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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公元1939—1945年)(1)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8月15日),是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轴心国(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 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战争中军民共伤亡九千余万人,四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而告终。

二战的爆发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引起的。经济上,一战后德国不甘心《凡尔赛和约》对自己的严惩和限制,依靠美国的扶植,经济再度超越英法;意大利在一战后经济衰落;日本侵略亚洲国家的同时,美英等国禁止向日本输送石油等战略物资,导致日本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美国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出现抛售股票的狂潮,随之而来的是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银行的挤兑风潮,美国经济陷入绝境(史称“黑暗的十月”),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了。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的社会根源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它导致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不断增大。它来势凶猛并持续了四年时间,随即从美国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人们常常用“大萧条”、“大恐慌”来形容这场危机。1929年到1933年期间资本主义世界严重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政治危机,德国和日本建立了法西斯专政,而英、法、美则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帝国主义战争,第二个阶段为反法西斯正义战争。1940年5月,希特勒德国进攻西欧,英法被迫抗击,战争性质改变;1941年6月,苏联的参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性质。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发迹

阿道夫·希特勒,是德国法西斯纳粹党头目,德意志第三帝国元首、政府总理和军队最高统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号战犯。

1889年4月20日晚上6点半,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莱茵河畔的勃劳瑙小镇,父亲是个海关公务员。

1895年,希特勒6岁的时候,父亲阿洛伊斯·希特勒从海关退休,他就进了林嗣西南不远的菲许拉姆村的公立学校。在此后四五年中,希特勒一家在林嗣附近的许多村子里搬来搬去。等到希特勒15岁的时候,已搬了七个地方,换了五所学校。希特勒在兰巴赫附近的本笃派修道院上了两年学,因为他父亲在那附近买了一块田地。希特勒参加了唱诗班,选了唱歌课,他梦想将来做牧师。最后,希特勒一家在林嗣南郊利昂丁定居下来。

11岁时,阿道夫被送到林嗣去上中学。或许是不适应林嗣中学的学习生活,希特勒在林嗣中学里成绩坏得异乎寻常,在没有得到毕业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离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希特勒快满16岁时得了肺病,不得不停学一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姨母家里休养一段时间。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希太尔州立中学。他的最后成绩单(1905年9月16日)上的记分是:德语、化学、物理、几何是“可”,地理和历史是“良”,自由绘画是“优”。由于能够从此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终于喝醉了酒,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酒。

希特勒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师,但是在16岁的时候他已经热衷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它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日耳曼的一切,则都有着强烈的热爱。16岁的希特勒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

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以后,希特勒带了他母亲和别的亲戚给他的一些钱,动身到维也纳去住了两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一生最惨淡的岁月中所停留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维也纳却使他目眩神迷。希特勒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希特勒

有一天,希特勒看到维也纳工人在大街上举行群众示威。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衡量它的成绩。最后他总结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组织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如何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的价值。

第三个原因引起了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肯定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也掺杂着他个人的大量偏见。十年以后,他便充分利用这些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希特勒在维也纳时,只有一个政治领袖——这个除了解在群众基础上建党的必要性之外,也同样了解“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的价值的人就是维也纳市长、基督教社会党的领袖卡尔·卢格博士,他成了希特勒的最有影响的政治导师,尽管两人从来没有碰过面。希特勒一直都把他看成是历代最伟大的日耳曼市长。

尽管年轻的希特勒没有实际参与奥地利的政治生活,但他已经开始在维也纳街头巷尾练习他的演讲术了。他的演讲技巧后来发展成为在两次大战之间德国无人能及的才能,并对他的成功起了惊人的作用。

希特勒在维也纳的经历中,还有一方面的问题是犹太人。他说,在林嗣,犹太人很少。有一次,当希特勒在内城漫步时,突然遇到一个身穿黑色长袍、两鬓留着黑色胡子的怪物。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犹太人吗?因为在林嗣,犹太人不是这等模样的。

