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不说，他显然不具备张北彤那种对刀的理解。
据说断指的“墨镜老大”上面还有“老老大”或“老大大”，朝阳公园门口围着我的那五个人外加三把刀就是“老大的老大”的回礼。我正是浑不吝的年纪，一根甩棍加左臂扛的一刀就创造出轻、重伤各一以及两轻微伤的实战械斗记录。跑了的那个把三把刀全拿走了，所以这事有点儿不好说清楚。后来，有人说我被调到预审的安排是小人趁机使坏，也有传言说是局领导为了保护我，转移那群亡命之徒的注意力。不管怎么说，我应当感谢那次人事安排，否则我不可能有机会遇到雪晶，组建家庭。
在预审工作的最后一年，我审了个非法销售管制刀具的案子。嫌疑人宽肩阔背，仪表堂堂，马尾辫和络腮胡看起来颇有几分夕阳武士的味道。张北彤性情直爽，谈吐不凡——当然，外形上的好感并不会取代我对司法制度的虔诚信仰——直到第二天，我在法制处办公室见到一个穿着一身黑的男人在跟处长喝茶……
经领导介绍，我认识了来给张北彤办理取保候审的律师，也就是彬。
再后来，成为好友，认了干爹，帮忙调动，工作室，咖啡厅……再再后来，当初的预审员、嫌疑人、律师以及他的法医师同学就经常坐在一起打桥牌了。
虽然张北彤只给出个大海捞针般的范围，不过能固定查找凶器的方向，着实让我蹲在墙角乐了好半天……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凶手正在享受这把利器为自己带来的便捷与快意——就在我们几个悠闲地围坐在“指纹”的沙发座里，置身事外地探讨着一把折刀的形、款、色、价，同时免费消耗了若干雪茄、咖啡、醇酒以及饭后甜点的时候。
否则，我是决计笑不出来的。
隔日，一月十三日，星期六。
下午，来自重庆的张妍乘坐公交车到紫竹桥，步行至桥东北侧的一家个体小发廊接班。打开屋门后，二十六岁的老乡许春楠近乎****的尸体就绑在门厅正中央的一根晾衣竿上。按最先抵达现场的曹伐自以为诙谐的说法就是：“烤乳猪跳钢管舞，你见过么？”
被害人只着内衣裤，四肢以晾衣竿为轴，用电线一起捆在身后，头朝下，面朝门。晾衣竿是凶手“就地取材”后现立在屋子里的，上端用房顶吊灯的线拴牢，下端则插在一个原本栽种万年青的大花盆里。
我是随后赶到现场的探员之一。还没进胡同，就看见第一次出现场的姜澜手扶着墙，边哭边吐。曹伐举着瓶矿泉水追了出来，顺便用一副欠抽的嘴脸向我简要描绘了尸体的情形。
老何站在门外，手套上沾有血迹，不过看得出他是为数不多几个保留了胃中食物的人：“就等你了，看完我好把人拉走。”
技术队的人在门口为我戴上手套和鞋套，又问我要不要口罩。其实我一直在努力适应屋内飘出的混合气味。许春楠倒置的尸体离我只有数米之遥，无神的瞳孔中映衬出一个被恐惧附体的倒影，我不愿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形象，摇摇头走了进去。
“现场原样没动，除了这个。”刘强从里屋走出来，把一个证物袋递给我，“凶手割了她的舌头，塞进去这个。”
仿佛怕被灼伤，我飞快地看了一眼：那是一张火车票。再瞟了瞟：时间是一月十三日，T9特快，下午两点半发车，北京到重庆。
对啊，再过五天，就是春节了。
这个时间，她本该大包小裹地挤在车厢里，用体温呵护着揣藏在内衣里的存款，与身旁其他返乡心切的陌生旅伴畅谈在首都的经历，或是编排自己到家后如何描述这一年来的美好生活。可现在她却了无生气地倒垂在我面前，即便我们能立刻把她解开、放下、运走，她也已经误了火车的班时……
她再没可能踏上回家的路。
“死亡时间是凌晨十二点到一点之间，死因是失血过多，或者是因为舌根处伤口的血呛到气管和肺里，凶手倒置她没准儿就是为了把血控出来，当然，也许纯粹只是欣赏这个姿势。”老何说得很慢，大概是在寻找不会伤害她的措辞，“她死前被折磨了一段时间，可能一到两个小时，我不知道……四根手指骨折，左手腕和右腿骨折，锁骨都凹进去了，趾骨损伤更严重，可见的刀伤有六十一处，致命一刀在咽喉——就是这个将近十公分的横向切口，伤口外翻，还算值得庆幸，我是说，她挨这刀之前就已经失血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