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是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它与电视机、电冰箱的价格有着很大的差别。电视机、电冰箱价格上涨了，我们可以不买，没有这些东西我们照样能活下去；但食品价格上涨了，我们却不能不买。
而CPI里面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被严重低估的就是鸡鸭鱼肉等食品的价格——它导致你吃饭的花费大幅上涨。例如每一个老百姓吃饭的花费平均增加了50％，然而50％的吃饭费用的上升没有直接反映在CPI里面，为什么？
因为CPI是我们所有用到的消费品的平均数，刚才我们说到的4.8％代表所有消费品的增长，其中包括电器、住房等。所以真正重要的指标不能从整体去看，要单个来看，看肉价上升多少，大米价格上升多少，食用油价格上升多少。 CPI并不能如实反映你日常生活费用的增长，要想了解日常生活费用的增长，你只有单个去看。
所以，在看CPI 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些，一不小心的话，CPI就会说谎，就会与我们的亲身感受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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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物价指数的作用
1反映通货膨胀状况。通货膨胀率一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来表示。
2反映货币购买力变动。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货币购买力则下降；反之则上升。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倒数就是货币购买力指数。
3反映对职工实际工资的影响。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提高意味着实际工资的减少，反之，意味着实际工资的提高。
哪个城市更适合我们生存——生活成本指数
在网上，有人专门为生活在广州、上海、北京三地的人算了一笔生活成本账：
以下成本均以没有女朋友、基本不生小病、基本杜绝朋友聚会、极少吃水果、从不打碎锅碗瓢盆……的单身男性为标准计算（单位：元/月）。
广州
房租及水电煤、宽带1100（一般房租都要800，如果一个人住一房一厅大都在1000以上）吃饭600，一般不吃大餐，周末时候偶尔和同事AA制去享受一下，一次50元以下。手机、交通费等150（平时上班有班车坐的），日用品300～400左右。目前，每月花费平均1900左右。
上海
房租及水电煤700～9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100～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讯费100（因人而异，但50元是底线），餐费600（未考虑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吃饭），其他还有人情往来、充电、娱乐等，总的来说，在上海每月消费1600左右应该是一个参考指标。
北京
房租及水电煤800～1000（合租两室户），交通费200（有班车的可免，不含的士），通信费100～200（各人不同，200比较平均），餐费450（未算公司有免费工作餐及请客）。大致上，在北京每月起码消费2000左右。
如果你觉得在北京或者纽约坐地铁上班太贵，那么看看东京吧。在东京乘地铁要花3.25美元，要是顺手买份报纸喝杯咖啡，11.7美元会迅速从你口袋里消失。相同的东西，在东京的价格要比纽约贵24%。
在生活成本升高的前提下，城市中的两类人群明显呈现出了不同的生活状态。以北京为例，大多数本地人口由于住房有保障，并且社会保障很齐全，个人收入也随着经济增长而提高。因此，生活成本的提高对他们不会带来太多的压力，他们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但对于在北京工作的外地务工者而言，收入增长速度赶不上生活成本的提高速度，这使得他们的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质量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假设一个人漂在北京，他一个月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应该达到多少呢？我们不妨举一个北漂族的具体例子。
小黄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北京，在中关村的一家私营企业找到一份工作，月收入大约3000元。小黄在朝阳区某地与他人合租了一套二居室，一个月的房租为1500元。每天早餐需要3元，午餐需要10元，晚餐需要10元，每个月的食物消费大约700元。每天的交通费大约需要5元，因此一个月的交通费大约150元。每个月日常用品费和服装费用大约400元。此外，手机通信费大约需要100元。
我们综合一下这些花费，一共2850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计算并没有包括他的交际费用以及娱乐费用等，如果将这些也考虑进去的话，小黄真的“入不敷出”了。小黄的花费高吗？其实这是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了。
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30年高速发展的积累期，各地在城市化进程中，所需的生产要素很大部分都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型城市集中。这些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大城市在日渐繁华的同时，流动人口也大大增加，物质消费需求和住房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推高了城市的生活成本。
就目前来看，在北京等大城市要降低生活成本没有立竿见影的方法，政府应该通过一些经济手段控制房价及房租，减少其占劳动者收入支配的百分比，并尽量给外地务工者提供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尽力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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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成本
主要是指房屋所在地与业主平时的工作、生活圈之间所产生的各类成本。一般认为，半径为5公里的生活圈是基本生活成本的核算基础，低于或超过部分将相应减少或增加生活成本。
我们怎样面对4亿老年人——负担系数
孟子语：“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也就是说一个家庭至少要包括父母、子女两代。如果经济富足，寿命较长，加上其他条件，可以上有父母，祖父母，下有儿子孙子，四世同堂，这样的家庭被称为“义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而且这种趋势仍在延续。
据统计，1953年我国家庭平均人口为4.33人，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都大体稳定在4.23－4.43人之间。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随着计划生育的推行和家庭意识的变化，独生子女增多，家庭平均人口逐渐下降，家庭构成呈现小型化趋势。1982年平均每个家庭的人口为4.4人，2005年为3.13人，23年间家庭平均人口减少了1.27人。独生子女人数已超过1亿人，占总人口的8%左右，而由独生子女加父母组成的独生子女家庭也成为城市中最基本的家庭模式。???