希特勒偷偷并谨慎地看着那个人,久久地看着这张奇怪的脸庞,逐一研究这个人的每一个特点,他的头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个日耳曼人吗?在作出回答以前他决定用书本来解决他的疑惑。他埋首阅读反犹书籍,当时这种书籍在维也纳街头非常畅销。然后他就到街头去更加仔细地观察。他一闻到这种穿长袍的人的气味,就感到心中作呕。

接着,他发现“这一‘上帝的选民’的道德污点……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特别是在文化生活方面,有连一个犹太人也牵涉不到的吗?如果你再小心地解剖这种脓疮,你就会发现——像在腐烂的尸体中突然见到亮光而受惊的蛆虫一样——其中有一个犹太鬼”。他说他发现,卖淫和贩卖妇女的事情大部分是犹太人干的。“当第一次,”希特勒后来回忆道,“我认识到犹太人是在这个大城市中的渣滓堆里进行这种令人恶心的罪恶交易的心肠冷酷、恬不知耻、孜孜为利的主使者的时候,我不免感到一阵寒噤。慢慢地,我开始憎恨他们……对我来说,这是我曾经不得不经历的精神上最大震荡的时刻。我不再是个优柔寡断的世界主义者,而成了一个反犹者。”

希特勒至死都要成为一个盲目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他甚至在临死前几小时写的最后遗嘱中还不忘对犹太人作最后一次攻击,说他所发动的战争是他们引起的,现在它断送了他和第三帝国。这种强烈的仇恨情绪后来竟会影响到那么多的德国人,最后导致一场景象那么可怕、规模那么庞大的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极其丑恶的创痕。

1913年春天,希特勒离开维也纳前往德国慕尼黑,在他心中始终藏着一样东西,即对自己不可抑止的信心和深刻、炽热的使命感。

1914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他像千百万人一样被卷了进去。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申请志愿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结果获准。

在前线,希特勒当上了一名通信兵,他表现尚属勇敢,先后得到两枚铁十字勋章,并由列兵升为下士。1918年1月11日,德国战败投降,这对希特勒刺激很大。从此,他决心投身政治活动,来实现自己在战争中没有实现的个人野心。

1919年9月,希特勒奉陆军的指派,去了解慕尼黑的一个政治组织“德国工人党”的情况。9月12日,希特勒在该党的集会上即兴发言,引起了其领导人的注意,于是受邀加入该党,并成为该党的领导者之一,负责宣传工作。此时,他在维也纳锻炼的巧舌如簧的口才得到了充分发挥。

1920年2月,希特勒在德国工人党会议上提出了《二十五点纲领》,反映了其民族沙文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倾向。同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此后,希特勒离开了军队,专门从事党务工作。他为纳粹党组建了纠察队,1921年10月5日又将纠察队改为冲锋队。希特勒采用黑卐字的党旗。

1921年7月,在纳粹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迫使其他委员接受他的要求,修改了党章,推选他为主席,并拥有独裁权力。从此,希特勒就成为纳粹党的“元首”,开始了他的罪恶人生。

国会纵火案

1929年,德国受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经济急剧衰退,阶级矛盾也异常尖锐。希特勒趁此机会展开了疯狂的竞选活动。他向人民许愿,如果他上台,就会使德国重新强大起来,他将单方面废除《凡尔赛和约》,拒绝赔款,重整军备,允许私人企业自由发展,消灭失业现象,使每一个德国人都有面包、工作、房子、车子、票子。结果,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获得640万张选票,在国会中获得107个席位,一跃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党竟获得1 370万张选票,成为全国第一大党,希特勒的同党戈林也被推举为国会议长。

竞选胜利后,希特勒加强了与德国资本家的勾结,不断获得他们的资助。1932年11月,西门子、梯森、沙赫特等大资本家联名上书,要求总统兴登堡“委托”民族运动最大集团的“领袖”希特勒组阁。1933年1月30日,兴登堡召见希特勒,请他出任德国总理并组织政府。

希特勒上台后,首先对共产党和左派势力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并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

1933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柏林朝向国王广场的国会大厦后门附近的国会食堂突然蹿出了火苗,接着,国会官员休息室、国会大厅、议员物品寄存间、议会厅纷纷起火。

