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新现实主义经典之作
周永铭
我们知道丹麦的现代工业发达、农业先进，也知道丹麦闻名全球的诗人与童话大师安徒生，还知道那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批评大师布兰代斯，其他作家也许就知道得比较少了。
其实，丹麦的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厚，近代以来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不断涌现，本世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就有三位。本书介绍的亨利克·彭托皮丹(1857—1943)，与他的同胞卡尔·吉勒鲁普在1917年最先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金。吉勒鲁普以德文写出的《磨坊血案》等代表作，本丛书作过译介。这里推出的彭托皮丹则是以丹麦文写作的又一位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19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在丹麦取得突破性进展，丹麦文坛涌现出一批围绕社会和经济问题进行写作的作家，亨利克·彭托皮丹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亨利克·彭托皮丹1857年7月24日出生于日德兰半岛弗里德利西亚的一个牧师家庭，在拉诺斯市度过童年时期。1873年于当地的文法学校毕业后，来到哥本哈根的工程技术学院学习。1876年夏天，他在瑞士旅游途中写下《恋家》这部处女作，并萌发出从事文学创作的欲望。1879年彭托皮丹因对学校的教学与管理不满而中断学业，前往其兄开办的人民高等学校任自然课教师，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同年他写作的《教会后裔》因内容冒犯教会而被退稿，然而文学创作中的首次挫折未能阻止他的创作热情。1880年服完兵役后，他继续从事写作，《折断的翅膀》终于在1881年发表。1883年他放弃教学，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在这些作品中，彭托皮丹根据自己农村生活的切身体验，对现实生活中的虚伪和不道德进行抨击，对艾斯特罗普政府时期左翼崇尚空谈的做法作了批评，同时也对乡间生活中的丹麦农民自我陶醉的浪漫主义进行了善意的讽刺。
从90年代开始，彭托皮丹在继续短篇小说创作的同时，在前后26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三部长篇小说《希望之乡》(1891—1895)、《幸运儿彼尔》（1898—1904）和《死亡王国》(1912—1916)，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丹麦社会发生的全面深刻变化为背景，生动地描写了当时丹麦各阶层人物的心态，提出了宗教、道德、哲学、艺术及丹麦与欧洲大国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其中，尤以自传体小说《幸运儿彼尔》最为成功地反映出丹麦社会在世纪之交所经历的深刻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变革，勾画出丹麦完整的图像。
彭托皮丹所处的年代正值丹麦国运不昌、国力削弱。18世纪下半叶以后，在欧洲大国纷争中，丹麦先是与俄国结盟，结果招致英国于1801年对丹麦不宣而战，哥本哈根被轰炸，丹麦海军也于1807年被英舰队全部击沉于锚地。丹麦转而同法国结盟与英对抗，在拿破仑一世失败后，丹麦被迫将挪威割让给瑞典。1864年，丹麦宣布将日德兰南部丹德边境地区的石益苏勒格并入丹麦，导致普鲁士、奥地利联合出兵对丹麦发动战争，丹麦战败后被迫签署《维也纳合约》，将石益苏勒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州割让给普、奥，丹麦版图随之减少到历史上最小的地步。与此同时，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丹麦立宪议会于1848年颁布宪法，废除君主专制政体，改行君主立宪。至19世纪末，丹麦工业迅速发展，农村的村社制为合作社制所取代，农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农牧业生产取得长足进步。政治、经济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方法和宗教观念产生了强烈的冲击，彭托皮丹的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
当时丹麦著名文艺评论家布兰代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1872—1890）一书中，敏锐地批评了丹麦文学没有跟上欧洲形势的发展而拘泥于旧日的浪漫主义，出现脱离实际的倾向，局限性越来越大。他提倡现实主义夫人创作方法，主张“文学应从实际生活中来，应当研究现实生活”，“把问题提出来进行讨论”。同时，他还抨击丹麦贫弱、暗淡的现实，认为丹麦比欧洲各国要落后40年，呼吁在丹麦开展一场“精神革命”。 彭托皮丹以他的长篇名作《幸运儿彼尔》积极支持布兰代斯的激进主张，并以布兰代斯为原型，塑造了激进的革命领袖纳坦博士的形象。
小说主人公彼尔出身于牧师世家，自幼便与家庭格格不入，随着年龄增大，他的叛逆性格愈发明显。他不能忍受以祈祷开始和结束一天的生活，更不接受严厉的牧师父亲和病弱的虔诚的母亲引用《圣经》的教诲。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他终于得以离开家前往哥本哈根的工程技术学院学习，而他的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世代以从事神职为荣的家庭的挑战。然而他很快便对学院陈旧过时的教学内容与方法不满，私下着手进行改造日德兰半岛运河系统的设计。犹太人伊万·萨洛蒙同情并支持彼尔的工作，彼尔在与这位大批发商的儿子的交往中爱上了他的妹妹娅柯布，希望通过与萨洛蒙家庭的联姻实现自己的计划。在萨洛蒙一家的支持下，彼尔出国深造。然而，家庭的阴影仍在伴随着他，得悉父亲病危，他立即从国外赶回家乡为父亲送终。因为不愿意与操纵市场经济的股票经纪人同流合污，彼尔的工程设计未能实
