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道可道:晚近中国学人珍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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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品典(2)

王冶秋认为,要读懂《阿Q正传》,至少要读14遍以上:“看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笑的诚份;第三遍,鄙弃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而为一;第九遍,又一一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第十一遍,扩大到全国;第十二遍。甚至到洋人的国上;第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面镜子;第十四遍,也许是报警器。”

曹聚仁说平生读的次数最多的书是《儒林外史》、《庄子》,但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路卜洵的《灰色马》(郑振铎译)。

刘半农推崇清末小说《何典》,还据《何典》人物绘了“鬼脸一班”附在书的扉页。并在画上自注说:“不会画人像,何妨画鬼相,若说画得不像,提他一个来比,看他像也不像。”

季羡林在古典文学中最喜欢《儒林外史》,读了不下十遍。

梁实秋14岁时就喜欢读小说,影响他的第一本书是当时被视为“闲书”的《水浒传》。

梁实秋在《影响我的几本书》一文中列有:《水浒传》、《胡适文存》、《卢梭与浪漫主义》(白璧德)、《隽语与箴言》(叔本华)、《对文明的反叛》(斯陶达)、《六祖坛经》、《英雄与英雄崇拜》(卡莱尔)、《沉思录》(玛克斯·奥瑞利斯)。

梁实秋素喜杜甫《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他在北师大授课期间,多方搜集杜诗各种版本及有关杜甫资料。

周作人读书万卷。他说:“我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

郁达夫说,他的小说得力于《石头记》和《花月痕》;他的诗词得力于《桃花扇》和《燕子笺》;他的散文得力于《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他和西洋文学的接触,最先是受到俄国小说的影响。

郁达夫欣赏黄仲则诗,曾借用其诗句“依旧窥人有燕来”于小说《采石矶》中。后来梁羽生写小说《折戟沉沙录》时,在回目中也用了这诗句。

郁达夫“出卖文章为买书”。他爱黄仲则的书,连对黄仲则挚友左仲甫的“眉批多仲则语”的《念苑斋诗集》,亦颇爱重,“所以出重价买了来”。他常再买或重买一些书,有的“系因版子清晰可爱”,有的是被人借走后未归还,“只好再买一本”。

王玉章为回答《青年界》开辟的“青年可读的书”,称:中学生们如要读国史,应先读亲切有味的《三国志》;如要读《三国志》,必先知其尊魏抑蜀之体例。

宗白华在校读书时,爱读西方哲学,他说:“拿叔本华的眼睛看世界,拿歌德的精神做人。”

徐志摩爱龚自珍诗,在《志摩的诗》的扉页就集了龚自珍的两句诗:“瓶里帖妥炉香定,免我童心二十年。”

杨昌济读明清平话小说甚多,以为“小说为社会之反映”;但其俗恶处有四:势利、残忍、多妻、神怪。

萨孟武自幼爱看小说。在古典小说中,他认为写得最好的共有三部:第一《红楼梦》,第二《西游记》,第三《水浒传》。

王伯祥(钟麒)读小说数百种,以为佳作仅三:施耐庵的《水浒》、《金瓶梅》和曹雪芹的《红楼梦》。此外如《三国演义》文词鄙陋不足称;《西游记》之记事,更如于轮舟中观山水,顷刻即逝,更无复来之时。

郑逸梅自称,对于小说喜欢三部:《花月痕》、《红楼梦》、《三国演义》;而《水浒》、《镜花缘》和《儒林外史》等,都不配胃口。

陆士谔最赞赏的古典小说是《西游记》。他说,《西游记》“全书虽属寓言,而孙悟空赤手空空,应付艰困,具自强不息之精神”。

柯灵读的第-部小说是《西游记》,生字多,词句很多不能了然。他的办法是,看见生字就跳过去,或者假定音义,整句不懂的就把它作为哑谜丢开不管,终于慢慢地看出了味道。

李长之夏天很少读书,可是《水浒》是例外。他说:“看看鲁智深跌脚戏泼皮、武松血溅鸳鸯楼、李逵找不着酒吃,天热也许竟不觉得热,因为:痛快。”而冬天,他却读《红楼梦》。他说:“在炉旁坐着,精神和身体便都感到温暖了。夏天看,就有点腻。”

