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来的隋炀帝杨广即将为我们展现出的种种令人争议的政治举措面前，我们同样不准备采用这种懒人思维和强盗逻辑。
我们情愿采用一种更合乎常识，或许也是更合乎理性的办法。
那就是——就事论事。
废太子杨勇被囚禁在东宫一片荒凉残破的院落内，由新太子杨广负责严密看管。杨勇在这种骤然失去一切，甚至连最起码的自由都完全丧失的环境中度日如年。他经常呆呆地站在落满积雪的院子里，向着皇帝所在的方向长久地引颈而望并且喃喃自语。最后杨勇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终于一次又一次地向杨广提出请求。
他请求晋见天子，当面陈述自己的冤屈。
可想而知，废太子的所有请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新太子的断然拒绝。
杨勇绝望了。
开皇二十年冬天最后的那些日子，东宫的下人们时常可以听见形同废弃的后院里莫名其妙地传出一些凄厉的呼喊。那些呼喊一声长一声短、飘飘忽忽、时有时无，并且混合在呜咽的北风中日夜飘荡，让东宫的下人们个个觉得毛骨悚然。
好奇的下人忍不住偷偷跑到后院窥视，眼前的那一幕更是让他们目瞪口呆。
披头散发的废太子爬在院子里唯一一棵掉光了枝丫的老槐树上。他抻长脖颈，头朝着皇宫的方向，那些凄厉而含混的呼喊就是从他那嘶哑的喉咙中发出来的。
没人有兴趣去听他究竟喊了些什么。
只有杨广听得很清楚。
他听见这个废人在喊：父皇——我冤——父皇——我冤……
很快隋文帝杨坚就收到了太子杨广呈上的奏报。
奏报中说：废太子杨勇疯了，而且据估计没有痊愈的可能。
那一年，已届耳顺之年的皇帝杨坚无意中总是会朝东宫上方的天空投去含义不明的一瞥。
没有人知道他是否在想念那个日夜在北风中呼喊的儿子。
当然也就没人知道他眼中是否曾经闪动过一抹苍老的泪光。
五、“妖魔化”的背后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无疑是杨广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年份。
这一年七月十三日，隋文帝杨坚崩逝于仁寿宫的大宝殿，终年六十四岁。大隋帝国的最高权杖终于如愿以偿地落到了杨广手上。
这一年杨广三十六岁。十几年的刻苦修行终于为他换来了人世间最辉煌的报偿。
然而，关于隋文帝之死，其时的长安坊间以及后世的诸多史籍却有很多对杨广不利的传闻和记载。这些传闻和记载把杨坚之死描述得既可疑又神秘，其目的无非是向人们暗示：隋文帝并非寿终正寝，而是死于一场政治阴谋。或者说——是死于一场不为外人所知的宫廷政变。而杨广正是这场政变的主谋。
真相到底如何?让我们来看看历代官修正史对于杨坚之死是怎样记载的：
正月二十七日，杨坚抵达仁寿宫。
正月二十八日，杨坚下诏，将朝廷的财政、赏赐之权以及一切大小事务全部交给太子杨广。
四月，杨坚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六月，朝廷宣布大赦天下。
七月初十，杨坚病势突然转沉，紧急召见文武百官。弥留中的杨坚躺在病榻上，用尽最后的力气和他的大臣们一一握手话别。场面无比伤感，君臣皆欷歔不已。
七月十三日，杨坚死亡。
上面这些文字见于《隋书·高祖纪》和《资治通鉴·隋纪》。如果史书的记载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认定：隋文帝杨坚死得极为从容和安详。对于把江山交给太子杨广，老皇帝不但没有后悔，而且是带着放心满意的心情撒手西归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他临终前肯定跟百官们说了许多“尽心尽力辅佐太子、不要辜负朕之所托”之类的话。
