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老脚印
5287200000015

第15章 陈阿訇(1)

“全能的安拉啊!我一辈子做了太多的错事,你饶恕我的罪恶吧!”每番拜功之后,陈阿訇都要这样做讨白111。回想一生的风风雨雨,他感慨万千,唯有一心一意敬拜安拉,诚心向安拉祈求,才能消除心底的不安。

所有照片都看过了,那科长又指着照片中的我问道:“这一位,你总不会不认识吧?”

——主人公的话

乌鲁木齐市河州大寺有一位年逾八旬的陈阿訇。他不是在大殿内静默、祈祷,就是低着头走路。到大寺作礼拜的许多人同他相遇,都要主动道一声“色兰”。老人抬头回色兰时,稀疏胡须的下颌颤动着,瘦削的脸庞上皱纹满布,一双擦不干泪水的眼睛半睁半闭,一副单薄的身板在宽大的中山装中晃动,似乎有些难以抵挡寒风的侵袭。

“陈阿訇原来在哪儿开学?”也许是出于怜悯,我禁不住打探老人的身世。

“他其实没有当过阿訇。不过你别小看他,他这一辈子可不简单!”

陈阿訇是东乡族,经名叫热素里,陈占海是他户口薄上的姓名。虽然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人都叫他陈阿訇,但热苏里没有当过一天阿訇。

20世纪20年代一个兔龙换届的月份,热素里出生在甘肃省东乡县的百和乡陈家村。祖父是伊赫瓦尼教派的一位阿訇,在热素里出生前就病故在清真寺学堂。父亲当过满拉,但没有开学,以务农为业。热素里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的东乡,没有学堂。13岁那年,同所有孩童一样,热素里也进寺学经。1950年初,东乡县来了解放军,不了解情况的开学阿訇辞学而去,热素里长达7年的满拉生涯也宣告结束。

热素里16岁结婚,媳妇姓黄,娘家老辈在解放前是“甘州帅”的红人,很有势力。热素里年轻时说不出为什么,对媳妇没有多少感情。当满拉那阵儿在家里时间短,还没有感到过分别扭。不当满拉了,在家整天看着媳妇,就越来越觉得没有意思。

当时乡里正在评定土地优劣,决定缴纳公粮数量。负责陈家村评定工作的一位公安助理,可能受了贿赂,把有些人的山地当川地,另一些人的川地当山地,结果核算出来的纳粮数量悬殊很大。热素里看不过,当着众人面同公安助理大吵一场。

在家同媳妇没话说,在外面看不惯是是非非,热素里产生了离家的念头。这时父亲已经病故,家里大小事情由母亲做主。母亲尽管舍不得小儿子,但又不忍心继续让他生闷气,犹豫了几天,终于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匹老马,将钱放到小儿子手中,让他到省城兰州找岳父学做买卖。

热素里像出笼的小鸟,没有给媳妇说一句告别的话语,只是给母亲道了个“色兰”,就离开了熟悉的家园。一天一夜走了120多华里,翻过七道梁,来到兰州市畅家巷的岳父家中。

岳父并不急于让女婿做生意,可热素里不愿意无所事事,更不想依赖他人。没有几天,他就辞别岳父,同正在兰州躲风头的临夏、东乡的一些头面人物做起了生意。其中,有马步芳姑舅马矿务99的两个儿子,河州专员马为良的康副官,红胡子师长,红泥滩的二旅长,白家团长,商人马彦虎,等等。这些人,家里埋下的金子拿不出来,带出来的钱快花光了,想做些买卖,又不敢露面,非常需要没有任何瓜葛的年轻人替他们打头阵。热素里身体结实,脑子聪明,特别是念了七八年经,品行好,很让他们放心。这些人虽然曾经显赫一方,但如今是埋名隐姓过逃亡的日子,所以没有了过去的傲慢,显得特别谦虚。