李长之认为整部《红楼梦》有十六字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转情入色,自色情空。”

牟宗三爱读小说,说《红楼梦》是小乘,《金瓶梅》是大乘,《水浒传》是禅宗。他还喜欢闲谈,曾仿《水浒传》序言说,“人忙乐,莫若于谈,谈有谈的境界,不会谈的,书也读不好。”

沈尹默读《红楼梦》中的诗,常请人用手遮住句中的一个字,然后由他猜该用什么字。当日本学者问谁是他写诗的老师时,他说:“我写诗不曾拜过老师,若说有,那就是曹雪芹了。”

朱德熙青年时爱读《福尔摩斯侦探案》。看完后,自己也编写侦探故事。他为了报考西南联大物理系,曾连续几个月闷头解数学题。他后来说:“没有数学头脑的人,无法研究语言学。”“研究古文字学,就像看《福尔摩斯侦探案》,特别有意思。”

40年代,端木蕻良读《红楼梦》,作七绝咏晴雯:“未到巫山已有情,全留文字想虚名,可怜一应潇湘雨,洒上芙蓉便是卿。”

包天笑爱读《红偻梦》,独对紫鹃评价最高。他说:“在全部《红楼梦》中,我最敬佩的-个人是紫鹃。她是大观园里-个最干净的人儿。”

许姬传9岁开始读《红楼梦》,前后读了十几遍。他说,在所有小说中,对他来说“影响最深、阅读次数最多的还是《红楼梦》”。

语言学家王力主张,读书首先应认真地读书的序言、序文和凡例,因为序里边有很多好东西。

王力看书喜作眉批,认为看一本书如果自己一点意见都没有,可以说是没有好好看;如果好好看,总会有些意见的,所以最好在书上作些眉批。

王力最爱读《红楼梦》,对全书进行了语法分析,将它的语法结构摘录在本子上。

王文兴认为《红楼梦》是一本极美丽的书,也是一本恐怖的书,大观园就如同是一座女性集中营,“一座妇人的千人冢。”

王蒙从小就读《红楼梦》。他说:《红楼梦》对他是唯一的一部永远读不完、永远可以读、从哪里翻开书页都可以读的书;同样,当然也是一部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评不完的书。

40年代,陈毅和许幸之谈话。陈称在中国古典诗人中最喜欢白居易,其次是陶渊明。

罗玉君称青年须读的书有三种:《人间词话》为我国文艺界之珍品;《茵梦湖》在德国文坛的价值,等于我国的《红楼梦》;另一部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

谢冰莹认为有四部译作引导她走向写作,那就是《茶花女》、《茵梦湖》、《罗密欧与朱丽叶》和《少年维特之烦恼》,而其中最令她神往的是《茵梦湖》。

萧一山将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提及的做大事业、大学问的“三种之境界”,比作第一境界是“博”,第二境界是“约”,第三境界是“通”。

应修人爱读《南唐二主词》和李清照《漱王词》,特别是李后主。他非常钦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后主的词是用血写的话。

胡适很推崇王安石,认为“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用‘有为’来替代‘无为’”。王安石的诗,“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是胡适最爱题赠给别人的诗句。

丰子恺常翻阅佛教书籍,他说:“我只能算与佛教恋爱,而不能说是结婚。”

黄炎培49岁读《道德经》,得一结语:“为而不争。”后读《金刚经》,又得一结语:“如石不动。”

黄炎培对《西厢记》也有研究。1952年,印度首任驻华大使潘尼迦任满回国,向他辞别。时潘尼迦翻译《西厢记》为印度文。黄炎培说,俗本《西厢记》增添四节,适为画蛇添足之举。

沈从文第一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五本医书,从中知道鱼刺卡喉时,用猫口涎液可以治愈。他第二次对书发生趣味、得到好处是读《西游记》,培养了他的幻想。他说,使我明白与科学精神相反那一面种种的美丽。第三次看的是部兵书,本来他认为可以世袭云骑尉,但读后有了一个转变,发现自己已没有拘束别人的兴味。沈从文说:“这三种书帮助我,影响我,也就形成我性格的全部。”

