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鄢烈山。
在《中华文学选刊》上读到陈传席教授发表于去年7月1日《文论报》的《话说名家与大家》，有几个大问号横亘在胸，不能不摆出来说一说。
诚然，剥离了历史背景，割裂郭沫若一生的功过成败，以攻击和嘲笑他为时髦，是轻薄与肤浅。陈先生也不讳言郭沫若晚年曾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写文章，毛泽东称赞曹操，郭就替曹操辩解，毛泽东说喜爱李白的诗，郭就写《李白与杜甫》，违心地扬李贬杜，“显然有迎合毛泽东之意”。陈先生惊世骇俗的高论在于：“郭沫若这样做，也许对不起学术，却对得起他自己的良心！”因为“他并非阿谀逢迎，而是报（毛泽东）知遇之恩”。依陈先生之见，学术与良心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做学术无须凭良心，良心不包括学术良心？
然而，自古以来中外文化人都是看重学术良心的。作为一个文化人、学术研究者，学术良心即他的社会良心，也是他全部人格价值的基点。如果不敢追求真知、坚持真理，甚至曲学阿世，不惜指鹿为马，他就丧失了起码的学术精神，既对不起学术，又怎谈得上无愧无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当布鲁诺被缚在罗马鲜花广场的火刑柱上时，他仍坚持说是地球绕太阳转动，他对得起学术，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反之，如果他屈服于教皇的恩威，他能宣称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只是对不起“学术”吗？当马寅初的人口论被钦定为举国共讨之的靶子时，他正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才没有放弃学术观点“低头认罪”，去迎合“人多好办事”的最高指示。他们的学术也许会成为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但他们敢于坚持真理的人格（良心）将闪射永恒的光辉！
陈教授的立论旷古未闻，惊人地新奇：他竟认为在学术与报恩二者面前选择“报恩”，“正可看出他人品中真赤的部分”，“从中正能看出他的为人”。从来只闻“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的明训，只流传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佳话，何时以“学术”报私恩已成为“大家”风度？这么说来，党同伐异，哥儿们义气互相吹捧，都是值得称道的“真赤”了？
陈教授似乎很善于原情揣理体贴人心。他说：“如果是我陈传席（像郭一样受到‘一个国家元首，政党主席，处于极其崇高地位的毛泽东如此厚待’），大概也会这样做。”请注意，陈教授是在论大家与名家之别，在他看来，钱钟书尚只是小家子气的名家，他立的“大家”标准是够高的了。怎么就拿自己与“大家”将心比心起来了？谁先已册封陈传席是“大家”？“大家”首先应该是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大丈夫，怎么会牺牲“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仰视政治权威？“大家”应该是宠辱不惊，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怎么会在大人物面前产生受宠若惊的“感动”，并如接受“女为悦己者容”圣训的小女子，半依半违地献上自己的学术节操？
难道晚年的郭沫若真的像陈教授说的那样心地坦然，外不惭清议，内无疚神明吗？未必。
手头有1992年1月10日《文汇报》发表的郭沫若书简。起于1954年，止于1965年，即尚在“文革”之前；是写给“亲爱的（陈）明远小朋友”和“明远同志”的私人通信。郭老在这些秘不示人的信稿中，流露的情绪有厌恶、厌倦、愤慨、自责、悔恨、担忧：
“文艺界的情况错综复杂，你并不了解。我自己一直是超脱的。更不必让您卷到那种无聊的是非圈子里面去。”（1958年）
“我的《百花齐放》是一场大失败，尽管有人作些表面文章吹捧，但我是深以为憾的”，“悔不该当初硬着头皮赶这个时髦”。（1959年）
“在封建主义制度之下，‘官僚本位’是依附于‘帝王本位’的，前者乃是后者的延伸；在目前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然‘帝王本位’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然而‘官僚本位’的恶性势力还有所抬头，应该说，这正是一股封建残余……您在文章中的一些提法，要掌握分寸，不要让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产生误解。”（1960年）
“假话、套话、空话，是新文艺的大敌，也是新社会的大敌。你的文章，是否先放在我处保存起来，不要急于发表。凡事要先冷静地看一看再说。有时候，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可能招来不必要的麻烦。”（1963年）
“晚年只想找个小小的清静的角落，安下心来好好读些书，约几个好朋友谈谈心，度此余生。”（1965年）
从这些片断不难看出受到“超级恩遇”的郭沫若真实的心境，卸下政治舞台上笑容可掬的面具后，面对自我与挚友时不加抑制的悲凉。后人不难理解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且为领袖谋的郭沫若的苦衷，也不苛责他丧失了早年“虽千万人，吾亦往也”的大无畏勇气，毕竟趋利避害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但硬要美化郭沫若晚年的迎合之举，把他装扮成一个心甘情愿希旨承意而俯仰无愧乐哈哈的“大家”，恐怕起郭老于九泉，他也未必肯认领这顶桂冠的。
（1996年1月24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