在这里,热素里丝毫不受歧视。尽管他只是一个小满拉,但年长他一二十岁的人为了表示尊敬,无一例外地叫他“陈阿訇”。他们的许多事情似乎离不开他的手和腿。这些人需要他,他更需要这些长者。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在这里,他摆脱了昔日的惆怅。

当时,新中国还没有完全告别战争的阴影,西北地区物资紧张,尤其是高质量的生活用品奇缺。而在尚未解放的西藏,商人们大量贩卖从尼泊尔、印度等国进口的廉价商品。陈阿訇一伙中的有些人,对西藏这条商道很熟悉。于是开始往西藏贩运临夏、甘南的酥油,从西藏带回瑞士手表、印度皮鞋、美国刀片、日本毛布、钢笔、刀片等等。什么赚钱,就贩什么。酥油,这边1市斤8角钱,到西藏3个白圆,合6元钱。一块罗马表,西藏30多元,这边能买180元;印度皮鞋,西藏一双60元,这边可以买200多元。

利润高,销路广,他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当时兰州市西关有名的“清雅斋”,是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在一楼吃饭,在二楼住宿。没有人管束,不再愁吃穿,出门不是骑马,就是乘车,何等的气派,何等的潇洒。

陈阿訇不但有教门、有钱财,而且是一个英俊青年,不知底细的人,就想方设法要把自己的姑娘嫁给他。今天是张家的大丫头,明天是马家的小姑娘,后天是李家的独生女,他明确告诉说自己老家有媳妇,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说只要那边愿意,他们不在乎。真真是这边越拒绝,那边越热情。当然,面对众多的好心人,面对如花似玉的妙龄佳秀,陈阿訇并非没有动过再娶的念头。但是,终究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念经人,不愿伤害常年侍奉母亲的媳妇,也不愿违抗母命——母亲是绝对不会同意自己再娶一房妻室的。

他生性豪爽,手头宽裕了,就越发好客起来。一遇到老家来兰州打工的乡亲,便问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回答说80元或100元,他就拿出300元或500元送给对方,让他们别在兰州受罪,回家去。看到有的乡亲衣服烂了,二话不说,拉到店铺就给买一套。至于请客吃饭,更是不在话下。

被款待的乡亲回到老家,个个都说陈阿訇在做大买卖,多有钱,多阔气。时间长了,有人就到县乡政府报告:你们到处找财东,抓地主,找到的都是些什么人?那个陈阿訇才是最该抓的大财东呢!当时,陈阿訇岳父的弟弟在县上当建设科长,对陈阿訇很了解也很钦佩的一位薛姓乡长也已经升任东乡县长,听到陈阿訇同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一些人搅到一起,就为陈阿訇着想,多次派人到兰州来,让陈阿訇回老家。薛县长带话说,你只是一个念经人,没有任何历史罪行,现在是受他们蛊惑,只要坚决同那些人脱离关系,回到东乡,至少可以安排一个吃饭的地方。岳叔黄科长甚至两次专程到“清雅斋”来劝说。

但是,陈阿訇执意不从。他认为,别说回去当个普通干部,就是当一个月能挣上百元工资的大县长,也比不上现在的生活舒服。更何况,走私买卖干了好几年了,违法犯罪已成事实,老家根本不算啥的买卖人都被抓了,自己这么严重的罪行还能放过?即便现在回去不追究,等到薛县长调走,上面查下来,早晚跑不了。

陈阿訇看得很清楚,摆在面前的只有三条出路:一是无常;二是出国;三是劳改。无常,安拉定的寿数不够,穆民不能自己找死。出国,人生地不熟,不懂语言,而且也出不去。只有被抓,判刑,蹲监狱,这种可能性最大。

在陈阿訇的一生中,这既是走南闯北,吃喝无忧,最风光的几年日子,也是担惊受怕,惶恐不安,时时感到巨大压力的一段岁月。

其实,当时和陈阿訇一起的买卖客,并不是都在做日常生活用品生意。少数人一开始就在贩卖黄金、烟土。尤其是马彦虎几个,只要赚钱,什么都敢贩。听说枪在西藏能卖大价钱,冒着风险,从青海收了一批卡宾枪。装到美国造的“大道吉”卡车上还没出发,就被西宁的公安局扣住了。马彦虎从雇请守车的藏民口中得到消息,知道大事不好,拉上恰好住在旅店里做其他生意的陈阿訇几个,慌慌张张往南跑。