对此，《隋书·何稠传》中记载的两个细节可资佐证：差不多在杨坚与百官话别的那一天前后，他又召见了自己晚年亲信的大臣何稠，命他负责自己身后的殡葬事宜；随后又召见太子，用手摩挲着杨广的脖子，说： “何稠此人做事很用心，我已经把后事托付给了他，行事应当和他商量。”(上因揽太子颈谓日： “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托付后事”的细节充分表明临终前的杨坚不但头脑清醒，而且心境平和； “揽太子颈”的细节则更加有力地证明：杨坚的爱子之情仍然不减于往日；换句话说，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这个帝国的接班人充满了信心和期望。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上述文字只不过是杨坚之死的故事梗概和版本之一。《隋书》的主编魏徵及作者颜师古、孔颍达等人又在《隋书·杨素传》和《隋书·后妃列传》中给出了另一个非常详细而且充满了暗示意味的版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隋纪》基本上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这个版本。
于是，一个绘声绘色、极富香艳色彩也极富阴谋色彩的故事就此呈现在世人面前：
首先在这个故事中闪亮登场的是一个女人——个据说是天生聪慧、美丽绝伦的女人。这个女人本是陈朝的一位公主、陈宣帝的女儿，陈朝灭后被纳入隋朝后宫，渐获杨坚宠幸。独孤皇后死后，陈氏“进位为贵人，专房擅宠，主断内事，六宫莫与为比。”
杨坚患病后，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朝廷重臣立刻赶赴仁寿宫，组成了临时内阁。同时太子杨广也奉命入住大宝殿侍奉皇帝。杨广眼见父皇的病势一天天沉重，料定他时日无多，决定早做防备，于是写密信给杨素，向他询问朝廷和百官的情况，并命他做出相应部署，防止朝廷在国丧期间出现动乱。杨素按太子的要求回复了一封密函。不料送信的宫人却误把信送到了皇帝手上。杨坚见信勃然大怒。他还没死，太子和宰相就已经暗中联手在左右帝国政局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无异于谋逆啊!
杨坚正在气头上，忽然看见他最宠爱的妃子陈氏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杨坚质问她出了什么事，陈氏流着眼泪说： “太子无礼!”然后哀哀戚戚地告诉皇帝，说她早晨如厕时无意中遇见了太子，而太子欲强行非礼她，她拼命抗拒才逃了回来。杨坚一听，犹如五雷轰顶。他断然没有料到这位温良恭俭的太子到头来居然是个衣冠禽兽!杨坚躺在御榻上，用力拍打着床板大骂 “这个畜生怎么可以托付国家大事?独孤氏误了我，独孤氏误了我啊!”
痛定思痛之后，杨坚急召柳述和元岩入内，说： “传召我儿。”柳述等人刚准备去传唤太子，忽然听见皇帝加了一句： “是传杨勇!”柳述和元岩面面相觑，顿时明白了什么，连忙入阁撰写复召杨勇的诏书。杨素听说此事，立刻报告杨广。杨广随即矫诏将柳述和元岩逮捕，关进了大理狱；然后紧急调动东宫军队进驻仁寿宫，命左庶子宇文述等人控制宫禁出入，命右庶子张衡进入皇帝寝殿，将侍奉皇帝的所有宫女和宦官全部逐出，关在别殿。
当天，仁寿宫就传出了皇帝驾崩的消息。
由于太子在皇帝死前的那一番异常举动，使得朝廷内外对皇帝之死的真相议论纷纷。
陈氏和后宫嫔妃听到皇帝宾天的消息，顿时隍惶不安。当天午后，太子使臣带着一个金匣子来见陈氏，说要将这个匣子赐给夫人。匣子上有一张字条，上面有太子杨广的亲笔签名。陈氏以为里面是毒药，大为恐惧，一直不敢打开。使者一再催促，陈氏只好战战兢兢地打开匣子。
让她感到意外的是，匣子里的东西不是毒药，而是几个精致的同心结。
陈氏身边的宫女们又惊又喜，互相说： “这回好了，可免一死了。”
可陈氏却一脸不悦，背过身去不肯答谢。宫女们一起逼迫她，陈氏才勉强向使者拜了一拜。
当天晚上，太子杨广就带着一种得意洋洋的表情堂而皇之地走进了陈夫人的寝室……
故事的结局是：杨广把他父亲的这位爱妃、相当于是他后母的陈夫人奸污了。
《隋书》记载这则“香艳”与“阴谋”故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把杨广塑造成一个继“夺嫡”之后又“弑父”、“奸母”、“篡位”的无耻小人、一个禽兽不如的流氓恶棍!
