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逸群。
凡是把国家领导人（不论他的称号是皇帝、国王、元首、总统、主席、总理、首相、总书记或第一书记）神化的（不论说他是“天纵圣明”，是救世主或是“几千年才出现一次的天才”），必定有奸人弄权，篡夺权力。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例外的普遍规律。只有极端糊涂的人，才会相信自己是天生的圣人，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不会犯错误，不会受人蒙蔽、愚弄，因此长期受奸人的愚弄，至死不悟。
列宁说过：要求政治领导人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聪明的领导人不是不犯错误，而是能及时发觉错误，及时改正，不让错误发展。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留下很多格言，说明这个道理。三千六百年以前，仲虺告诫成汤，不勉其无过，而勉其改过。二千六百年以前，诗人歌颂周宣王中兴君臣，不称赞他无阙，而赞美他能补阙（“衮职有阙为促山甫补之”。说穿龙袍的国王做错事，靠仲山甫改正它。直译是龙袍上有了破洞，靠仲山甫补好它）。最大的善是能改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没有过错，不是更好吗？但那是不可能的。周人宣布商纣的罪状，说他“予知自圣”，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是圣人，就是招致亡国杀身的大罪恶。国君如“言莫予违”（说的话，没有人违拗，人人都服从），就会是亡国之道（“一言丧邦”）。《荀子》上有一段话：“诸侯得师者（言行稍不当，就有人指责）王，得友者（有人规过责善，常听到批评）霸，得疑者（不盲从，要求再加考虑）存，莫己若者（听不到批评，只听到“正确”、“英明”、“伟大”的颂声）亡。”把有没有人批评国君的错误，批评的严厉或缓和，作为国家兴亡盛衰的直接的决定性因素，或许有些过甚其词，但所说的道理是很对的，不能因其夸大而加以忽视。
人之常情，总是喜欢听表扬而不喜欢听批评的。否则表扬和批评就失去作用了。国家最高领导人掌握极大的权力，喜怒爱憎可以决定他人的荣辱祸福。因此，他每天听到阿谀奉承的话一定很多，听到批评他的错误、缺点的话一定很少，而直率、严肃的批评则终年难得听到一、二次，甚至几年也听不到一次。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这种情形是不可能改变的。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勇气真诚地接受批评，认真而果敢地改正错误，则阿谀奉承者必日益多，而敢于进逆耳忠言的更少，甚至绝迹，从而闭塞耳目，一任奸佞摆布，从悬崖直滚下去。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能容忍其臣下比之为桀纣，是历史上少见的英主。唐德宗猜疑忌刻，对进忠言的人，虽承认他说得有道理，却认为他想猎取忠直之名，故意张扬君过，动机不良，可恶可鄙；而对卢杞这个善于揣测窥探意向，工于迎合，工于为他文过饰非的大奸臣，则十分信任，甚至卢杞以百口担保其不反的朱举兵反叛，德宗逃出长安，流亡凤翔奉天，对卢杞还是言听计从。明世宗在严嵩一伙愚弄下，相信自己是圣人，一切都办得很好，一心想做神仙，一听到杨继盛、沈炼等说“严嵩蒙蔽圣上”，就勃然大怒，处以死刑。因为严嵩教会他的逻辑：做皇帝的是圣人，圣人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如果会受人蒙蔽，就不是圣人。杨继盛等说“严嵩蒙蔽圣上”就等于说他不配做皇帝，当然非杀不可。
欺骗一个人总比较容易，欺骗多数人就极困难；长期欺骗一个人，虽困难而有可能，要长期欺骗多数人就绝无可能。这个道理是无言自明的。因此，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以封住群众（从人民到领导机构的成员）的嘴。（因为“一句抵一万句”，非权威地说上一摊船管什么用，）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
1973年8月3日脱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