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一位真正令我动心而且可以为我生命增姿添色的男性。在我交往的异性对象里，我总觉得不满足。我欣赏与男性交往，可至今没有碰到一个让我感到可以与之灵魂合二为一的男性，至少与我交往过的众多男友都缺少坚强、聪明、异趣和可吸引我的力量。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遗憾。然而，一旦权衡利弊，发现与之长相斯守的心上人的代价实在太大时，就较为容易看得开，觉得自己单身生活还挺完满，并不急着再认识别人。今天，我似乎已习惯了这种思考模式，不再幻想可以让我快乐的结婚。”
三十岁那一年，沈萦承认，如果一切条件不变，有个伴侣与她共享人生未尚不可。不过，她同时有信心独自快乐地生活，因为单身已不再印染着无望或耻辱。如今，在回国发展两年后，由她自身广博知识积淀下发展出了一份高度成功的事业，她建立起了一个紧密的交游圈。1998年年底，她还在S城的西南高尚住宅区大手笔买下一幢豪华别墅。在紧张工作之余，她不断履行着在六十岁以前完成环游全国的自我承诺。临了，她微笑地对我们采访组的同事说：
“我很骄做自己能在没有伴侣的情形下过一个富足的生活。”
冯榕的故事
还有一些女性则打成年起就一直在“告别梦想”这个议题上作着挣扎，直到中年才终获安宁。冯榕就是一个例子。
从青春期以来，她就反覆权衡斤两着婚姻的优缺点。她曾在到底是否要结婚的问题上委决不下，然而，越接近中年，就越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婚姻。
冯榕从外曾祖母那儿继承了独立思考与社会责任的优点。外曾祖母出生在文学世家，年青时被说服嫁给了一个当时在国内的文豪。她结婚了，可是终生都对这个决定保留了正反并存的矛盾心理。母亲告诉她有关外曾祖母的故事，滋长了她的独立倾向。在冯榕眼里，母亲在扮演传统婚姻中贤妻良母的角色并不快乐。虽然母亲有保姆帮忙照料她和另外两个兄妹，可她依然没有婚姻神话中“拥有一切”的幸福与美满。冯榕苦笑了一下说：
“我想她不是一个快乐的母亲。我总觉得，是我们孩子妨碍了她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她最快乐的时候是我在二十三岁考取了房地产经纪人执照，并在后来成为这个城市内最能干的经纪人之一的那段日子。”
母亲婚姻生活得不幸福，在冯榕心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她记得，母亲在与父亲的婚姻关系中陷入了了无穷尽的争战。
十六岁那年，她考入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为的是逃脱家庭纷争给她带来的不安与烦躁。在这所市级重点学校，她第一次懂得了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
“其实，这所女校并未给学生任何有关女性的专门课程训练，说女校只是管理上的便利。然而，在长达三年的高中岁月里，跟清一色的年轻女性朝夕相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经常在教室里、寝室以及一些公开场合就有关男女婚姻关系进行激烈辩论，例如女性是否重要？为了支持丈夫事业，结婚女性是否需要轻易放弃自我？等等。辩论中不乏过激的女权主义论者。通过这些辩论，我的内心起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变化，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挽救。”
冯榕是在一个中上阶层家庭中长大的，享受了延续几代的特权，用她的话说：
“从未听到过家中女性自立更生的故事。即使是家族中的妇女，也因为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而毋需对家庭承担任何生活责任。”
冯榕感到迷惘的是，当今，所有上代人累积的价值观崩溃了，而新价值观还在建立与未建的乱象之中。无论冯榕母亲，还是同辈，都没有能力帮助她在这个多变时代规划出一条既在经济上又在情感上行之有效的道路。在寄宿学校，她发现自己拥有现代声乐的才能。大学毕业后，她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歌坛明星。最近，她已与S城大剧院签署了合约歌手。她决定同时回到学校做一名艺校教授。
今天，冯榕在经济上已颇为丰足，工作也十分充实。直到35岁，她还独身。可她相信自己的单身生活不是个人病理使然，而是满足自身需求与达致人生目标的一种生活形态。她尊重自己的选择，不再是未婚女性负面形像的受害者。她解释道：
“一向以来，我都有一种孤独性情，我需要足够时间来思考，就好像食物需要在嘴里嚼动才会感到它的滋味一样。”
冯榕发见，自己跟男性关系不论处得多么融洽，总出现两个不同且又关连的问题：其一是时间与精力问题。她抱怨总是没有足够时间与精力来兼顾工作与浪漫关系。每次进入一段感情世界后，她总有一种几乎是强迫为对方腾出时间的感觉。她是这样形容与她男性交往的：
