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四年多了。这些年，每当想起浩然，我总忘不了他那双浓眉大眼里透出的目光。那是一双对农村、对农民、对农村文学作者充满深情的目光。
浩然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农民作家。他出生于河北农村，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姐姐长大，只上过一年私塾、三年半小学。凭着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发表了一千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出版了七十多本文学书籍，《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长篇巨著蜚声海内外。浩然先生曾经担任中共十大党代表和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9月，成为文学界唯一参加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代表。“文革”期间的特殊经历，使他成为了那段特殊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中期，浩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他凭着崇高的人格证实了自己虽然成为“文革”中“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中那个大红大紫的作家，但没有整过人，做过坏事。经过一度沉寂后，浩然先生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以一部反映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长篇小说《苍生》再一次震动文坛。他的作品先后在日本、法国、美国、德国翻译出版，许多国家均有专门研究浩然的专家学者，浩然成为国内外公认的新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作家之一。
浩然先生的一生，对农村和农民怀着极其深厚的感情。他高举“写农民，给农民写”的旗帜，终生为农民写作。他忘不了京郊大地将他哺育长大，他忘不了共产党把他培养成才。他的作品，无论鸿篇巨制还是短篇小品，总是书写着对农村的爱，对农民的情，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感恩。在他留下的一千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写农村生活，以农民为主要读者对象的作品。
浩然先生对农村的热爱，体现在他对农民朴实的情感上。他常常向人讲起小时候在饥饿的夜晚把一碗地瓜面粥节省给他吃的农民兄弟。六十年代初他到山东昌乐农村体验生活，离开时把身上仅有的三元钱留给一位农村妇女，靠这三元钱治好了她的病。1990年2月，浩然先生的长篇小说《苍生》获奖后，他把一千五百元的奖金捐给了河北省三河市敬老院的孤寡老人，为他们做棉衣、买收音机。2001年，六十九岁的浩然拿出三千元稿费资助三河段甲岭山区七十一岁的老农民李纲出书……
浩然先生对农村的感情，还集中体现在他的“农村文艺绿化工程”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为回报有恩于他的京郊和冀东的父老乡亲，扶植农村文学作者。担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的浩然，毅然停止小说创作，放弃大城市优裕的生活条件，到河北省三河市（县级市）实施他的“农村文艺绿化工程”。他高举文艺绿化大旗，建文联，办刊物，辅导农村作者，筹措资金，为无力出书的农村作者出版作品集。他将他的长篇小说《苍生》获得的第二笔奖金捐给三河市文联作为办刊经费。将自己的住处取名为“泥土巢”，在院子里种上农作物，在书房里接待一个个前来求教的农村作者。为寻找一位有创作潜力的农村作者，他拖着病体奔波田间地头；为出版一位已经去世的农村作者的作品集，他不惜放下身份亲自向企业求援；为发表一位农村作者的作品，他不怕引来非议；为一位农村作者早日加入作家协会，他不惜得罪同仁。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三套北京泥土文学丛书、四辑文艺绿化丛书得以出版发行，星竹、柴福善、张爽、王继东、陈利争、朱立弘、张桂茹、曾嘉楷等一大批农村业余文学作者脱颖而出。
我和浩然先生是1996年7月20日经柴福善介绍认识的，那时我刚从四川洪雅林场借调到《中国林业报》社。在那个烈日炎炎的上午，当浩然先生听说我来自四川农村后，就文学、生活、创作等相关问题，和我谈了许多。这以后，我又分别于1996年9月15日、1997年11月1日、1998年7月29日和1999年11月26日去看望了他。有时是自己去，有时是带着笔友和同事去，有时是带着工作任务去。每次去，不管多忙，他都要放下手里的工作，热情地接待。如果有报社交给的工作任务，他总是尽量给予满足。临别签名赠书，送出大门，挥手告别，直到看不见人影。1998年秋天，我准备出本散文集，想请他作序，但看到他的身体明显衰老，鼓了几次勇气才斗胆提出请求，不料他爽快答应下来。序写好后，发表在1999年春季的《苍生文学》杂志上，并将原稿寄给了我。可惜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该书未能出版，每当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十分歉疚。
2004年4月，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邀请我回北京帮助组织“关注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著名作家座谈会”，原想抽出时间去看望因脑血栓再度复发一直处于深度脑昏迷状态的浩然先生，不料时间太紧，未能成行，岂料成为终生遗憾。2008年2月20日凌晨23分，一代名家浩然先生因病离世，享年七十六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怀念浩然先生的时候，我总是想起这两句著名的诗句。想起这两句诗句，我就觉得浩然先生没有离开我们，而是化成了一抹新绿，绿在他眷恋的田野，绿在我们这些农村文学作者的心田……
2012年3月15日于雅安
原载《农民日报》2012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