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海·伯尔。
七年前，我去拜访一家著名杂志的一个编辑，想给他看一份手稿。我被召见时，把手稿递给了他--那是一个短篇小说--可是他看也没看就把它放到了堆满稿子的写字台上。他让女秘书给我倒了一杯咖啡，自己却喝着水说：我会看您的稿子的，不过要过些时候，也许几个月之后吧。您看到了，这里摊着多少稿子。但是请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吧，这个问题您前面的几个人--今天早上已有七个人到我这里来过了--都没能给我满意的回答：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天才，--我说这话绝无讽刺的意思--而像我这样干事务的人却寥寥无几呢？我很喜欢自己现在办的这份杂志，但是，如果要我重操旧业，我也不会死的。我原是一家剃须刀片厂的广告部主任，当时只是业余写些戏剧评论而已，因为它给我带来了乐趣。您现在有工作吗？干的是什么工作？
眼下我是一个统计局的职员。
您是不是恨这份工作，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呢？
不，我说，我不恨它，也从来不觉得干它是一种屈辱，我靠这份工作养活妻子儿女，尽管这样的生活并不宽裕。
那么您是不是觉得必须带着这些皱巴巴的、字打得很糟糕的手稿东奔西跑，或把它们交给邮局投递，而当它们全部退回来时又重新开始写呢？
是的，我说。
您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求您好好考虑一下，因为这也同时可以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
还从来没人向我提过这个问题。当编辑开始看我的小说时，我思考着。
我……我终于说道，我别无选择。那位编辑从稿纸上抬起头来，扬着眉毛说：这是夸张之词，这句话我曾听一个银行盗窃犯说过。当法官问他为什么要蓄意盗窃并付诸实施时，他回答说：我别无选择。
也许他说得对，我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也正确。
编辑沉默了，他继续读我的小说。这篇稿子的篇幅只有四张打字纸，他用了十分钟的时间阅读。在这当儿，我还在考虑，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答案来回答他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找到。我喝着咖啡，抽了一支烟，同时在心里想，如果我离开这儿，让他一个人读我的小说，也许会更好些。他终于读完了，这时我刚点燃第二支烟。
您的回答使我感到满意，他说，可是您的小说我却不喜欢。您还有别的吗？
有，我说。于是我从随身带在包里的另外五篇稿子里选了一篇短的递给他。您最好让我出去一下吧！我说。
不，他说，您最好留在这儿。
第二篇小说的篇幅还要短，只有三张打字纸，读完它只需要抽一支烟的功夫。这篇小说很好，编辑说，它好得使我难以相信这两篇稿子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可是它们的确，我说，的确都是我写的。这我无法解释，编辑说，事情有点难以置信：第一篇的词藻华丽，是一种宗教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感伤作品，因此特别俗气；而第二篇--在这里我没有丝毫的理由来恭维您--第二篇我却觉得了不起。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吧！
我没法向他解释，我直到今天也没有找到一种解释。事实上我觉得，作家是完全可以拿那个银行盗窃犯来做比较的：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谋划了一次偷盗，在阴森可怖的黑夜里独自一人去撬保险箱，可是他并不知道将获得多少金钱与珠宝，并不清楚即将获得的财物是什么样的东西；他孤注一掷，结果坐了二十年的牢，遭受了驱逐与流放。而作家与诗人，我想，也是以他们每一次新的创作在作孤注一掷的尝试。这就是风险：罪犯可能撬开了一个空的保险箱，可能被逮住，也可能一举获得前所未有的收益。诚然，作家又不同于这样的罪犯：作家有自己的风格，有区别于所有其他人的标志--大师的印记。可是一旦其他人，即他的读者和批评家给他贴上了这种标签，那么，原来的写作模式就会重新出现，因为这时候写作不再是“别无选择”的事情，而纯粹是墨守成规了；当然，这种墨守成规是带着大师的印记的。高明的银行盗窃犯和拳击手都知道，每一次新的偷盗，每一次新的拼搏，都要比前一次更加艰难，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有过闪失，人们对他们已经有所了解；同样，作家想必也有类似的情形，我确信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在他们的书房里挂着同业公会颁发的工匠合格证书。对一个艺术家来说，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唯独一样不会有，那就是退休。“下班”，这是两个伟大的、人道的字眼，值得成为嫉妒的对象，可是艺术家却不熟悉这两个字眼，除非他永远活在某一段时期内“终结了自己的艺术”，并决定承认这个事实；要是那样的话，他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而已，它对我来说不可能是现实。我曾经读过一书评，可惜我无法引证它的作者了，因为我忘了他的名字。他说：一个人怀孕不可能是半吊子的事情，而我则觉得，一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不能当一个半吊子的艺人。
“别无选择”是夸张之词，可我对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还是一直没有找到更好的答案。对于那些创造和接受艺术的人来说，艺术是他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少数几种可能性之一。犹如生老病死很少能成为经验一样，艺术也很少能成为经验。当然，有人生活得很有经验，但是这种生活已经没有生机可言了。有些艺术大师后来也成了纯粹按经验办事的人，这样，他们也就不再是艺术家了，即使他们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承认。一个人不能成为艺术家，并不是由于他干了什么坏事，而是由于他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对所有的风险产生了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