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拥有无限发达的信息，就拥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信息来自一个人的情报站，换句话说，生意人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人”。对他们来说，“人的情报”无疑比“铅字情报”重要得多。越是一流的经营人才，越重视这种“人的情报”，这种情报也就越能够为自己的发展带来方便。
千里马遇伯乐是一种好命运
古今中外，在男人的成功历程中，总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人物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个男人要想取得某种成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客观方面却往往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接受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像一颗优良的种子不拒绝一块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势必会加速一个男人的成功，有时甚至决定着一个男人的命运。
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的成长经历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单田芳是一位深受广大听众喜欢的评书艺术家。调查统计表明，他在海内外的听众已达6亿之众，这确实令人惊叹。单田芳走上评书事业的道路与他善于接受别人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单田芳出生在一个评书世家。在旧社会，这是一个卑贱的职业。为此，单田芳的父母痛下决心，决定改换门庭，想靠读书兴旺后人。
1953年，单田芳顺利地考入了大学。这时，风华正茂的他却患上了严重的痔疮，先后动了三次手术，耽误了许多功课，怎么办？单田芳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懊恼之中。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个年头，新国家的诞生也产生了人的观念和地位的巨大转变。曲艺演员在当时不仅收入丰厚，而且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就曾相继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于是，单田芳的父母重又萌动了栽培他学艺的念头，并动员了评书界的几位前辈，每日以理晓之，以情动之。
虽然单田芳当时并未料到他将会有辉煌的未来，但鉴于形势，他还是明智地听从了劝告，改弦易辙，并于1954年正式拜著名评书艺人李庆海为师，走上了从艺之路。不久，便声名远扬。“文革”开始后，率真耿直的单田芳因说真话而受到批斗，造反派的毒打打碎了他满嘴的牙，极度的气愤毁坏了单田芳的嗓音，以至于文革结束时，单田芳已不得不面临再次改行的问题。
然而，命运又给了他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女评书演员刘兰芳的一炮走红使得鞍山曲艺团的领导想到了单田芳。在他们的帮助下，单田芳很快被送进医院，经过手术他终于发出了现在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沙哑的声音。
由此可见，在事业上，我们对能够提携、帮助自己发展事业的人常称之为“贵人”。除非你的运气差到极点，否则，在你的一生中，总会碰到几个贵人。例如，你在工作中一直不是很顺利，表现不佳，心灰意冷之余，你开始想打退堂鼓。你的一位上司却在这时候推了你一把，设法帮助你跨过了门槛，重燃你的斗志。有句话说“七分努力，三分机遇”。我们一直相信“爱拼才会赢”。但偏偏有些人是拼了也不见得赢，关键在于缺少贵人相助。
现代社会所认为的“贵人”，并不仅仅是指那些名门望族、权重势强的权贵之人，而在内涵上加以扩大发展，通常是指在事业上实力比你强且能帮助你发展的人。
有了贵人相助，的确对个人的事业有助益。有一份调查表明，凡是做到中、高级以上的主管，有90％都受过栽培；至于做到总经理的，有80％遇过贵人；自当创业老板的，竟然100％都曾被不同等级、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贵人提携与扶助过。不论在何种行业，“老马带路”向来是传统。目的不外乎是想栽培后进，储备接棒人才。这些例子在运动界、艺术表演界、政治界颇多。
没有贵人比较难成气候，但若要被贵人“相中”，首要条件还在于你究竟有没有凭借贵人发展的基本能力。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你一无所长，却侥幸得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保证后面一堆人在等着看你的笑话。毕竟，千里马的表现好坏与否，代表伯乐的识人之力。