现。同时，因为世界观方面的深刻分歧，彼尔结束了同娅柯布的恋爱关系。在伴送父亲灵柩回故乡的途中，彼尔再次折服在基督教的教义下。在日德兰半岛宫廷狩猎总管庄园做客期间，彼尔结识了布洛姆贝格牧师的女儿英厄，他们相爱并组成家庭，生儿育女。但是事业的挫折使彼尔的精神始终处于忧郁之中，彼尔不愿意因此影响英厄和子女们的生活，他只身一人来到荒凉的西海岸工作，在孤独中找到了生活的真谛，并在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幸运儿彼尔》浸透着对基督教社会黑暗面的批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反对以宗教愚弄人民的思想。彼尔的牧师父亲为人古板，思想守旧，蔑视世俗的幸福，与镇上人格格不入。在家里，他行为专断，对子女们缺少亲情，生活方式多年不变，气氛令人窒息。后来成为彼尔的岳父的布洛姆贝格牧师，表面看去作风开明，能够接受并容忍新生事物，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自己的父亲年老多病，他却不给予任何照顾；为给自己更换马车，便放风说因为收入太少想调走，让教区的教民们凑钱为他买车，而他连声谢谢都不说；为了让自己的未来女婿的降低地下水位的计划为教民们所接受，他利用布道的机会进行宣传， 而对因为困难找上门来的信徒，他却以为他们祈祷的空话把他们打发走。实际上，他只是个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别人如何议论上帝他并不在乎，而如何看待他才是最重要的。当彼尔在宫廷狩猎总管夫人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以后，他曾试图影响他的恋人娅柯布，而娅柯布在复信中历数基督教所犯下的罪恶后，要求基督教会对着众人下跪承认自己的所有罪行，表现了作者对基督教会的憎恶。
《幸运儿彼尔》对那个时代丹麦人气质中的落后面提出了批评。书中引用纳坦博士的文章，说在欧洲国家大步前进的同时，丹麦人，特别是丹麦的农民仍然自满自得，丹麦国内生活停滞不前，一切照旧不变，令人以为是到了个昏睡的国度。艺术家们崇尚空谈，画家弗瑞乔夫和诗人保尔·贝格都沉迷于对美的追求中，全然不懂实际生活需要能够实际行动的人。就连被年轻人视为精神领袖的纳坦博士，对科学的进步也知之甚少。书中多次引用猪倌和山精的故事，说他们虽然坐在王家的宴会桌旁，可是心里想的还是自家的饭菜；虽然向往阳光，可是一见阳光便又缩回到地下的洞穴中。年轻时的彼尔，虽然也有改造山河的雄心壮志，但在屡遭挫折后，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以一个公路检查员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幸运儿彼尔》对社会的不公正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记者杜林本来不学无术，但因卖身投靠实权人物便平步青云，最后居然当上国会议员。操纵股市的金融投机商本哈特为了击败对手，想利用彼尔的工程设计为自己服务，而他的目的一旦不能得逞便把彼尔一脚踢开。放高利贷的森诺高对借出的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而不管借钱人的死活。那些原本支持彼尔工程的高官显贵们，一旦听说彼尔解除了同富商萨洛蒙女儿的婚事，便马上转变态度，对彼尔的要求再也不睬不理。更不用说那些生活在工业区的贫困孩子，他们营养不良，衣衫褴褛，在家里无人照顾，走在街上还要受到警察的白眼。与此同时，书中还描写了居住在尼博德的老水手长夫妇这样心地善良的普通人。他们热爱生活，乐于助人，在彼尔身处困境的日子里，是他们的关心帮助使彼尔渡过了难关。
《幸运儿彼尔》着墨最多的女性形象是彼尔的恋人娅柯布。她虽然体弱多病，但思想坚定，性格鲜明，爱憎分明，博学多才，从不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她让彼尔认识到工程技术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力图帮助彼尔克服自身固有的缺点。对社会不公正的强烈不满和对宗教束缚人性的反抗把她和彼尔的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彼尔皈依基督教最终导致了他们爱情的破裂。但是在彼尔的心目中，娅柯布一直是他深爱的女人。彼尔在遗嘱中决定，把他一生积攒的所有存款都捐赠给娅柯布创办的贫民子弟学校，以此表达他对娅柯布的事业的支持。
《幸运儿彼尔》是一幅时代的画卷，是丹麦由农业向工业化转变时期社会风情民俗的生动写照。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比较，作者对上一个世纪之交丹麦社会、政治、文化和宗教状况的观察和描绘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小说观照的不仅有哥本哈根的都市生活，也有日德兰半岛的农民庄园；不仅有上流社会的家庭宴会，也有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聚。既有工商巨贾，也有画家诗人；既有虔诚信徒，也有百姓平民。作者通过书中人物之口提出的有关宗教与道德、生活与爱情等问题，今天也仍然是人们常常讨论的话题。而在丹麦与欧洲大国，特别是与德国的关系方面，丹麦在二战期间受到纳粹德国的占领证明了作者预见的正确。
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总有其内在的延续性。当我们即将送别旧世纪、迎来新世纪曙光的时候，读一读近百年前的这部名著，看一看前一个世纪之交的丹麦社会面貌，我想不会没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