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8月俞平伯写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年10月朱自清也以同名写了-篇。原来是两人同去的，各写所见，倒为后人留下散文游记两篇，可以一比异同。
陈子展“五四”之后即写日记，到1927年10月已积16册。因感触时局，他愤而焚之，并作诗一首：“日记千言自此休，耻将椽笔写闲愁；腐儒事业一锅面，误送青春到白头。”
张元济1927年在上海曾被“绑票”。他从容自若，竟在盗窟作了十首七绝诗，脱险后将诗稿排印，分送亲友。为此，胡适曾有一诗：“盗窟归来一述奇，塞翁失马未应悲，已看六夜绳床味，换得清新十首诗。”张读后依韵奉和：“世事遭遇未足奇，本来无喜亦无悲，为言六日清闲甚，此是闲中学赋诗。”诗中纠正的一个小小错误，说明《盗窟十诗》非归来所作。
1928年，郁达夫写了小说《二诗人》在《小说月报》发表。文章惹起了王独清和马宗融两诗人的猜忌，四处对人说，“若遇到郁，必痛打他一顿。”吓得郁达夫蛰居沪西小镇半年之久。
郁达夫在福州《华报》宴会上说：“闽中有四美：一温泉、二山水、三少女、四饮食。”
李叔同（弘一法师）出家后，为约三章：“凡有旧友新识来访者，暂缓接见；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罗根泽在河南大学，上堂讲书，下堂编书，数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他认为一段故事、一篇文艺作品、一点哲理或一个问题，由自己整理、讲解明白，是不要代价的极大娱乐。
向恺然（平江不肖生）为穷困潦倒编写《江湖奇侠传》。但当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走红时，他却抑郁无聊地呆在长沙，靠湖南国术馆秘书名义解决生活问题。
谢冰莹在上海时，看了8遍《翠堤春晓》、5遍《魂断蓝桥》。她说：“好的影片我看了永久不会忘记。”
九-八事变后，陈垣和陈寅恪治学方向作了改变：陈垣注意到民族气节；陈寅恪讲政治制度。两人都不再治考据，而讨论大的问题。
1933年，田汉的36岁生日庆祝会上，突然闯进了两个密探。在场的聂耳即用小提琴，按音符“3331536”，边拉边唱，绕着他们转圈子，与会者也跟着唱和、拍手掌。密探以为弄错了，就走了。人们问聂耳刚才是什么曲子，聂耳笑道：“这曲子是33年3月15日，36岁，是拉给田汉听的。”
抗战初期，《大公报》刊载两条似乎是并排在一起的广告：一条是郁达夫找妻子王映霞；还有一条是朱自清找儿子。朱自清那条用的是文艺写法，极为动人。
谢冰莹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上海抗日前线，被誉为“女兵”。何香凝有诗赠之：“征衣穿入列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江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戌。”柳亚子也作-诗云：“三载不相见，意气还如旧；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
王蘧常在敌伪时期，拒受伪交大职，有《节妇吟》明志。为此，唐文治常谑称他“瑗仲已成王寡妇了”。
李寿民（还珠楼主）在平津时，日疾书万字，皆以端楷书之。平津沦陷后，李被日寇残刑，用辣椒粉洒入眼内，尔致失明。释放后李逃到上海，只得雇用秘书两人代笔，由其口述，一日仍可得一二万字。书局以金条结算稿酬。
王礼锡主张由旧诗体写诗。但他由英国归来后，告诉艾寒松说自己已改用白话写诗。理由是诗歌要能在抗战中尽它的作用，就必须用群众的语言。
抗战时，邵荃麟住宿旅社，被宪兵检查出一部英文版内有列宁像的著作。他介绍说：“这个人你一定知道，是美国有名的诗人。”对方要表示自己有知识，便放过了他。
抗战时米珠薪桂。闻一多兼刻图章以补家用，每天清晨深夜忙碌不休。有次儿子闻立鹤和他争辩，说他刻图章那么贵还不是发国难财。闻听了并不生气，只说了一声：“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
白薇的几大包原稿：十几个剧本、许多诗和杂感、散文、小说，十多年挣扎于生死中产出的“精神儿”，在抗战爆发时，全被丢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焚尸场“火葬”了。白薇疼爱地称它们是“未出阁的处女”。
徐悲鸿抗战时住在桂林附近的阳朔，并刻有“阳朔天民”印章。当他人问其为何要住阳朔时，徐要他背诵南山厄石碑刻一首诗：“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怎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然后说，“这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查良铮（即诗人穆旦）抗战中随西南联大由长沙步行到昆明。临行前购得英文小字典一册，步行途中，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字典已撕完。
