的危险情绪。
疾病与心理忧郁
我们大部份人在新婚□尔的时候都曾对配偶说过诸如“不论祸福安危……”之类的山盟海誓，但却鲜少有人了解个中真正的承诺。我有一位朋友是位精神科医生，他在一项针对家庭和疾病的特别研究中认为，身陷长期疾病痛苦的婚姻夫妻在情绪管理上也更困难，这需要婚姻体系的改变。夫妻能否面对配偶一方的疾病作出成功调适，全端赖家庭生活过程中各阶段的发展状况以及各自分工的完善程度。
在持续严重疾病的压力下，夫妻可能变得彼此疏离，或者更依附于对方，他们原来一直保持着的沟通体系可能封闭。夫妻如何因应疾病危机并以新的角色加以应对，很大一部份决定于以往家族对情感处理的一贯作风，例如，家庭对疾病所抱持的态度，它是否会被配偶中一方用来当作一种获取权力武器？对病人一方来说生病是否很丢脸？你是否要竭力“抗拒” 甚至否认到底？或干脆顺从，接受别人照顾？总之，疾病有可能对最坚固的婚姻承诺造成威胁。
为了成功因应上述有疾病给婚姻带来的种种威胁，夫妻必须联合起来“抵抗疾病”，使之成为一个夫妻共同面对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人问题”。病人需要有表达悲伤和挫折感的空间，照护病人者也必须为自己安排稍事休息的空档。有一种情况值得提出来，那就是女性常常被认为“天生”就是照顾男性病人的，以至无法免于身心的过度负荷；而反过来，如果婚姻家庭中病人是女性，男性照护者却常心安理得地雇请帮佣来照看病人。
他们也要注意，不要将所有时间都集中在“问题”上：如果病人的角色和照顾的角色成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并且变成是两人间联系的唯一管道，那么，他们的关系会更像父母与子女而不是夫妻。在面对重担、恐惧与痛苦之际，婚姻关系的维持的碓比平常需要更多的坦诚与勇气，惟其如此，两人关系才会更深入、更亲密。
除此之外，家庭与社会网络的支持使夫妻受惠良多，它不仅减轻了照护者的负担，同时也促进了夫妻婚姻生活的正常化，将人间的温情和欢乐带进遭受不幸的家中。不能想象，一个身患绝症的人在没有家人分担处境，在没有外部亲情关爱的情况下会随遇而安，从而在病魔的缠绕下依靠自身的苦苦支撑起死回生。
从表面上看，忧郁不像疾病那样显而易见，也没有什么病痛，但它是一种常被夫妻人为隐藏起来，让人忽略存在的心理疾病，就是专业人员也误诊或轻忽它的严重性。通常，治疗医生和夫妻本身对忧郁的理解都会产生很大偏颇：在女性身上出现过度诊断，而在男性身上则出现诊断不足现象。女人的“忧郁”经常被认为是造成夫妻相处困难的主因而不是结果；但另一方面，一个暴躁易怒、退缩、情绪不稳的男人却只被认为是“较执拗、较难相处”，从而不被当成是夫妻相处困难 的发源地。诚然，在我国，女性已被授于较多表达不满情绪的自由，治疗医生也积累了不少女性真正问题所在的临床经验，然而，“忧郁”的困扰依然大量存在。
一个主要问题是，男性的忧郁至今仍不被世人所承认，甚至常常是男性当事人对自身的忧郁症大加否认。我的一位同事陈世远曾做过一项有关忧郁和两性关联度的研究，结果发现，男性的忧郁经常是由失败或地位丧失导致的，而女性的忧郁则多半与亲密关系出现问题、关系疏离以及切断相关的。如果忧郁方的是妻子，做丈夫的通常会先采取解决问题的方法，然而一旦失败，他会很生气，甚至责骂对方。而如果忧郁一方是先生，做太太的较多地是保护、安慰对方，常常将先生的忧郁归咎于自己。
尽管药物治疗对忧郁症有所帮助，但单靠药物并不能解决情绪问题，来自婚姻的忧郁需要从情感面着手，也需要在夫妻间展开协商。
总之，在婚姻体系中，任何改变都可能给婚姻双方带来压力。无论是疾病本身还是对疾病的治疗都可能给婚姻关系带来紧张，当然也会给婚姻带来意外新的转机。配偶一方的生病往往使夫妻体会出什么对他们而言才是真正重要的、真诚的，有时他们甚至因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情感沟通，原先深藏心中多年的恩怨骤然焕然冰泽。
面对伤残与死亡
配偶之死带来的压力使人生“压力量表”一下子升到了最高点。一想到在婚姻中投诸了多少心力、感情与梦想，你会深感到配偶的突然离去意味着什么。老伴的去世带给你的是深深的伤感和失落，也向你暗示自己也老之将至。然而，这至少还是一个可预期、不可避免的事件，多多少少让人早已有了心理准备。然而，如果配偶英年早逝．这对另一方来说是如此的始料未及，是人生希望的一种打击与背叛。许多重要的家庭职责因为一方的撒手人寰而沉甸甸地落在了另一方的肩上。
被留下的方必须面对配偶离你而去的痛苦现实，从悲伤中振作起来，迅速清扫淤积脑海中乱哄哄的思绪。你必须同时帮助孩子面对痛失亲人的事实。孩子对失去父亲或母亲的接受程度将主要决定于一方单亲本身的调适情形。他必须仔细思量如何填补因逝者的离去在家庭经济、育儿照护及家务分工方面留下的“真空”，使家庭重新稳定，走上新生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