几个人从兰州跑到西安,又从西安跑到上海,最后返回汉口藏了半月。不论到哪里,都发现有追捕他们的布告,这才明白买卖做不成了,就开始商量善后事宜,主要是到各个发货点收款。可是谁去收款呢?选来选去,好像只有陈阿訇最合适。因为陈阿訇人机灵,钱财方面大家放心,再说也没有直接参与贩烟贩枪的事情。

陈阿訇乘火车只身来到兰州。为了不引人注目,他没有去经常作礼拜的柏树巷清真寺作晌礼,而是去了城壕寺。可是没有料到公安便衣仍然盯上了他。昏礼时刻,他来到“清雅斋”二楼,刚上拜毡,几个公安来到他面前,一声“跟我们走”,就将手铐戴到他手上,把他拉到了畅家巷监狱。

当时的畅家巷监狱,关押着一两千号犯人,除了已决犯,还有正在审理的犯罪嫌疑人。陈阿訇关进去后,3个月未提审。囚室里的人换了又换,他成了“老房东”。虽然一个土炕大的地方拥挤着十七八个人,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能出去,但毕竟能指点着做礼拜,有粗粮能填饱肚子,他并没有觉得日子难熬。

可是,“舒服日子”并没有继续延伸。有一天,看守呼喊“1468”,陈阿訇愣了一下,才明白是叫自己出去。

审问的公安自己介绍是什么科长。问过姓名,拿出几张照片照片给陈阿訇看,说认不认识上面的人。他早就想好,无论如何,绝不承认任何事情,不拉扯任何朋友。所以,虽然他看到很清楚,那是他们一伙在西安、上海的公园喝茶、交谈的情景,但他很干脆地回答:“不认识!”

所有照片都看过了,那科长又指着照片上的陈阿訇问:“这一位,你总不会不认识吧?”

“也不认识!”陈阿訇还是否认。

科长大怒:“你连你自己都不认识,你当然不认识他们!”

白天审,晚上吃过饭又审。几个公安轮换,却不让他休息。太困了,他禁不住打盹,公安就在他中指上拴根细麻绳,身体稍一偏,绳子扯得你心痛。实在受不了,他就大声喊叫:“你们说,我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假话不能说!真话我的确没有干什么!我一个农民,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干!”

科长看陈阿訇死硬,一拍桌子,传来了马矿务的四儿子。当着面问:“这是谁?”

陈阿訇心里格噔一下,但脸上很平静地回答:“我不认识。”

科长转过去问老四,老四回答:“是陈阿訇。”说完,低下头央求陈阿訇说:“你别怪我,我实在受不了啦,你也交代吧。”

陈阿訇忘记了自己身处何方,一脚踢翻桌子,高叫道:“他受不了就胡说!我咋认识他?”

当然,这种顽固,换来的肯定不是解释和安慰。不过审理他的公安并不亲自动手,而是一声不响地将他送回监室,让监室里的犯人们处理。那些犯人,不知道从哪里学了那么多“办法”,在组长带领下,疯狂地折磨他。几天过去,他下颌的胡子拔光了,脸上的肉扯去不少;手上被手铐磨出了白生生的骨头;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痛得哪里都不敢落地;鼻孔和口里不住流血,继续审问时只好塞条毛巾。

陈阿訇记得很清,先后把他拉到采石场、车间,一共对证了13人,都是和他一块做买卖的国民党时期的那些头面人物。那些人一辈子没有吃过多少苦,一上刑罚,什么都说,而且让说多少就说多少。当然,无论同谁对质,陈阿訇始终一种态度——不认识。