国会失火的最先目击者是排字工维尔纳·塔拉。他在国会着火的一刹那看到有个人影在火光中跑动,于是,他马上向一名正朝南侧走的警察报告,但对方没有理睬他。塔拉继续向北跑,终于碰上了一名警察和一名目击者,随即他们向警局报了火警。勃兰登堡凯旋门派出所于21时15分就接到了一名民间人士的失火报告,巡查部长拉泰特带了两名警察立即驱车直奔国会大厦,但半途这名人士溜掉了。几乎与此同时,位于林登街的消防总署接到火警报告,立即命令离国会大厦较近的第六和第七消防队出动。国会大厦附近顿时忙乱起来。

拉泰特巡查部长指挥消防车从五号便门进入国会大厦,这时国会守卫长舒克拉诺维支也来了。进入国会大厦,他们便向起火处跑去。拉泰特在现场发现一块火石,在断定是有人故意纵火之后,便带着一名警察跑出五号便门,去请求增援。

舒克拉诺维支同另一名警察边察看火势边扑火,走到大厦东南部的“俾斯麦厅”。厅里面一人看到警察转身便走,但被警察抓了回来。

“为什么放火?”舒克拉诺维支向那个男人问道。男人情绪激动,脱口道:“这是信号!这是革命的烽火!”一名警察上前搜查男人的裤兜,掏出了传单和护照,传单是德国共产党发行的《阶级斗争》。护照上贴着一张免冠照片,上写:玛丽努斯·范·德·卢贝,1909年1月13日生,荷兰莱登。逮捕卢贝之后,舒克拉诺维支拿到钥匙,打开了二号便门。

救火工作仍在紧张地进行着,在消防队员的奋力扑救下,食堂等处的火势很快被扑灭了,只有议会厅仍是一片火海。21时30分到21时45分,议会厅的火势达到高潮,站在十千米以外可看到从房顶喷出的浓烟和火焰。直到23时,火才完全扑灭。

接到纵火通知后赶来的刑警,在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的指挥下开始了侦查工作。刑警们向国会大厦的守卫、职员和闻声赶来的纳粹党议员询问最后离开国会大厦的是谁,守卫温特答道:“是共产党议员托格勒和凯念。”

温特又被问到他们离开的时间,他答道:“晚上10点。”

三名纳粹党议员提供的证言是:“当天上午,托格勒会见了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共产党议员团室许多人进进出出,很是忙乱。”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身为国会议长和普鲁士内务部长的戈林首先惊慌地赶到国会大厦。10时20分,希特勒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匆忙赶来了。听取汇报和采取初步措施后,10时30分,希特勒在幸免于难的议长室召开了政府首脑会议。希特勒在会上激动地说:“这是共产主义者干的勾当,这是天佑!光耀德国历史的伟大转折到来了!诸位,你们马上就会看到的。”接着,普鲁士邦政府首脑在内务部召开了治安对策会议。会上,政治警察部长鲁道夫·狄尔斯说明了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些情况,紧接着他拿出了一份逮捕名单。然后,警务局长路德维希·格劳埃尔特提出一项旨在扩大侦查权限的法案。

大逮捕全面开始了。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进步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记者遭到当局逮捕。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德国共产党议员团团长托格勒在朋友、律师的陪同下,去柏林警察厅说明情况,谁知他刚到就立即被作为纵火嫌疑犯逮捕,而凯念则流亡到了巴黎。3月3日,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恩斯特·台尔曼也落到警察手里。3月9日,共产国际西欧局负责人、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因饭店侍者赫尔麦的告发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另外两位保共活动家布拉戈伊·波波夫和瓦西里·塔内夫。

1933年9月21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终于在莱比锡开庭了。德国最高检察厅在长达235页的起诉书中以五人为被告,他们分别是范·德·卢贝、德国共产党议员团长托格勒、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格·季米特洛夫、波波夫和塔内夫。该起诉书认为纵火是五名被告秉承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的旨意共同策划的结果,虽然执行者只有卢贝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