有大能人保驾，男人做事更顺手男人在创业时期，因为自己的力量太小太弱，一旦出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只有关门大吉，但是如果此时有贵人相助，你的命运就会不一样了，同样的问题对他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帮你扫清障碍，使你快速成长起来。
香港中信泰富集团的荣智健，1995年底个人所持股份市值为25．2亿港元，而他的私人资产，有人估计约50亿港元。荣智健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在香港办企业的，他凭什么能使企业发展如此之快？有人说他是利用了政治上的优势，也有人说他靠的是自己善于经营。不管有多少原因，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曾得到过华资巨富李嘉诚与郭鹤年等人的鼎力相助。
荣智健是红色资本家荣毅仁之子，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机系，他从小过着富裕生活，青年时代饱受政治歧视和生活磨难。1978年他来香港投靠亲戚，持有了一些父亲给他的纺织股。
1985年荣智健卖掉自己的电子厂，身家已有4亿港元。这一年他在香港居留满7年，成为香港永久居民。
早在1979年10月，直属于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成立，董事长为荣毅仁，开办费是邓小平特批的50万元人民币。1985年北京中信在港注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卖掉自己的公司后，第二年正式进入香港中信，任董事职务。
1987年，中国国际信托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重新注册为“中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荣智健接替米国钧任董事总经理职务，董事长由唐克担任（后由王军接替）。
很早以前，荣智健就想创立一家完全由自己管理的公司。1988年国务院下令对在港的中资公司进行整顿，荣智健在这期间积极寻找借壳上市的目标，后来瞄上了泰富发展。
泰富发展的前身是冯景禧旗下的新景丰。该公司股权两度易手，冯氏家族占19％，李明治的澳洲辉煌国际占21％，曹光彪的永新企业占50．7％，控股权在曹光彪手中。由于曹光彪此时被港龙航空弄得焦头烂额，遂有意将泰富作壳出售。
荣智健想收购泰富发展，但凭自己一家的实力，恐怕很难啃烂这块骨头。于是他找贵人相助，先后联络了香港商界巨子李嘉诚、移居香港的大马华人首富郭鹤年。这两位商界巨头，在关键时候鼎力相助，一口应承下来。
1990年1月，在李嘉诚和郭鹤年的相助下，荣智健聘请收购专家梁伯韬、杜辉廉和百富勤为财务顾问，与曹光彪私下洽商。很快，双方达成协议，中信宣布正式全面收购泰富，以每股1．2港元收购曹氏的50．7％股份，并以同样条件收购全体股东的股份。
泰富原为一家投资地产的小型公司，市值7．25亿港元。由于中信持股最多，泰富发展被易名为中信泰富，荣智健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上任后，荣智健终于了却了一桩心愿，他有了一家完全由自己管理的公司。由于他经营有方，这一年中，中信泰富盈利3．33亿港元，创下不俗业绩。
中信泰富在创业过程中，得到华资的鼎力相助，此后在它的发展中，又多次得到他们的帮助。收购恒昌行是中泰的首役，此役就有众多贵人助阵。
恒昌行的企业实体为大昌贸易行，由恒生银行的元老何善衡、梁球琚、何添、林炳炎等人创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大昌已成为香港一家大型贸易公司。1990年8月10日，恒生银行首任董事长林炳炎之子林秀峰、周大福企业老板郑裕彤、中华制漆主席徐展堂联合组成的备怡公司正式成立，备怡公司将作为收购恒昌的旗舰展开收购。
收购期届满，备怡收购失败。中信泰富这个时候却冒出来要收购恒昌。
但荣智健的财力不足以吞下这个庞然大物，于是又去找大富豪们相助。7月底，荣智健会同李嘉诚、郑裕彤、百富勤、郭鹤年等9名股东，成立了收购恒昌的旗舰GREATSTGLE公司。8月初，传出林秀峰兄弟与徐展堂另组财团竞购，但他们的实力远远不及荣氏财团。
9月5日，荣氏财团收购成功，他们出价每股330港元，比恒昌估计少出了60元一股。到1991年10月22日收购期届满，百富勤代表旗舰GREATSTGLE宣布，获得97％的恒昌股权。
中信泰富占恒昌35％股份，是首席大股东，荣智健出任恒昌主席。接着荣智健向其他股东收购恒昌股份，李嘉诚、郭鹤年再次相助，率先让出，李嘉诚还出面做其他股东的工作。到1992年1月13日，其他7名股东全部将股份售予中信泰富。至此，中信泰富实力大增。
荣智健率领中信泰富后来再上几个台阶，1995年第1期《现代画报》刊载的香港十大中资排行榜上，中信泰富以474．7亿港元名列第一。又据《资本》杂志载，至1995年底，荣智健个人所持股份市值为25．2亿港元。
荣智健后来所拥有的这一切，都要感谢那些帮他“蛇吞象”的中资贵人。没有李嘉诚等人帮他扫清障碍，荣智健不知道要在这条路上走多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资贵人缩短了他发展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