简言之，就是要把杨广“妖魔化”。
然而，当我们对史籍进行更为深入的考查和比对后，我们就会不无遗憾地发现一这个“妖魔化”故事存在着太多逻辑上的漏洞和硬伤。
第一：不合常理。
在杨坚之死的“简易版”中我们看见， “百官话别”、 “托付后事”和“揽太子颈”这三个充分表明杨坚父子和睦的关键性细节都是发生在七月初十这一天或者之后的，而此时无论是杨广还是杨坚本人都已经知道他时日无多，事实上杨坚也的确是在三天后就死了。可见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时刻。对于杨广来讲，虽然他距离帝座只剩下最后一小步，但恰恰是这一小步，往往是最危险，也是最艰难的，稍有不慎就会功亏一篑、满盘皆输。在此情况下，像杨广这么一个善于隐忍并具有高度自制力的人，肯定会比平时表现得更为谨小慎微，甚至会在百官面前亲自为父亲端茶送水、亲尝药石。这才符合他的一贯性格和处事原则。可“香艳版”中的杨广却在明知道属于父亲的一切很快就将被自己全盘继承的情况下，一反常态地做出了对他自己最不利的举动——丧心病狂地去非礼陈夫人。
试问，这个一向以精明和谨慎著称的杨广，会因为一个女人而宁可用一场危险的政变来夺取本来已经唾手可得的帝位吗?
很显然，这不符合常理。
第二：自相矛盾。
不但杨广在这个“香艳版”中的表现不合常理，就连这个陈夫人的前后表现也是极度自相矛盾。据《隋书·后妃列传》记载，陈氏被纳入隋朝后宫为嫔，由于“独孤皇后性妒，后宫罕得进御，唯陈氏有宠，”当时， “晋王广之在藩也，阴有夺宗之计，”所以“规为内助，每致礼焉。进金蛇、金驼等物，以取媚于陈氏。皇太子废立之际，颇有力焉。”
这就是说，早在杨广还是晋王的时候，这个陈夫人就已经利用皇帝对她的“独宠”，暗中收受杨广的重金贿赂，从而“有力”地支持了杨广的夺嫡行动。可见，陈氏与杨广的关系早已非同寻常。即便他们不是情人关系，起码也是一对政治同盟。换句话说，他们很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其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既然如此，杨广为何早不非礼、晚不非礼，偏偏要在皇帝病重、人心不安、朝野瞩目的特殊时刻，去非礼这个夺嫡时的政治盟友陈夫人呢?退一步说，即便杨广真的丧心病狂到如此地步，可这个陈氏既然敢在隋文帝还独掌大权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帮助杨广夺嫡，却为何在皇帝已经病危、大权其实已落入杨广手中的时候，反而拒绝杨广的示爱、拒绝自己后半生的政治靠山和荣华富贵呢? 答案是：陈氏不可能这么做。 所以我们可以据此断定：《隋书》在“香艳版”故事中对陈氏的前后记载完全是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
第三：张冠李戴。
关于杨广的这个“香艳版”篡位故事为何会如此逻辑混乱、漏洞百出呢?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因为《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最早“创作”出这个故事的人其实是隋末唐初一个名叫赵毅的人，《隋书》的记载正是直接取材于赵毅所著的野史——《大业略记》。
这本书的史料来源其实并不可靠，大多是当时民间流行的一些杂谈、逸事和传说。众所周知，隋末唐初的百姓对“暴君”杨广可谓恨之入骨，所以赵毅很可能正是怀着同样的心情、出于批判杨广的考虑，才根据民间传说创作出了这个故事。而《隋书》的编撰者魏徵等人作为新朝大唐的臣子，当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批判旧王朝、诋毁旧统治者的机会，所以经过加工处理后，将这个故事收录进了官修正史。
可就在他们加工处理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张冠李戴”的错误。