罗尔纲写《湘军新志》,引用梅曾亮文。梁方仲看后,认为其中“其符檄下所属吏,递相役使,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非从中复者,虽小吏毫发事,无所奉行”这句话标点有问题,但如何改,却说不出。于是两人同去请教唐钺。唐看了两遍,说:“这个句子所以看起来不很清楚,那是因为在‘书吏一纸揉制若子孙’下用了逗号,如果改用分号就清楚了。”经他指点,果然能解释通了。

宗白华某次讲演中国艺术三境界(写实、传神、妙语)时,最后为说明艺术可以使世界净化、深化,引用了常建的诗《江上琴兴》:“江上调三弦,一弦清一心;泠冷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以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黄金。”

陈垣称顾亭林写《日知录》为随手札记,往往不注明出处、卷数;《日知录》为史源学学习之最佳材料。

张恨水认为,中国章回小说有三个缺点,-是缺少心理的描写,《红楼梦》有一些,但很不够;二是缺少写景,《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雪景写得不错;三是缺少细节。因而他就在自己的创作上作了改革。

张恨水最赞赏《老残游记》,称其无论写人写景,部不肯用套话、滥调,总是熔铸新词作实地描写,从这一点可说是前无古人了。

张恨水喜欢读《木偶奇遇记》。他说,这个故事开头好,通常西方故事开头总是一个皇帝或皇后,然而这里却说是一块木头,这就是动人之笔。

老舍认为在所读的文艺名著里,给他好处最多的是但丁的《神曲》。

夏济安对学生说,中国作家最大的毛病是滥用浪漫热情和感伤的文字。对于毛姆和莫泊桑,他却说:“这两个人的文字对你们会有好影响,他们用字很冷酷。”

林语堂说《秋灯琐忆》“可算《浮生六记》第二”。

柳存仁和林语堂讨论中国旧小说的技巧。林语堂着重指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场面伟大,人物多;二是对话充满个性,描写心理如画。

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神学系研究传道。主教对他说:“你还是不做牧师为好。”因林《圣经》读得越多便越不相信它,且从不预备《圣经》的功课。

陶行知以为《圣经》里有两节很有意思,那就是《新约·马太福音》十八章中的两篇故事:一篇是耶稣说要进天堂,就得重新做小孩子;另一篇是守羊人看放100只羊,忽然有一只不见了,于是撇下了这99只,去寻找那只迷途的羔羊。

顾均正少年时读《圣经》,发现书中多有谈龙处。据他统计,《圣经》“旧约”有22处谈龙,“新约”也有13处。

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出版后,被称为“措词诙谐,不减于《儒林外史》;叙事详尽,不亚于《石头记》”。

周予同读书甚多,但他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始于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说:“我以这部书为机纽,而把握住了数千年的中国文化的形态。”

吕叔湘认为,“读书人”应读三类书,少一类便不能称之为“读书人”。这三类书为:(1)有关自己专业的书;(2)与专业有关的其他门类的书;(3)做一个现代中国人的必读之书。

萧乾读的书可分为几类:甲类是专业上需要的,必须系统地读;乙类是为欣赏而阅的,此类书中,萧特别喜欢湖南出版的《诗苑译林》丛书;丙类书放在厕所里,30年代他就是这么读完张资平的小说;丁类书放在枕畔,此类大都是开本很小的书;己类是工具书。

阿英读书范围甚广,他说对哲学感兴趣,开始还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把我引上哲学的路”。他读了欧洲诸哲学家著作后说,“我最喜欢《近代思想》这一部书,我特别爱好尼釆。”

冯玉祥爱看武侠小说,一半为着看热闹,一半也是靠图多识些字。他说,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

翦伯赞读《资本论》,安排在上午或早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而在深夜读《汉书》,共读了八九遍。

华罗庚爱读武侠小说。他在读了梁羽生的《云海玉弓缘》后对作者说,武侠小说无非就是“成人童话”。

王仲荦18岁时(1930年)因爱李商隐诗,为《西昆酬唱集》笺注,两年完稿;但仍不断修改完善,直到1980年始出版,此时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

茹志鹃家中挂有一帧条幅,上面写着“煮书”两个大字。她说:“书,光看是不行的,看个故事情节,等于囫囵吞枣。应该读。读,就仔细多了,然而读还不够,进而要‘煮’。煮是何等的烂熟、透彻,不是一两遍可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