这样连续审了八九个月,办案的公安没有从陈阿訇里得到任何东西。但是,虽然他硬撑着死不认帐,其他人却无一例外地检举他,所以法院还是认定了他的罪行,1958年底给他判了刑。判决书上说:陈占海,重大走私犯,被捕以来,态度恶劣,拒不认罪,顽固到底,因此从严处理,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判刑后,陈阿訇在兰州畅家巷监狱呆了两年多。1961年初,拉到新疆阜康西北的下野地农场服刑,后来曾调往奎屯、呼图壁的农垦团场,除了种田,还挫麻绳,纳鞋底,拉大锯,从砖窑里背青砖,只要是农场里的活儿,他几乎都干遍了。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给犯人们供应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不少人饿死了。他偷偷收集棉花杆、苜蓿草,捣成粉装在衣带里充饥,勉强保住了命。

1964年夏天,陈阿訇患重病住进农场医院。一个月后回到农场,指导员叫他到队部谈话。

“这次住院有什么收获?”

“犯人住医院,我没想过,这可是当官的待遇。在我们老家,老百姓病了是不住医院的。”

“你在医院听没听到什么传言?”

“看到犯人,人家都避得远远的,我什么也没听到。”

“你是老犯人,是刑事犯。现在正搞运动,我们五队几个政治犯,像伪山东省主席、伪西北民航局局长等,一直和你关系很好,这次也在住院,他们肯定给你说过什么,你应该检举。难道你不想进步?”

“指导员啊!他们和我来往,不过是利用我偷点粮食,为的是填饱肚子。他们那么聪明,那么大官,能看得起我?”

“他们不可能从不说任何反动话!你经常在一块,多少总知道一些。”

“大的坏话,没听他们说过。小的坏话,我认为没有必要汇报,也就没有留意。”

“回去回去!”指导员很不高兴地让他离开了。

正是由于外出干活,乐于帮助人;有一点好吃的,从不独吞;在管教人员面前,闭口不讲犯人们的问题,所以日子一长,陈阿訇在犯人中间有了很高的威信。先是被大家推举为农场食堂的炊事员,后来又升任食堂管理员,在司务长领导下掌管着八九百人的吃饭大事。陈阿訇虽然没有文化,但脑子活,记性好,一日三餐安排得井井有条,主副食出入记载得非常清楚。不仅犯人们满意,同在一个食堂就餐的管教人员也不得不暗暗佩服。

有一年,犯人们参加头屯河水库建设。负责工地700人食堂的,原来是一位驻队医生。陈阿訇上去后,队长让他接手管理,那位医生因此同队长产生了矛盾。

水库工地板材遍地都是,犯人们平时有东西没有地方装,就偷偷积攒木板,准备施工结束后带回农场钉木箱子。队长是老好人,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医生就跑到工地指挥部告了状。指挥部派人来到犯人宿舍一查,果然查出几十块木板。队长被免职,调到其他地方,医生代理了队长职务。

新队长上任伊始,就设法收拾老队长的红人,陈阿訇首当其冲。这天下午,他送饭到队部,放下碗筷转身时,新队长大喝道:“陈占海!站好!”

他知道新队长是要找茬了,就不冷不热地反问道:“凭什么要让我站好?我犯了什么罪?”

“你给李队长送了多少清油,多少粮票?老实交代!”

“你看到我送清油、粮票啦?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说!”陈阿訇理直气壮地质问了新队长几句,扬长而去。

晚上,新队长通知班组长开会。宣布停止陈阿訇工作,任命新的食堂管理员,并让班组长盘点食堂库存。

第二天晚上,盘点结果出来了,库房结余了1000多公斤面粉,新队长如获至宝。因为,犯人们最反对伙食管理人员克扣他们的定量,粮食结余,是克扣伙食最好的证据。

第三天晚上,召开检举批判陈阿訇的大会。会前,陈阿訇对看守排长和几个关系比较好的几个班组长说好,如果有人乱说,自己将当面争辩,请大家主持公道。