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秋云。
曾经有过有一个时期，甚至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好几年，凡是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不论是小说也好，戏剧也好，甚至短短一篇故事也好，几乎无一幸免地被加上“借古讽今”的罪名，不是说这是为某某人翻案的，就是说这是为某一错误路线树碑立传的。例如陈翔鹤的《陶渊明写挽歌》，就硬是被诬陷为影射庐山会议，为彭德怀同志翻案。因此，作者就是别有用心地“借古讽今”，“矛头直指……”、“恶毒攻击……”，罪该万死，而且凡是称赞过这篇小说的，也都有“同谋犯”之嫌。诸如此类的文字狱，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就连我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也是“曾经此苦”的。
是否“借古讽今”，就一定罪该万死呢？我看也未必。严格地说，不管作者自觉还是不自觉，凡是写历史题材，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总会起点“借古讽今”的作用。不但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故事如此，就连历史书本身也并不例外。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不是编纂过一部《资治通鉴》么？既名之曰“资治”，就是说要供皇帝治国平天下参考之用。参考什么呢？无非是想从前代兴衰治乱的史实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说得坦率一点，也就是“借古讽今”。既然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还可以“借古讽今”，他不但并没有因此获罪，反而受到宋神宗的赏识，御赐书名为《资治通鉴》。那么，我们今天写历史，写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又为什么不可以“借古讽今”呢？只要讽得恰当，有借鉴作用，有教育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不是也挺好么？
当然，所谓“借古讽今”，不是搞影射史学。就以《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为例，作为推崇陶渊明而鄙薄慧远和尚，同情嵇康、向秀而谴责钟会、司马昭，一褒一贬之间，这就自然会对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有所讽喻。读者似乎也不必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去考证、追究陶渊明、嵇康、向秀是影射什么人，慧远和尚、钟会、司马昭又是影射什么人。否则每一个古人在今人当中都有那么一个“影子”，那就未免有点“可怕”了。“四人帮”是挖空心思去搞影射史学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倒不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比方说，有人认为历史剧《大风歌》中的吕后指的就是江青，我们不能禁止观众有这样的联想，但是也不必提倡人们去做这样的比拟。
总之，写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故事，甚至写历史书，既然要古为今用，就总免不了有点“借古讽今”的意思。不过，这个“讽”，倒不一定专门去“讽”某一个人，有时是“讽”某一类型的人，有时是“讽”那么一种作风、那么一种行径、那么一种品质、那么一种思想。在这些方面，今人和古人倒是可能有不少相似之处的。记得1956年文痞姚文元在上海举行婚礼时，姚蓬子兴冲冲地跑去参加，姚文元为了表示跟他这位叛徒父亲划清界限，把姚蓬子“干”在一旁，不予理睬，后来姚蓬子只好灰溜溜地退席了。当时就有人深有所感地说：“这真是吴起杀妻求将啊！”这倒是很俏皮的“借古讽今”的话。姚文元热衷名利之心不下于吴起。因此故作“大义灭亲”之态，这一点是颇有点相似的。但是他背地里又跟姚蓬子密来密往，俨然是个孝子。甚至把自己的孩子寄养在爷爷姚蓬子的家中，又何尝有什么“大义灭亲”的表现。所以这句“借古讽今”的话，也仅仅说对了一半，“求将”是真的，“杀妻”只不过是虚晃一刀罢了。看来这位说俏皮话的仁兄也像大多数“中国之君子”一样，“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句话出于《庄子·田子方》，据说是楚人温伯雪子批判孔子的弟子时说的，也有可能是庄子虚构出来的话。当然，像姚文元那样老奸巨猾的两面派，他的心本来就是十分难测的。光看他明的一套，不看他暗的一套，非受骗上当不可。“借古讽今”之所以很不容易，因为今人的阴谋诡计，往往比之古人还要“巧妙”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