“……非常可爱，但对方总是要求更多一点在一起的时间。我也觉得自己应该如此，却又力不从心。我想：‘我是应该试试婚配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滋咪。’可是一次次我本能地加以否定了。我努力想把男性朋友塞进自身忙碌的生活中来，却总感筋疲力尽。我的生活除了与异性交往外，日程似乎总是排得满满的。我给自己创造了一份丰富而热烈的生活，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容纳一份黏性十足的亲密异性关系。我觉得男性能够提供给我的，似乎并不值得我要化的时间。”
警铃常常在冯榕与男友建立亲密关系的一开始就响起，这是与上面所述的“时间与精力”息息相关的难题，那就是，亲密关系使她角色部份错位：
“当跟男性在一起时，我就会有一种不是原来自我的感觉。我真的不知道这种感觉是对还是错。每当进入热恋角色，我总有一种莫名的兴奋状，一种冲动，一种肉欲的蠢动，希望有人垂爱，我也锺爱对方。然后，热情快速减退，总有一种召唤似乎在说：
‘现在，你必须回去工作了。’”
处在感情巅峰的冯榕常常痛苦地无功而返，与男友的感情陷得越深，对眼前的男性及其所需就产生越多疑虑，也越在心中唤起“放弃梦想”的冲动。这个进退维谷的相处模式，在与每一段男性朋友的关系似乎都成了她没完没了的情感和理智的挣扎。她并不怪咎生命中的男性，相反，她把这种挣扎看成是亲密关系需求与自我表达需求之间一种无可调和的冲突。自己并不是一个女超人，也没有无尽的时间和精力同时兼顾到自己及一份感情关系。
冯榕跟一个住在其他城市的男性约会，希望这样一来对方对她的时间要求会减少，她以为一个远距离的亲密关系可以让他们保有各自身份、目标以及两人世界最美好的部份。然而，她最终还是处在对“从此幸福快乐”的幻想与追求自身需求与目标的角力之中：
“我约会的男友是从J城某著名大学来S城作学术访问的学者教授。作为睡美人角色，我在想：‘他有孩子，这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以做孩子的继母。’半年学术访问结束后，他回J城去了。此刻，我又再度回到现实中来，心想：‘开什么玩笑？长此以往，这哪像婚姻生活！’”冯榕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她对任何婚姻必须作的妥协以及任何婚姻可能对她的要求都作了漫长而认真的思考。现在她心意已决，决定从此一个人过。这是她以前不曾有过的念头。虽然她依然明白“婚姻梦想”的魅力，明白全然放弃“梦想”的困难处，明白随着放弃而可能带来的孤独与凄凉，但她更清楚地领悟到什么选择对自己最佳的：
“每次跟男性交往，我就想试试结婚的可能，希望婚姻可以顺势融入个人生活之中，而又不必放弃自身的任何东西。而当我了解到自己必须放弃什么的时候，整个期望便随之破灭。我不适合结婚，这一点固然可悲，可是我相信自己内在的自我感觉和自我呼唤力量，这才是我该走的真正的路。”
郭君英的故事
在很年轻的时候郭君英就放弃了“婚姻梦想”，以换取追求自我的机会。今年40岁的她说起了自己不婚的故事：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不结婚， 我也有过好多结婚机会。可是，婚姻显然无法点燃我的情焰。现在，我已不再将单身与独居当作一桩权宜之计，从成年以来我一直都这样过。”
郭君英并未将自己视为人生经验的消极容纳者。当我们问她是怎 样执意要过独身生活的，她的解释是，追求单身是她自愿而非他人强迫。她回想起迈入“三十而立”大关的那一天，自己在日记里写下 “保持单身”与“笑口常开 ”字样的轶事 。其实， 早在三十岁生日之前，她便决定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生活。尽管传统社会期望她结婚生子，她却在二十五岁大学毕业那年做了一个反传统决定，跟大学男友解除了婚约。尽管走出这一步并不必然地与迈向单身生活相关 ，但当时她已本能地朝向自我定义与自主的生活迈进。
早在童年 ，郭君英就被灌输了强烈的独立意识以及女性对传统选择的怀疑。她青春期特有的抵抗传统文化压力的能力与她所受到来自家庭的非比寻常的影响有关。她的独立意识最初来自父母失败的婚姻 。
她十二岁那年父母离婚了。这一事件促使她思考婚姻与母职对人生的影响力。她的双亲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 ，他们许多朋友都过着异于婚姻的另类生活，从他们那儿， 她并未获得 “未来非得要依赖婚姻 ” 这样的强烈讯息。事实上，父母亲的最后离异给她提供了一个苦涩的人生经验教 训。至此，她才开始知道，“梦想”也有破灭时。
郭君英的祖母一生经历了不寻常的冒险与独立：她因为钢琴演奏而四处旅行。母亲也是一位职业演唱家，有一个多采多姿的事业生涯。她总是忙于事业 ：做歌唱家、女演员、导演，最后是制片人。她希望长大后的女儿郭君英也能像自己一样变成一个歌星。明星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 一条通往财富、权力与特权的道路。母亲对郭君英的热切期待还包括接受高等教育。 而她自己却由于文化大革命错过了人生最弥珍宝贵的高等教育。在恢复高考的70年代末，她最后如愿以偿地上了大 学 ，而且成为学校的佼佼者。
大二那年， 母亲去世了。