让我们先来看看《大业略记》中的记载：高祖在仁寿宫，病甚，炀帝侍疾，而高祖美人尤嬖幸者，惟陈、蔡而已。帝(杨广)乃召蔡于别室，既还，面伤而发乱，高祖问之，蔡泣日：“皇太子为非礼。”高祖大怒，嗜指出血，召兵部尚书柳述、黄门侍郎元岩等令发诏追废人勇，即令废立。帝(杨广)事迫，召左仆射杨素、左庶子张衡进毒药。帝(杨广)简骁健宫奴三十人皆服妇人之服，衣下置杖，立于门巷，以为之卫。素等既入，而高祖暴崩。
很显然，在赵毅的记载中，杨广非礼的对象是隋文帝的另一个宠妃：蔡氏，而不是《隋书》所说的陈氏。
《隋书》为何如此“张冠李戴”的原因，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隋书》中这个“香艳版”的篡位故事，纯粹是在野史的基础上加工处理的结果。也许正因为取材于野史，所以《隋书》编撰者才不敢贸然把赵毅在“非礼事件”之后极力描述的那个“进毒药”致“高祖暴崩”的情节收进宫史。因为并没有过硬的证据支持“杨广弑父”的情节，所以魏徵等人只能在《隋书》中采取暗示手法。
假使大唐的开国君臣早已掌握了“杨广弑父”的证据，那他们肯定会在起兵推翻隋朝的时候大张旗鼓地昭告天下，怎么可能把这个攻击隋炀帝的有力武器一直藏着掖着，直到时过境迁之后才在修撰《隋书》的时候语焉不详地进行暗示呢?
关于杨广的“妖魔化”故事就这么在历史的记载中流传了下来。千百年来杨广在无数世人的心目中始终是一副面目狰狞、张牙舞爪的形象。这个既可怖又丑陋的杨广几乎成了乱臣贼子、凶悖之徒、暴君、独夫的代名词。
不过公元604年的杨广当然意识不到这一切。
这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杨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大隋帝国的皇帝宝座。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地俯视着这片美丽的江山和匍匐在他脚下的万千子民。他仿佛看见压抑在心中多年的壮志、激情和梦想正源源不断地喷薄而出，化成一片彪炳日月、照耀千古的煌煌帝业……
六、恶之花：历史的吊诡
杨广登基之后，第一时间命杨约缢杀了废太子杨勇。此举让杨广五弟、汉王杨谅顿生唇亡齿寒之感。八月，时任并州总管的杨谅断然起兵，兵锋直指京师。杨广命杨素发兵数万前往征讨，不到两个月便迅速将其击溃。杨谅请降，被废为庶民，最后幽禁而死。
至此，杨广四个同父同母的兄弟已经有三个死于非命，均未能得享天年。
当年，隋文帝杨坚曾经不无自豪地对群臣说： “前朝的天子们，大多沉溺情欲、宠幸姬妾，致使嫡子与庶子为了继承权而争斗不止，所以才有废立太子之事，甚至导致国家危亡。朕别无姬妾，五子乃一母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骨肉手足!所以朕从没有这方面的忧虑。”
然而，就是这五个“真正的骨肉手足”，却上演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悲剧。其中，长子杨勇和五子杨谅死于杨广之手；而三子秦王杨俊则在较早前被杨坚罢官勒归私邸，最后抑郁而终；四子蜀王杨秀也是被杨坚废为庶民，后遭终生禁锢，一直苟活到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继杨广之后被宇文化及所杀。
这样的结局对于当年那个因“五子同母”而引以为傲的杨坚来讲，无疑是一个绝妙而无情的讽刺。
杨广即位三个月后，他平灭陈朝时从江南掳回的后主陈叔宝也在一片凄凉中无疾而终了。
杨广决定替他做件好事。
虽然已经亡国了，可毕竟是一代帝王嘛，死后总要有一个谥号才好。杨广认认真真地翻阅了好几遍《逸周书·谥法解》，左看右看，思前想后，最终挑了一个字：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