董作宾抗战时在四川用一个乡村戏台当研究室，将其搭上遮板、糊上窗纸，日夜研究。他只有一个火盆，饥时用来烤红薯果腹。
王礼锡主张用中国旧诗体写诗。但在重庆时，他已改用白话写诗，理由是要能在抗战中尽它的作用，就必须用今天的群众语言。
汤飞凡（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由于经费困难，什么都干，自己开卡车运送物资。有一次汽车中途发生故障，他爬到车下去修理，险些被来往车辆轧伤。
流浪文豪艾芜，从成都到昆明，从滇西到缅甸，从仰光到香港，从厦门到上海……其间的悲欢、离合、屈辱、自豪，构成了《南行记》系列小说。
1939年，许地山在香港任燕京大学校友会主席，开会时忘了写报告书，他说：“不必写了，我自有办法应付。”在致词时，他说：“今晚原拟将一年来会务向同学们报告，但最后我决定多让时间给校务长谈母校情况为好，会务报告留待下次开会提出……”
40年代初，林语堂到长沙，在李合盛牛肉馆吃饭；应主人邀，写了一条幅：“干炒牛肉，为圣人之所好，何以知之？孔子不撒姜食，故知其好吃辣；孟子不分牛羊，只乞远庖而已。”
1941年冬至翌年夏，邓之诚在狱中，以指甲代笔书于废纸，得纪实诗百余首；出狱后，印行诗集一册《闭关吟》。
1943年，张孝伯访钱名山，座中有北方客谈及河南南阳蝗灾，称有打落的蝗虫一只就重十五斤。钱即口占一绝：“豕像蜂在信有因，招魂读罢也伤神，客来痛话南阳事，一个蝗虫十五斤。”张亦即席作和诗：“天灾人祸苦黎元，袄异南阳岂妄喧，十五斤蝗今竟有，豺狼满地复何言。”
抗战胜利，丰子恺返杭后数月，《正报》给他一个混名“三不先生”（不教书、不讲演、不赴宴）。抗战前他是“三湾先生”（住过石门湾、江湾和嘉兴杨柳湾），现在变成“三不先生”。丰说：“三不先生”的资格，我也许不能永久保有；但至少不赴宴会“一不先生”的资格，我是永远充分具备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聘，主讲东方汉学。全欧汉学家云集奥格司佛。陈衡哲说：“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地理考古）、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
冯友兰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文学院当院长，住在张之洞旧第。别人问他重回北方的感想，他愉快地说：“我们比较晋宋人是幸运得多了，他们南渡后便未能回来，而我们却回来了，这是历史上空前的事。”
抗战初，王宠惠以三九牌香烟一罐加封，写明年、月、日和地址，请徐谟题字于罐盖纸条，上书“俟胜利还都时开吸”。1946年春在南京，他当众取出，举行开罐礼，由谢冠生作记，在座诸人一一签名。
梁实秋谈自己为什么研究英国文学，说：我的数学不好，理工科无法念，必须学文史。他选择文学的原因有二：结识他未来的太太，因为感情的关系对文学特别感兴趣；朋友知道他早年就舞文弄墨写新诗和散文，都鼓励他学文。
刘仙洲晚年用6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读书、教书、写书。他读书20年，教书30年（不包括18年的大学校长），又写了20本书。
范文澜写《中国通史》第4册时，正逢“大跃进”年代，他把隋炀帝吹嘘洛阳吃饭不要钱的史实写了进去。
叶灵凤骂过鲁迅，也挨过鲁迅的骂。六七十年代，当谈起他这些往事时，叶总是微笑，不多作解释，只是说，我已经去过鲁迅先生墓前，默默地表示过我的心愿了。
“文革”中王焕镳家中书籍尽被抄去，仅剩一部孙诒让的《墨子闲话》。于是逐篇翻检，以为商榷处甚多，由此逐字琢磨，写成《墨子集诂》等多部。
冯其庸因“文革”时藏书被抄一空，由友朋处借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本），照原书格式页码，用朱黑两色逐字抄录，花了整整一年时间。并赋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词。”
黎锦熙1901年（12岁）起记日记，开始用文言文，写行楷汉字；1920年后改写语体文，字加注音符号；1926年后改写国语罗马字；1958年后改用汉语拼音；1971年后用自创的汉语双拼法书写。
黎锦熙12岁记日记，至1978年逝世前从未停笔。因此周恩来说：全国只有锦熙先生和章士钊先生从辛亥革命以前就记日记，坚持这么久，是很重要的史料。
80年代初，老报人、作家张禹（王思翔）过南京，游明孝陵，有感而写《清平乐》：“石人石马，寥落钟山下，杀尽功臣心自怕，何必疑棺十八？试看邻座孙翁，终生仆仆从公，不用装神弄鬼，人民永记心中。”相传朱元璋死后，南京十八门都出棺材，而其真墓乃在朝天宫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