作为80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而言，如今正当“而立之年”，他们在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时，社会特看到他们肩上的承重负担。对于绝大部分80后年轻家庭来说，要至少供养四个老人，还有自己的小孩，这样的负担确实很沉重。而关于这样的负担可以用一个经济学名词来测算，即负担系数。
负担系数也称抚养系数、抚养比。负担系数可分为总负担系数、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14周岁及以下和65周岁及以上也可能有人参加劳动，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中也可能有人实际未参加劳动。上述指标只是根据年龄划分来计算的，并不一定反映实际抚养与被抚养的比例，故又称为年龄负担系数，以区别经济负担系数。用负担系数一词一般均指年龄负担系数。
总负担系数=（小于14岁人口数+65岁以上人口数）/15岁至65岁人口数×100%
少年儿童尚未成为劳动适龄人口，社会和家庭为他们的成长必须付出一定的费用。如他们中途夭折，社会对他们的付出就无法收回。负担老年则不同，除个别人外，他们都已为社会作出一定的贡献，他们享用的部分实际上是他们过去劳动的扣除。因此，如分别计算少儿负担系数和老年负担系数，可以反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某些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4.37亿。同时，联合国预测，21世纪上半叶，我国一直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下半叶，我国将仅次于印度位居第二老年人口大国。
自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到2004年的22年间，中国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2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5%，高于1.17%的总人口增长速度。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43亿，占总人口的10.97%。
每个人都会有年老的一天，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对夫妻要养四位老人，全社会有接近4亿的老年人口，我们将如何面对？解决的基本办法就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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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基本模式
世界各国实行养老保险制度有三种模式，可概括为投保资助型（也叫传统型）养老保险、强制储蓄型养老保险（也称公积金模式）和国家统筹型养老保险。
经济主体的活力指数——企业景气指数
国家统计局2008.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四季度上市公司企业景气指数为106.2，分别比三季度和上年同期回落39.4和62.7点。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为107.0，比三季度回落21.6点。上市公司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幅度超过全国企业景气指数下降幅度。
这一年，由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人见面经常聊的话题就是“现在经济不景气了……”经济不景气，会给我们的生活信心，行为方式带来非常深远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企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它的景气指数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
企业景气调查起源于西方国家，此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迅速的推广和普及。1994年8月起，国家统计局开始进行企业景气调查工作，主要是借助信息公司的技术力量，开展对工业和建筑业企业直接问卷调查。全国范围的企业景气调查于1998年在统计系统正式进行，由国家统计局各级企业调查队组织实施。
企业景气调查以问卷为调查形式，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景气指标为体系，以对企业的宏观经济环境判断和微观经营状况判断相结合的意向调查为内容。其信息具有较高的超前性、客观性、可靠性和连续性，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指标设置上都弥补了传统统计方法的不足。
企业景气调查范围为：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
调查对象为：上述调查范围内的全部大型及以上和部分抽中的中小型法人企业及其负责人。
企业景气调查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
（1）企业基本情况。
（2）企业负责人对本行业景气状况的判断：包括企业负责人对当前本行业景气状况的判断、对下期本行业的景气状况的预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