“失去心爱的母亲，我觉得好迷惘好迷惘，几乎退了学。”
六个月后，郭君英怀孕了。如今回想起来，那是急于取代母亲行为的一种结果 。在潜意识里，她渴望跟一个属于自己的婴儿重建她与母亲失去的亲情关系。为此 ，她试图通过婚姻来实现这一渴求 。但这样做将毁掉她的大学生涯。母亲如果泉下有知，是不会赞同她这样做的 。郭君英评论道：
“我不能因为结婚生子而中途退学。一个女性不只是做贤妻良母角色，她 理应做得更多。”
这是她的座右铭，但她又相信，要同时拥有一份成功事业舆家庭是很难的，妈妈的生命里程就是最好见证。本质上， 妈妈是一个非常要强的女人，然而扶养子女的责任限制了她后来的发展。”
失去了母 亲 ，郭君英只有父亲一人可以依靠。 她形容父亲是一个“颇为接近孩子的慈父” ，是个典型的平等主义者， 但他对孩子的期望并没有母亲那样高，因此无法帮助她做出任何决定。她腹中胎儿的父亲是一个特别能体贴人的男性 ，但仅此而已。她差点儿就嫁给了他，因为传统社会文化就是这样作出选择的：
“我们一起去诊所诊胎，验完血后他转身对我说：‘ 我们结婚吧。’ 我没有应答。 手术后，我们一起走出诊所。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听着他对婚姻生活所做的各种展望 ，心里却在对自己嘀咕 ：
‘难道这就是要跟我共度余生的男人？’
我好似堕入五里雾中一样，变得越来越沉默，内心却下定了下个周末再回诊所堕胎的决定。“
郭君英的脑海里已逐渐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东西，即她不应把自己的选择局限在对婚姻初期的了解上：
“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久，每次我们在一起时我必须压抑自己。这是没有道理的。长期下来我想一定行不通。虽然我们分手时都很难过，但是一想到自己的奋斗目标，难过的心情很快就平复了 。”
郭君英的选择当然不适合所有女性，但她却觉得这个选择对她来说至少是对的。 “我做了该做的决定，我很欣慰自己有权利做这些决定。”
靠着自己的力量，郭君英在单身中建立了一份适合自己的生活。大学毕业不久，她决定放弃做女演员。后来的生活表明，她做过各式各样工作，包括作家。她的职业生涯并未时时提供她经济上的有力保障，却提供了很大的个人自由与满足度。她很成功，也很喜欢自己的工作：
“我知道转角处总有什么在等着我。这些年来，我已学会享受余暇，也真的珍惜自由拥有的那份属于自己的时间。工作时我觉得越来越不像是在工作。 这种感觉真的很棒！”
这些年来，郭君英也偶有与男友在一起的性方面关系， 但她却从未有必须被迫嫁给他们的心理压力。关于与他们的关系，她说：
“我们多半只是一起分享快乐时光，一起忙里偷闲，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或跳舞，或听音乐会 ，一起泡红茶坊或咖啡吧，一起散步。我们关系的建立是基于分享对方情感世界里的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不过，我们的私生活中又有很多东西是不互相分享的。”
有时候， 郭君英也有“嫁人”那种一闪念从脑海中掠过 ，但最后都一一打消了，决心还是不要的好。这倒不是她有着比别人更多的独身主义，而是因为独居确有不少婚姻所没有的好处。单身让郭君英得以有时间游刃有余地维系一生累积下来的许多生活圈网路，在这一人际关系中，有些还是幼稚园的同学呢！单身也让她继续保持与其他男性的友谊，并享受浪漫欢愉，而同时又不必担心对丈夫的不忠。郭君英解释，单身“让我能完全自主地决定怎样安排自己。”虽然她承认，过单身生活也有得有失，但她相信，她已创造了一个最适合自己需求与理想的生活模式 ：
“如果有人问我：‘ 假设你的银行帐户里有一百万，你准备如何过？’我的答案是，有钱配备的单生生活，该更惬意！
冗长的折磨
“我本以为，自己的生活正朝着美妙的方向挺进。我的婚姻幸福很美满，有一个小孩，还有一份我喜欢的事业。孰料一年后，我失去了孩子、丈夫和工作，一切都得重新来过，感觉上就好像有人把我挑选出来，然后抛到火星上一样。我的整个生活、所有的梦想都完结了。”
“早晚，你自以为是的生活都会发生剧烈变动。撑过关键时期，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经验。”
大部份人结婚时真的都相信，这是一生一世的事。然而，只要瞄一眼今天的离婚率，我们就可以知道，要维持“婚姻梦想”已越来越困难，要求婚姻维持一辈子的社会压力也正在逐渐消失。许多生活美满的已婚女性突然发现自己被丈夫以“不公平的理由中途赶下车”，多年的婚姻嘎然终止，这跟遭受天灾人祸的受害人没有两样。她们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似地全然不晓得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像一部叫《未婚女性》的电影片中的女主角在人生驿站突然受阻时惊呼：
“蠢老公出公差去了一次济南，不料却坠人情网。”
说话的女性对着沉浸在迷惑、自我怀疑与悲痛中捡拾人生碎片的自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